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清华管理评论 ，作者：刘潇肖 等
面对日益严峻的高温气候挑战，气候韧性的劳动保护体系要实现制度设计、数字技术应用与文化建设的系统协同。只有通过多元主体的共识凝聚与行动协作，才能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实现人本关怀与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在一个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夏季持续的热浪让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更显沉重。一名一线工人在岗位上突感不适，中暑倒地，随即引发设备停机和生产延误。这一突发事件使管理者真切认识到，高温天气直接关系到生产安全、员工健康与企业效能。事实上，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不断加剧，极端高温已从偶发性气候现象演变为全社会都要面对的常态化风险，对组织良性运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企业层面看，高温天气增加了员工劳动负荷与健康风险，导致工伤事故和缺勤率上升，进而影响生产效率与组织稳定性，也加大了企业的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从社会层面看，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威胁不仅关乎劳动者个体的生命安全，更涉及劳动权益保护与社会公平正义。因此，高温劳动保护问题是兼具企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议题。
在此背景下，现行以高温津贴为核心的补偿机制已难以应对“极端天气新常态”。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的应急式补偿逻辑，提出构建高韧性劳动保护管理体系的路径，期望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也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政策创新提供启示。
极端高温天气频发
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出现的频率、强度与持续时间不断刷新纪录，区域分布也在迅速扩张。传统意义上的“火炉城市”早已不足以体现天气的热度。2025年入夏以来，我国京津冀、长三角、中原城市群等地接连刷新高温极值，如山东多地连续多日突破40℃，户外劳动者的健康正面临极大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极端高温同样势头迅猛。欧洲多国遭遇“热穹”困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山火频发，连续数周超过44℃的高温炙烤成为常态。南亚多国深陷公共卫生与治理危机，印度新德里气温突破50℃。可见，极端高温已不再是某些气候带的特殊现象，而成为席卷全球的普遍威胁。
全球频发的极端高温天气深刻改变了劳动者的生存与工作环境。高温的广泛侵袭给人类健康带来种种隐患，例如，热射病已从“罕见急症”演变为高温季节的常见疾病。2025年6月，全国报告热射病病例372例，死亡率高达56.7%。仅7月14日上午，河南安阳市某医院就收治了5名重症热射病患者，其中一名因抢救无效死亡。与此同时，“冷中暑”现象也频繁发生，在白领人群中更为突出。频繁进出高温与空调低温环境，使人体自主神经系统剧烈波动，导致血管收缩与扩张失调，诱发心律不齐、脑血管疾病等急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夏季高温期间，心脑血管疾病的急诊人数持续上升，热风险的受害者已不限于体力劳动者。
更隐蔽的健康威胁来自暴露于高温带来的慢性损害。格拉泽（Glaser）等针对中美洲甘蔗工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中，慢性肾病的发病风险显著增加。事实上，高温不仅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还会带来认知能力下降、睡眠障碍及情绪焦虑、易怒等心理问题。这些长期健康损耗不仅侵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直接影响生产效率与组织效能。因此，高温的威胁不只是“看得见的中暑”，更是日积月累下人力资本的隐性流失。
尽管极端高温的现实已如此严峻，社会各界对这一现象及其对劳动者影响的认识与应对却是滞后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管理常识仍未适应突如其来的大范围、长时间的高温环境。以传统经验安排工作与生活、忽视极端高温下的健康隐患，很可能引发健康问题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如，高温天气下，外卖员、配送员中暑送医甚至身亡，夜跑者晕倒等事件接连发生；室外演出、机场与公路户外执勤人员等难以灵活调整时间的劳动者也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同时，企业管理的制度安排也缺乏对极端高温气候新常态的充分重视。在制度层面，我国现行高温劳动保护政策仍停留在应急响应与津贴发放，未能形成与劳动过程深度耦合的制度体系。津贴标准滞后、发放执行不力且缺乏动态调整机制，导致现行制度与极端高温天气现状脱节。
