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 ，作者：寒冰，责编：罗文，题图来自：AI生成
最近一个朋友接连遭遇来自感情、工作、父母的暴击，整个人陷入低谷。之前的二十几年，ta的人生几乎一帆风顺，也因此，打击更加难以承受。
去看望ta的时候，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四五年前，那个时候，我也正经历一个巨大的低谷期。
我忽然意识到，每个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巨大的坎，外部世界接连坍塌，你可能都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下去了，只能一天天熬着。
但不知不觉中，低谷期就这么过去了，以及意想不到的是，内在世界的巨大成长也缓缓到来。
心理学研究者们发现，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是跨人群、跨创伤类型的普遍心理现象，他们将其命名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指“个体在应对极端困境、重大人生磨难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心理转变”[1]。
每个人都会构建一套稳定的认知假设体系，用来理解世界、预判事件、赋予人生意义。但重大人生危机会猛烈冲击甚至摧毁这套认知框架，如同一场心理地震：
人们对 “世界是善意的、可预测的、可掌控的” 固有信念崩塌，安全感、自我认同、对未来的期许也随之瓦解，并伴随强烈的心理痛苦。
但创伤带来恐惧与迷茫，也孕育着幸存者意想不到的积极改变。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重建生命旅程？有的人似乎更难。实际上，创伤本身不会直接带来成长，真正决定成长与否的，是人们在创伤后面对全新现实，不断挣扎与思考的过程。
依然用地震作比喻——灾后人们会重建房屋，并吸取经验让建筑更加坚固。同理，个体会重构认知体系，让新的信念能够接纳创伤经历、抵御未来的冲击。
这一重建过程，便是创伤后成长。
一、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低谷期，可能孕育着哪些成长？
2004年的一项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经典研究，记录了很多人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的心理感受。
汉密尔顿·乔丹描述自己与癌症抗争后的内心改变：
“第一次患癌后，生活里再微小的美好都被赋予特殊意义 —— 欣赏落日、孩子的拥抱、和伴侣说笑，这份感受从未随时间淡去。经历第二、第三次癌症后，我无比珍视亲友，认真思索余生，再也不会把平凡生活视作理所当然。”
地质学教授萨莉·沃克是空难幸存者，这场事故夺走了 83 人的生命：
“回家后，天空都变得格外明亮，我会留意人行道的纹路，一切像电影镜头般鲜活…… 如今，世间万物于我而言都是馈赠。”
环法自行车冠军兰斯·阿姆斯特朗 1996 年确诊睾丸癌，他历经多次手术与痛苦化疗，这样看待这场磨难：
“回头看，我不愿改变任何经历。若不曾患病，我不会遇见现在的妻子。我从不觉得自己不幸，这两年我收获良多，完成了巨大的自我成长。”
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一般会体现在以下五大维度：
1. 对生命的珍视提升，人生优先级重塑
从前忽略的小事（日落、家人陪伴）变得无比珍贵，不再把日常幸福视作理所当然；物质、虚名等追求权重下降，陪伴、平凡喜乐成为核心追求；对生活整体的欣赏增加，以及对“何为重要之事”的看法发生改变。
2. 人际关系更亲密、更有温度
能分辨出真正值得珍惜的亲友，共情能力大幅提升，更容易理解他人遭遇的苦难，尤其是那些共享同样困难命运的他人；部分浅层社交关系会自然淡化，深度联结显著增加。
一项关于丧亲父母创伤后成长的研究中，访谈对象们分享这种感受[2]：
“ta去世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意识到与人的关系现在真的非常重要，我更加珍爱我的丈夫。”
“在这样的境况下，你会发现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对处于任何痛苦和任何形式悲伤中的人，都更加共情了。”
3.个人力量感增强
人们会清晰意识到自己拥有远超想象的抗压能力，对坏事可能且确实会发生，逐渐有了清晰认识，但也明白 “连这种绝境都熬过来，今后任何困难都能应对”。
同时会坦然接纳自身脆弱，形成 “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矛盾心态。
4.人生新可能性被发掘
创伤往往会打破原有人生规划，催生全新道路，发觉人生新的可能性。
比如：经历背叛和离婚的家庭主妇可能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并投入到事业中；父母因癌症去世的丧亲者，可能成为临终关怀从业者，为其他正面临痛苦丧失的人提供照护与安慰；残障人群会转向艺术、公益领域，开启从前从未设想过的人生。
5.精神与存在层面的深度成长
无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无神论者，在经历低谷期后都会开始深度思考生死、存在的本质。
有信仰者信念会变得更深沉，无信仰者会主动探索生命终极问题，获得精神层面的充实，这种参与本身就可以被体验为成长。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五大维度均存在一些内在悖论：在失去中收获、脆弱中生出力量、怀疑后拥有更深的信念。
也正是这类辩证思考，使得人们能够从更加复杂、全面的视角理解自我和世界，并进一步推动人生智慧的形成。
二、成长非一朝一夕
什么人更易从创伤中获得成长？
“创伤后成长”常见、普遍，但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发生。哪怕有类似的经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同样的成长。
造成这些差异的核心因素在于“认知加工方式”，即能在多大程度上打破旧有的认知体系，形成新的认知。
研究者们将创伤后的反复思虑分为两类，二者作用完全相反：
自动闯入式反刍：创伤初期不受控的痛苦画面、后悔、假设 “如果当初”，仅带来负面情绪，无法催生成长。
主动刻意的认知加工：主动梳理创伤、寻找事件意义、重新解读经历、调整人生目标，是创伤后成长的核心驱动力。
而以下因素都会对认知加工方式产生影响：
1.个人先天特质
