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影视独舌 ，作者：卞芸璐
前不久，网友对《步步惊心》《父母爱情》的接力审判，让老剧“塌房”的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连续刷屏了几天。
当时我们并没有直接跟进，主要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这是个严格意义上没有受害者的舆情。
对老剧来说，“塌房”其实并不真的存在。
就拿《步步惊心》《父母爱情》两部剧来说，尽管社交媒体上涌起了很多争议性讨论，但点进豆瓣评分一看，依旧一个8.4、一个9.3，最广泛的口碑基本盘并没有改变。
顶多就是“死忠粉”的情感稍微被伤害了一下。剧集本身还因为这轮舆情增加了一些观看量和讨论度。
对片方、演员来说，更不存在实质性伤害。
与剧相关的主要生意，早在播出期就已经做完了。像《父母爱情》这部剧，都已经捐赠版权给公益性的“重温经典”频道，免费播放了。
如今的讨论，至多是在辨明了作品“时代局限性”的同时，证明了作品、角色乃至演员的国民度。
二是因为，我们认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应当尊重观众“对抗式”看剧的权利。
这一轮老剧“塌房”其实并不难理解。
通俗点概括，是观众想跟主创叫叫板。要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是传播学中已经写进教科书里很多年的“对抗式”解码方式。
只不过，老剧“塌房”是观众一次迟到很多年的“对抗式”解码。
观众当然能看懂《父母爱情》中，父辈穿越时代风雨的相濡以沫是创作主旨，江德福（郭涛饰）和安杰（梅婷饰）之间的“反差感”爱情是佐料。
但观众有权利选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解码。代入失语的，沦为“江安”爱情牺牲品的原配张桂兰（宋玉芳饰），叫一声我命不公。
观众应该也理解《步步惊心》中，虐恋其实是“苏点”、“圣母心”是兑换道德高位和偏爱的工具，而“爱情至上”是经济上行期偶像剧的铁律。
但部分观众就是想站在现在自己的认知层面，造老剧的反，也造原来自己的反，这也并无不可。
还有早些时候，给《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黄志忠饰）贴上的“妈宝”标签。
观众当然认可对海瑞诤臣的塑造。但剧中海母的掌控欲、海瑞的愚孝，以及海瑞妻子的悲情处境，也是主创塑造这个人物时的一个侧面。
观众只不过是代入女性的历史处境，把这个侧面放大了。往者不可追，讲的是别人的古，抒发的是自家的“不舒服”。
这种“塌房”都算不上什么“对抗式”解读，只是一种“协商式”解码。
电视剧是艺术创作也是文娱消费品。在如今的传播环境下，电视剧创作者就算不拥抱，也要包容观众的“对抗式”解码的行为。
这已经不是什么选择题了，而是必须接受的既定事实。
但是，结合近期舆情的发酵，我们又觉得老剧“塌房”背后的集体心理动机，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要为近两年老剧的“塌房”与“翻红”找一个接受心理层面的“公约数”，那便是公平感的焦虑。
公平感焦虑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对“特权”叙事的过敏。
这里的特权，既指阶层特权也指性别特权。
比如，《父母爱情》中的江德福。
他遭到的指责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把体制内资源向自家人倾斜的阶层特权者；另一方面是拿原配当垫脚石的性别剥削者。
这样的评价对江德福当然是不全面的。
至少，把他视为性别剥削者就多少有些牵强。
在电视剧中，江德福和前妻张桂兰是因为张桂兰出轨而离婚的。当然，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出轨的复杂原因、时代印记。
但说江德福把张桂兰当垫脚石，显然有臆测的成分。
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军人，是一个上过战场立过军功的军人。
用煽情点的话说，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有他撒出的一份热血。
但就算对这么一个人，观众现在也无法容忍他的“身份红利”。
正因为这种焦虑，“公平是争来的，不是等来的”的观点才会成为部分观众的潜在共识，观众也才会对“软蛋”式主角恨其不争。
比如，最近又回温的对《情深深雨濛濛》中依萍母亲傅文佩（徐幸饰）的审判，就是这种对“软蛋”式主角的怒其不争。
观众不是觉得被丈夫施暴、雪姨排挤的傅文佩不可怜，而是对这种自我放弃型受害者感到无力。
看到她甚至主动配合压迫，纵容丈夫陆振华（寇振海饰）的蛮狠，并始终对破镜重圆心怀幻想，观众更是从同情转为焦躁。
规则失灵后，弱者不仅不呐喊反而替规则辩护，这不是糟粕是什么？
而她对女儿依萍的态度，则被解读为弱者跪久了不仅忘了站起来，还会劝站着的人一起跪下。
“软蛋”式主角被抛弃后，另一类常在老剧中以反派出现的角色，迎来了“翻红”的机会。
这类角色不是傻白甜，也不在乎道德感，而是敢于用手段从系统性的“不公”中夺回自己应得东西的狠角色。
近来翻红的墨兰（施诗饰）便是例证。
《知否》中她处处刁难明兰，从主角视角出发，她非常讨嫌。
但要从墨兰自身的处境考量呢？她那股不服庶出身份、不甘被命运摆布、非要为自己争一条出路的劲头，又怎么不算一种反叛和励志呢？
说了这么多老剧“塌房”，并不是要给创作者列一份规避清单。只要电视剧播出，成为了意义流转系统中的公共语料，那对抗式的解码就不可避免。
但我们也不是为观众辩护，“对抗式”解码也是有边界的。一些为了可怜的流量便标新立异的碎片化传播，应当被排除在外。一些过度“六经注我”，甚至是煽动情绪的怨怼式解读，更是需要单独拎出区别对待的。
不过，最应该警惕的还是这些舆情背后被放大的公平感焦虑。它太容易被点燃，也太容易被泛化。
更关键的是，这种焦虑究竟是来自个体真实的生命感受，还是在信息茧房中被反复印证、强化后形成的执念？
这是需要每一个舆论参与者自省的问题。
审判老剧事小，传播环境的有毒化事大。
观众有反抗“特权”叙事、厌弃“软蛋”、站定我本位的权利。但希望这不要演变成一套严苛的评价体系。
解析文艺作品，有两个常识需要得到尊重：
一是剧情的构筑和确认权在编剧和导演，而在共同认定的剧情之上的理解和激扬权在观众。延伸讨论不能脱离剧情而自树靶子，那容易滑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是世界不是自我而始，探讨历史剧和年代剧的剧情，要还归特定的时代情境，对沧桑往事抱有理解之同情，而不是万事万物一把尺子，顺昌逆亡。
如果失去对复杂性的容忍能力，就没有什么深刻的作品能安全落地，也没有什么讨论能真正抵达理解。
这才是比老剧“塌房”重要得多的事。
【文/卞芸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