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小聂说非洲 ，作者：聂少锐
2026年7月14日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播出。山东援非医生张军桥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亿万中国人面前。颁奖词中有一句话令人久久难忘：“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结尾又说，他的名字化作桥梁，联通万里。这座桥，一头连接着山东潍坊的故乡、年迈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另一头连接着万里之外的坦桑尼亚，连接着穆欣比利国立医院的手术室、达累斯萨拉姆的海岸，以及一个被他用生命托出海面的陌生人。
张军桥生前是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也是中国第27批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队长。2024年年初，他率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常驻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穆欣比利国立医院。非洲许多国家缺医生，更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麻醉医生。人们往往只看见手术台前的主刀医生，却不知道，一台手术能不能安全完成，麻醉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病人的呼吸、心跳和生死。张军桥到了坦桑尼亚以后，很快发现当地真正缺少的，不只是几台设备、几箱药品和几名临时来帮忙的中国医生，而是一套能够长期运行的技术体系。因此他提出：“必须带人，必须留下东西。”他组织麻醉技术培训，反复示范插管、神经阻滞等操作，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一个中国医生可以完成几十台、几百台手术，但把技术教会当地医生，他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可能救活成千上万的人。援助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让别人永远等待你的援助，而是有一天不再需要你的援助。张军桥所要留下的，正是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此段为新华社报道）
他在坦桑尼亚做的事情，并不都轰轰烈烈。义诊时，医疗队发现一名叫路易斯的八岁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脐疝，家庭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张军桥协调医疗队捐助，为孩子承担手术费用。手术成功以后，应孩子母亲请求，他给孩子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齐鲁”。这个名字没有宏大的外交辞令，也没有漂亮的宣传口号，却比许多口号更加具体。一个坦桑尼亚孩子的身体里，从此留下了一段与中国有关的记忆。多年以后，他也许未必记得某一个项目的名称，却会记得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有一群从中国来的医生没有问他是什么民族、信仰什么宗教、能不能带来回报，而是先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真正的民间友谊，往往不是在会议室里建立的，而是在病床边、教室里、工地上和一个普通人的困难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来源人民日报）
张军桥也不是到了非洲以后才突然成为英雄。在国内，他长期从事急救知识普及，发起“心跳行动”志愿服务，自己购买模拟人，在广场、社区和学校里跪在地上，一遍遍教普通人做心肺复苏。他曾驰援湖北抗击疫情，也曾捐出奖金、帮助老人、培训志愿者。后来，“心跳行动”走进二十多个城市，越来越多医务人员加入其中。一个人在危急时刻做出的选择，看起来只有短短几秒，其实往往是他过去几十年全部生活的总和。2025年6月15日，当张军桥在达累斯萨拉姆海边看到一名当地人落水时，他没有时间询问对方的国籍、肤色和身份，也不可能计算救人的成本和风险。他跃入海中，奋力托举落水者，帮助对方脱险，自己却因体力耗尽被海水吞没，生命永远停留在38岁。
那一天是周末，他没有穿白大褂，也没有站在手术台前，但医生这个职业已经长进了他的身体里。对他而言，救人不是一项临时任务，而是本能。他生前最后一条朋友圈写道：“为人民服务没有国界。”他以一名中国医生的身份为祖国感到骄傲，也希望坦桑尼亚同行感受到中国医生的力量。这句话里同时包含着两种感情：一种是家国情怀，一种是对人类生命的普遍关怀。二者并不矛盾。真正的爱国，不是走到国外以后只关心中国人的利益，更不是把国旗印在衣服上，却对身边普通非洲人的苦难视而不见。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受到尊重，最终靠的不是声音有多大，而是他是否诚实、是否专业、是否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手。张军桥穿着印有五星红旗的手术服，他对祖国最好的表达，不是反复告诉别人中国多么伟大，而是让别人从他的医术、善意与担当中，看见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样子。
