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大汇丰PFR ，作者：王勇
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的定义
所谓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或Rivalry），核心是当前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博弈，其已超越传统贸易摩擦与局部利益冲突的范畴，进入全方位、结构性、长期性的战略竞争阶段。具体而言，这场竞争覆盖经济总量、科技霸权、国际规则制定权、发展模式话语权乃至意识形态叙事等多个维度。中美双方在这场竞争中呈现“竞争性共存”的复杂态势——在深度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持续博弈，竞争成为常态，但并非必然走向全球范围的全面冲突。
将这一概念延伸至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其核心表现为“相互依赖的武器化”与“经济的安全化”。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本质上是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在经济领域的回归与升级，其核心特征并非简单的领土争端，而是经济问题的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打破过去基于市场效率的全球贸易、投资、技术合作与供应链布局逻辑，将其系统性纳入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框架。具体而言，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长臂管辖、“小院高墙”等手段，将原本的经济联系转化为战略施压的工具，争夺关键技术节点、战略资源流向和全球供应链版图的控制权，这也是当前地缘经济竞争的核心逻辑。
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
美国的国际战略调整，是当前全球格局大变局的核心推动力。当前，美国的战略调整核心指向中国，已从过去的接触、融入策略，转向全面的战略竞争与遏制，围绕对华竞争，对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从战略调整的具体方向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美国将维护技术霸权和供应链主导权置于自由贸易逻辑之上，在国际政策选择上，从过去的全球多边主义转向“有选择的全球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底色，通过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排他性小多边机制和价值观同盟等方式，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平行体系，本质上是通过阵营化布局维护自身霸权地位。
其二，从规则开放转向精准封锁。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核心领域构筑“小院高墙”，实施选择性脱钩，通过精准限制技术扩散、遏制产业升级，维持自身在高端领域的垄断优势。
需要明确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从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其不再强调“大国竞争”的整体叙事，而是将中美竞争聚焦于经济和技术领域。但需明确的是，大国竞争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转变，这一政策差异仍需重点关注。此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还具有去意识形态化、更具交易色彩的鲜明特征，与拜登政府侧重体系化遏制、联盟化围堵的策略形成区别——尽管两党手段不同，但在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上高度一致。
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的动力，可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的影响更为深远。
外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权力转移的焦虑。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打破了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架构，尤其是中国在高端制造和全球产业链中的持续攀升，直接触动了美国的霸权根基，引发其对自身主导地位的担忧。二是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国推行的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取得显著成效，被美国战略界视为对西方自由市场模式及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性挑战，这种模式层面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
内部因素则源于美国国内的深层矛盾与认知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撕裂、贫富悬殊扩大等问题日益突出，美国统治阶层倾向于将内部治理困境外部化，通过“甩锅”中国（特朗普政府还将责任推卸给盟友），转移民众对治理失败的不满。当前，对华强硬已成为美国跨越党派的“政治正确”，成为政客凝聚共识、获取选票的重要工具，也是当前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所在。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推动作用显著，军工复合体、部分保守派科技利益集团（即“硅谷科技右翼”）从地缘对抗和科技封锁中获取巨大利益，持续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强硬。此外，美国精英阶层普遍存在的霸权衰落恐慌，也成为推动其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在动力。
美国对华脱钩的实质与系统性风险
从经济规律与现实条件来看，中美完全经济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双方核心利益。当前美国对华的所谓“脱钩”，本质上是选择性脱钩、精准脱钩——近期其以“去风险”（de-risk）为名，行实质脱钩之实，在高科技、关键矿产、核心基础设施等安全敏感领域强行与中国切割，而在一般消费品等非敏感领域，仍维持既有的经贸联系。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演变也可看出这一趋势：从最初主张全面脱钩、推行“对等关税”，到逐步承认中美完全脱钩的不现实性，转而聚焦高科技领域，严控对中国的技术扩散，同时保留普通消费品贸易往来。这种“收放结合”的策略，本质上是美国在最大化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与最小化本国企业消费者损失之间寻求平衡的精准商业打击手段。
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已引发一系列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冲击，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效率损失与成本上升。脱钩政策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推高生产与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剧全球通货膨胀压力，损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第二，全球创新体系割裂。科技交流的受阻导致研发资源重复配置，知识外溢效应大幅减弱，不仅制约中美两国的科技进步，更会拖累全人类技术创新的整体速度。正如黄仁勋等美国企业界人士所担忧的，科技领域的脱钩最终将损害全球创新生态，没有赢家。
第三，平行体系与阵营化风险加剧。全球经贸体系面临分裂为两大平行市场与技术标准集团的风险，逐步形成“一个世界、两套体系”的碎片化格局。在美国部分势力的推动下，中美关系正朝着“新冷战”方向演化，这种阵营化分裂将进一步割裂全球经济。
第四，国际冲突风险上升。过去，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有效缓冲了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分歧。但随着脱钩进程推进，这一“压舱石”功能被持续弱化，危机管控的缓冲带不断收窄，中美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误判概率显著上升，进一步加剧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第五，陷入“多输”困局。脱钩的成本并非仅由中国承担，而是由全球共同买单——既损害中国经济发展，也增加美国消费者负担、影响美国企业利益，同时拖累全球各国的经济福利，最终导向没有赢家的复杂博弈，违背全球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
全球经济秩序的冲击与重构
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从根本上瓦解了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的底层逻辑，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系统性重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逻辑的历史性转变。过去30年（冷战结束后的30年）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已正式终结，全球经济进入“韧性优先”的新阶段。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普遍将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技术自主置于成本效率之上，国家干预主义回潮，市场逻辑逐步让位于安全逻辑。从历史长河来看，自由贸易主导的全球化或许只是人类历史上的“非常态”——近代以来，大国竞争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流，过去30年的超级全球化更像是一个例外。
第二，多边机制瘫痪与治理碎片化。WTO等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谈判功能，因大国博弈陷入事实上的瘫痪，其中美国近40次抵制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贸易法官的任命，直接导致WTO陷入“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全球急需协调的领域，因地缘互信缺失，各国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全球治理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难以应对全球性挑战。
第三，经济秩序的区块化与规则分裂。排他性的“小圈子”盛行，全球经济版图日益呈现阵营化、区块化特征。未来，全球可能出现两套甚至多套并行的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和投资审查体系，进一步抬高全球交易成本，阻碍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剧全球经济的分裂态势。这一趋势在国际支付领域已初现端倪，以SWIFT为代表的传统支付网络与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为代表的新型支付基础设施并行发展，推动形成“平行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分化，也直接关联着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进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核心趋势——去美元化，已成为各方共识，但这一进程并非线性推进，更可能由关键临界点或突发事件触发。结合国际政治视角分析，美元霸权的形成既依赖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也与战争、冲突奠定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因此美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卷入的各类冲突及其联盟体系的稳定性，都将直接影响美元霸权的稳固性。当前持续的俄乌冲突、美伊冲突已对美元主导地位产生一定冲击，其中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冻结俄罗斯央行约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并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出SWIFT系统，这一美元“武器化”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元主导地位可持续性的广泛讨论，更直接加速了部分国家的去美元化进程，正是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