可见，高温天气频发不仅重塑了劳动场域的物理环境，也对企业管理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相关行业的劳动者、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均需重视气候风险并建立相应的预防与干预机制。
高温劳动保护的现实瓶颈：
制度滞后与执行困境
我国早在2012年就颁布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劳动者提供应对高温作业的制度框架，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风险加剧。现行法规在防护标准、覆盖对象与执行层面均显现出滞后与局限。
首先是防护标准模糊与滞后。《办法》中“高温天气”“露天作业”“降温措施”等关键术语缺乏明确、统一、量化的界定，企业在执行时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导致部分用人单位仅将“露天作业”限定于无遮蔽的户外工作，忽视了高温厂房、仓库等密闭空间的热暴露风险。这种模糊性不仅削弱了法规的刚性约束力，也使执法监管标准难以统一，增加了行政监管成本与执法难度。此外，防护标准也存在滞后性。高温津贴标准多年来未作实质调整，多数地区仍维持在每日10至15元，远不足以覆盖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所需的营养补充、医疗预防及健康恢复等实际成本。
其次是覆盖对象存在结构性盲区。在平台经济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奔波于户外的零工劳动者，尤其是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长时间暴露于高温中，极易出现健康问题。据报道，自2025年入夏以来，枣庄、泉州、长沙等多地出现外卖骑手、快递员猝死的悲剧。平台企业通过“技术中介”规避雇主责任，导致工伤认定、赔偿等问题极为棘手，零工劳动者的权益缺乏保障。受制于算法驱动的派单机制，不接单就意味着无收入，因此，即便在极端天气下，外卖骑手也往往铤而走险，难以主动规避高温风险。
此外，非正规就业者与临时工，如物流分拣、展会搭建、建筑装修等岗位的劳动者，因用工关系模糊、缺乏合同约束，普遍未被纳入高温津贴与休息保护体系，面临无津贴、无防护、无补偿的困境。小微企业员工同样身处制度“盲区”。多数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因规模小、资源有限，缺乏必要的降温设施与灵活作息安排，且分散性强、信息不对称较高，往往不在重点监管范围内，成为劳动监察体系难以触及的“监管盲区”。
最后是法规执行存在困境。制度的执行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处境的脆弱性。我国劳动监察资源长期不足，多项研究与媒体调查显示，全国基层监察员人均监管企业数量超200家，远超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50比1的标准，并且“定点+定时”式的传统监管模式在高度流动与分散的用工环境中效果有限。此外，违法成本较低的弊端不容忽视。依据《办法》规定，企业违规的罚款额度在1000至1万元之间，远低于环保、金融等领域的处罚水平。在利润驱动下，部分企业甚至将违规成本视作“可控的经营开支”。
与此同时，非正规就业群体往往普遍缺乏合同、考勤、岗位记录等关键证明材料，难以举证自身处于高温作业环境之中。同时，申诉程序烦琐、成本高昂，使得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成为“高壁垒、低回报”的选项。一旦申诉，劳动者还可能面临被解雇、约谈或平台封号的报复性打压。
综上所述，我国高温劳动保护制度在法律法规更新、覆盖对象以及执行保障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亟须从规章制度更新、强化监管等方面形成保障，以提升制度适配性，并通过文化塑造加强社会各方对高温天气危害的认知，从而构建具有气候韧性的劳动保护体系，确保劳动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国内外高温劳动风险的多元治理模式与启示
国际经验
全球应对高温劳动风险的治理经验呈现出制度保障、企业管理、社会创新与跨界协作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模式（见表1）。