我在非洲生活多年，见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来到这里。我们修公路、建铁路、盖工厂、开商店，也做矿产、地产、物流、餐饮和互联网。中国人在非洲吃苦耐劳，这是事实；中国企业为当地提供就业、税收和基础设施，同样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一些地方，中国人与当地社会仍然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很多人在非洲生活了十几年，熟悉海关官员，熟悉移民局，熟悉哪条路能够快速办事，却不知道自己公司门口那个看守的孩子在哪里上学，不知道在自己家里工作多年的保姆遇到了什么困难，也没有真正走进附近的社区。我们在华人圈里吃饭、喝酒、做生意，遇到事情才突然发现，自己虽然人在非洲，却从未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张军桥的事迹提醒我们：中国人走进非洲，不能只有生意，还应该有公益；不能只计算利润，还应当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称的社会责任。这里所说的公益，不一定是捐一大笔钱，更不是找来记者，拍一排捐赠照片，然后把横幅收走。真正有价值的公益，往往具体、长期而且不显眼。一家中国工厂可以为当地员工组织急救培训，配备急救箱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一家建筑企业可以帮助附近学校修好漏雨的教室，教会工人正确使用安全设备；一家农业公司可以培训当地农民改良种植技术；一家商会可以设立小额奖学金、法律援助基金或紧急医疗互助机制；懂中文和斯瓦希里语的年轻人，可以帮助当地学生了解中国，也帮助初到非洲的中国人理解当地社会。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居高临下地“拯救非洲”，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当地人共同解决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
援非尤其要告别一次性捐赠的冲动。送一批药品固然有用，但培训当地医护人员可能更有价值；送几十台电脑当然漂亮，但先解决学校是否有电、有网络、有教师维护，可能更加实际；给孤儿院送一次食品值得肯定，但建立稳定的营养、教育和财务监督机制，才可能真正改变孩子的生活。公益也需要专业，需要调查，需要尊重当地法律、文化与尊严。我们不能把非洲人当作等待施舍的背景，更不能把贫困儿童当作社交媒体里的道具。张军桥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把坦桑尼亚人看成一个抽象的“受援对象”。在他的眼里，那是一个具体的病人、一个需要学习的年轻医生、一个付不起手术费的孩子，也是海水中一个必须被救起的生命。
这也正是“世界公民”的意义。世界公民不是一个人忘记自己的国家，更不是取消自己的民族身份。恰恰相反，一个真正成熟的中国人，首先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别人怎样理解中国；与此同时，他又能够越过国籍、肤色、语言和宗教，看见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人首先是人，生命首先是生命。张军桥跳入海中的那一刻，他当然是一名中国医生，但他救的首先是一个人。他的家国情怀没有因为救助外国人而变淡，反而因此变得更加厚重。因为祖国的尊严，从来不只体现在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武器和宏伟的工程中，也体现在一个普通中国人面对陌生人的危难时，愿不愿意保留善良与勇气。
当然，纪念张军桥，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在非洲都冒险跳进大海。公益不能依靠不断牺牲英雄来维持，善良也必须有科学和安全作为支撑。会游泳不等于具备海上救援能力，面对离岸流和复杂海况，首先应当呼救、寻找专业救援人员和利用救生设备。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不只是他最后一刻的勇敢，更是他在无数普通日子里的长期行动：认真做一台麻醉，耐心教一个学生，帮助一个患儿，普及一次急救，把一项技术留下来，把一颗善意的种子种进当地社会。英雄最后的纵身一跃令人震撼，但支撑这一跃的，是他此前十几年一点一滴形成的人格。
张军桥牺牲后，穆欣比利国立医院为他举行追悼会，三百多名医院职工、当地民众和在坦华人前来送别。一名护士说：“他是中国人，也是我们坦桑尼亚人永远的家人。”坦桑尼亚卫生部后来向他颁发特别表彰证书，称他的奉献超越了医学的界限。第27批中国援坦医疗队最终累计救治患者超过一万人，而张军桥教过的学生、推广的技术和留下的精神，仍在当地继续救人。
我们总爱讨论中国人在非洲能够赚多少钱，能不能拿到项目，能不能找到新的市场。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一个人漂洋过海，需要生存；一家企业远赴非洲，也必须盈利。但如果几十年以后回头看，我们在非洲留下的只有矿坑、围墙、仓库、合同和银行账户，那么这种“走进非洲”终究是不完整的。一个民族真正走向世界，不只是商品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工程队走出去，更是它的责任感、同情心和文明意识走出去。我们不仅要问从非洲得到了什么，也应该问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不仅要问项目是否完成，也要问当地人的生活是否因为我们的到来变得好了一点。
张军桥没有等到回国的那一天。家人眺望着他的归路，他却把自己的归路换成了另一个人的生路。达累斯萨拉姆的海水最终淹没了他的身体，却没有淹没他的名字。“军桥”二字，仿佛冥冥之中早有寓意：他生前在中国与非洲之间传递医术，身后又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我们纪念他，不应该只为他流一次眼泪，而应该接着修这座桥。让中国人在非洲留下的不只是生意，还有信誉；不只是工程，还有友谊；不只是财富，还有善意。当越来越多普通非洲人因为一个中国医生、教师、工程师、商人或者志愿者，而对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家产生温暖的记忆时，中国才算真正走进了非洲。离祖国万里，心里仍有家国；面对陌生生命，胸中亦有人类。这便是张军桥留给我们的答案。（文章记叙内容为新闻媒体报道复制，去年已写过张医生事迹，不再赘述，直接引用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