大五人格中，外向性、开放性与“创伤后成长”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其中积极情绪、感受开放性是关键细分特质，拥有这类特质的人更容易在逆境中捕捉正向感受，完成认知重构。
此外，乐观者还能更高效分配心理资源，放下无法掌控的执念，为后续成长发生所需要的认知加工留出空间。
2.痛苦情绪的调节
创伤初期，很可能会出现大量不受控制的闯入式负面思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负面反刍”，人需要先容纳、调节强烈痛苦，才能开展建设性认知重构。
但若想要快速平复全部痛苦，往往代表原有认知体系未被真正撼动，很难产生深度成长。适度、长期留存的痛苦，反而会持续驱动人反思、重构认知，是成长的必要条件。
只追求快速消除痛苦的干预方式，可能会牺牲长期深度成长。强行阻止幸存者反复思考创伤，比如劝他们“别想了，都过去了”、“你要振作一点”，也常常会被当事人视作无效支持。
3.自我倾诉与社会支持
向他人倾诉创伤感受、书写内心想法（自我表露）等，能有效帮助人们梳理生命叙事，并吸收他人的新视角，重构认知。
选择的支持途径很重要，若此时社会支持若阻断倾诉、回避谈论创伤，会直接抑制认知加工，阻碍成长。而稳定、包容的长期支持，才能持续推动蜕变。
在乳腺癌幸存者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当朋友与家人不希望从癌症患者那里听到关于他们疾病的事情时，认知加工似乎受到了抑制。而认知加工越少，幸存者报告的创伤后成长就越少[3]。
这其中，同经历互助团体支持效果最强。有相似创伤经历的人，更容易接纳彼此的痛苦，提供可信、可落地的全新认知思路，比如“失独父母”群体、“癌症患者”群体等。
有些创伤故事，甚至还会形成代际、群体传播，带来力量，进一步催生“创伤后成长”。
4.不同成长维度，形成的过程不同
创伤后成长不是一次性终点，而是持续、动态发展的长期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力量提升”、“看重人际关系”等大多出现在创伤早期，人会不由自主复盘整个危机过程，逐渐意识到自身拥有远超预期的承受力，完成对自我力量的确认。
而“珍惜平凡生活”“精神层面成长”等维度很难在伤痛刚降临的时候形成，它属于长期缓慢的心智重构。
随着情绪慢慢平复，人们不断更换视角重新看待过往创伤：不再只看见痛苦与损失，从中看见生活的另一面，完成正向重评，最终跳出原先的认知盲区，重塑人生的优先级。
三、成长，并不代表不痛苦
生命极其脆弱，但也极具韧性
即使拥有上述所有正向因素——乐观与开放性的人格特质、能够与痛苦情绪共存、擅长自我表露，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支持。
创伤后成长也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改变的发生总是很难。
虽然创伤后成长指向积极的一面，但这种成长并非单纯理性思考，必然裹挟浓烈情绪，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成熟、心智成长的核心。
创伤本身仍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件，成长的存在不代表痛苦消失，很多研究发现，二者相互独立，且完全可以共存。
幸存者们珍惜蜕变的收获，但绝不会希望创伤本身降临。绝大多数幸存者也并非刻意追求成长，成长只是努力活下去、重建生活秩序的自然结果，是人们心理求生的附带产物。
所以，我们也需要以更辩证的视角看待创伤后成长，不因此美化遭受的伤害。
另一方面，“创伤后成长”其实不只作用于个体，战争、经济危机、重大灾难等群体性创伤，也常常会重塑整个社会的集体认知、公共叙事，催生社会层面的转型成长。
比如1930 年代的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产生了关于“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免受资本主义之过度侵害”的新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化了参战国对其民族特征的看法；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也被视为美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有时候，个体和社会的成长还会交织在一起。在经历新冠疫情——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创伤后，很多人在“时间的暂停”与疾病威胁中，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开始更多地“向内安顿自己”。无数个体的小小转变，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也会催生重要的社会变迁。
创伤事件总会过去，但总有些东西会永久地留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会对生命的本质有更深地理解——生命极其脆弱，但也极具韧性。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开头那位正经历低谷期的朋友。我一面心疼朋友此时承受的巨大煎熬，但另一方面，我心底又涌现出一股强烈的力量和祝福。
我知道ta已经开始走向了自我成长的英雄之旅，穿越低谷期，我相信ta会重新找到自己，拥抱自己。
参考文献：
[1]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2004).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DOI:10.1207/s15327965pli1501_01
[2]Calhoun, L. G., Cann, A., Tedeschi, R. G., & McMillan, J. (2000). A correlational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growth, religion,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3, 521–527.
[3]Cordova, M. J. (1999).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sychosocial sequelae of breast cance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exing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