在制度保障层面，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通过立法不断细化劳动者在极端高温下的基本权益。例如，美国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制定了高温劳动的强制预防规定，要求企业在工作环境达到特定热指数时采取“饮水、休息与遮阳”三位一体的保障措施。自2005年起，加利福尼亚州与华盛顿州率先立法，强制规定露天作业企业在气温达到95oF（35oC）时启动高温保护措施，并细化了每小时休息时间、医疗急救准备等可操作化的细节。通过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多层级立法联动，解决了广泛覆盖与地方气候存在差异的问题。
在企业管理与产业协作层面，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型国家注重将气候风险纳入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气象监测、生产排班优化及智能穿戴设备监测劳动者健康，实现对高温暴露的动态管控。以必和必拓（BHP）、力拓（Rio Tinto）为代表的大型矿业公司已将气温升高的潜在风险纳入气候适应策略中，通过在矿区部署环境传感系统、优化工作排班机制、监测极端天气预警等方式，强化企业对劳动者健康的动态管理。这一举措有助于保护员工健康，减少因中暑或热射病导致的生产损失。
在南亚与非洲地区，社会创新与弱势劳动者保护在高温劳动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度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WA）联合保险机构推出“参数型气候保险”等金融工具，依据气温阈值自动触发赔付机制，保障非正规女工在极端高温下的收入，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有助于保障非正规就业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收入与生计。在国际劳工组织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的支持下，孟加拉国正探索将“气候敏感型职业健康审计”引入服装制造等外向型产业链中，建议在出口标准中纳入高温保护合规要求。这些模式展示了多边合作与市场驱动在提升劳动保护中的作用。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也将高温健康风险纳入全球议程，联合推动《国家气候与健康行动计划》，将劳动者“热安全”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国家应建立高温暴露动态监测系统、劳动者健康影响评估机制及政策反馈回路，以形成“数据—政策—干预”的治理闭环。这一举措为各国整合职业健康与气候治理提供了系统性指导。
这些国际经验表明，单一主体难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复杂性，应通过企业、相关部门、市场等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形成多元共治模式。
国内经验
我国各级政府和相关主体在高温劳动风险治理方面逐步探索出一套涵盖政策规制、技术防护、平台协同与社会保障的多元治理模式（见表2），不仅在具体操作层面取得显著成效，也在制度构建上积累出可推广的经验。
从地方政府的应对实践来看，当前高温劳动治理已呈现出精细化管理与动态分级响应相结合的趋势。重庆、山西、宁夏、山东等地普遍依据日最高气温水平，分别设定作业时间限制与劳动强度调整方案。以山西为例，当日气温超过40℃时强制停止户外作业，37℃至40℃之间则限制作业时长，并禁止高温时段内持续工作。这种以气象数据为触发机制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有效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与操作性。与此同时，高温津贴制度作为劳动者应得权益被多地制度化并明确纳入工资总额，如宁夏每日发放标准为12元，济南则按月度计发300元，且均明确禁止以实物代替发放或冲抵其他工资项目。
此外，针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也体现出制度人文关怀。多地明令禁止安排怀孕女职工从事高温作业，保障了职业群体中的脆弱个体权益。在此基础上，部分地区进一步构建集政策执行、服务保障与执法监督为一体的复合治理机制。例如，河南邓州市推行“政策落地+人文关怀+执法护航”的三位一体机制，确保高温津贴“应发尽发”，有效实施科学错峰作业制度，并通过构建快速反应维权机制提升劳动者的权利获得感。该模式不仅强化了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又兼顾了治理过程的人文温度与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范式。
除政府外，企业在高温劳动治理中也逐渐展现出更为积极的主体角色转换与责任承担。以美团、京东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及胖东来、顺丰等大型零售、物流企业，积极构建基于智能化与个性化需求的综合防护体系。这些企业不再满足于配置通风降温设施，而是转向构建以员工健康为核心的多维度管理系统。例如，顺丰、美团依托AI调度系统，在配送路径规划中引入城市热力图和绿化数据，通过“错峰配送”“避暑导航”等功能降低员工在高温暴露下的劳动强度与时间。此外，风冷头盔、蓄冷马甲、液冷背心等装备投入使用，有助于改善户外作业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值得关注的是，若干城市通过政府与企业共建、技术与制度协同的方式，探索出基于城市尺度的治理模式。“城市冰岛计划”以500米网格为基础，构建避暑站点网络，通过微型冷岛、标准冷岛与综合冷岛三级体系，保障户外劳动者在两小时内可就近休息降温，显著提升了城市应对极端高温的弹性与韧性。杭州“热力图救援平台”集成气象卫星数据、可穿戴设备与AI算法，通过个体化热负荷预测与分钟级应急响应，实现对建筑工人、骑手等重点人群的精准干预。早在2018年，上海就引入云保链CIC，推出的区块链“高温互助合约”可以在高温红色预警发布后2小时内自动发放高温补贴，有效解决了传统保障制度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覆盖不足的问题。这些城市治理实践使劳动保护从传统的事后补偿迈向实时预警与主动干预，不仅是数字技术与制度创新有效融合的治理典范，也为高温劳动保护提供了可持续的、更具可操作性的发展路径。
构建气候韧性劳动保护体系：路径与策略
当前，我国高温劳动保护正逐步形成以“政府引导、企业推进、科技赋能、社会参与”为特征的复合治理模式。尽管劳动保护的多层级制度覆盖与多主体协同态势已经形成，现有体系仍在实践层面存在诸多不足，亟须通过系统性重构建成具备气候适应性、快速响应能力和韧性的动态保护机制（见图1）。
政府引导：规制设计与精准政策的制度保障
政府发挥宏观引导与制度保障功能，应构建适应气候新常态的劳动保护治理体系，推动高温劳动保护标准动态化与区域差异化。在津贴政策方面，建立与气温波动、物价指数及医疗成本联动的津贴调整机制，增强补偿制度的公平性与科学性。尤其是要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护，设立高温专项保障基金，开发普惠型气候健康保险产品，弥补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缺失。创新气候适应性政策，明确新型用工形态中的法律责任认定与权益保障路径。在部门协同方面，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整合气象、卫生健康与劳动保障数据，实现智能监测与精准政策跟进。
企业推进：风险管理与制度创新的联动机制
企业承担着劳动保护主体责任，要实现从被动合规向主动管理的转变，将气候韧性融入组织运营。从人性化管理出发，建立高温弹性工作制度与健康激励体系，避免极端天气下高强度连续作业，关注劳动者生理承受限度。同时，完善内部高温应急响应机制，包括健康筛查、急救流程和康复支持，并将高温防护成效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改善户外劳动者的工作微环境。例如，平台企业可以将气象参数（如温度、湿度、热指数）嵌入平台算法，实现智能派单、动态负荷调节与高温差异化补贴；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与政策协商，推动新就业群体雇主责任与社会保障的合理界定。
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能防护体系
企业应以技术提升风险防控的精准度和响应效率，实现从“人防”到“技防”的跨越。第一，部署集成环境传感器与可穿戴设备的物联网系统，实现对作业气候条件和劳动者生理指标的实时监测。第二，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多级健康风险预警模型，自动触发调休、停工或救援响应。第三，运用大数据分析历史高温事件健康影响，优化作业组织方式与调度策略。第四，采用集成化的智能监控系统，将员工健康安全风险纳入实时运营风险管控体系，及时掌握员工健康状况，全面提升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水平。
社会参与：“生命至上”的协同治理生态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构建高温劳动保护的文化共识与多元共治格局，推动媒体转变叙事导向，倡导以“科学防护、健康优先”取代过度强调“吃苦耐劳”的传统观念。鼓励工会、行业协会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劳动保护和职业健康培训，将高温健康防护纳入职业教育和公众科普体系，提升劳动者自我防护与应急处置能力。建立“企业—社区—家庭”联动的支持网络，在极端天气期间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公共服务与互助资源。
面对日益严峻的高温气候挑战，气候韧性的劳动保护体系要实现制度设计、数字技术应用与文化建设的系统协同。只有实现多元主体的共识凝聚与行动协作，才能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实现人本关怀与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