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动荡根源在北大西洋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正加速衰落,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三次世界大战因全球反帝成果难以打起来。 ## **1. 当前世界动荡根源是北大西洋帝国主义阵营** 新自由主义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乏力、民众苦难,执政者为维持统治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矛盾,向外输出混乱,而中国代表着和平稳定与发展。 ## **2. 去美元化进展缓慢源于南方国家精英利益捆绑** 美元体系依赖金融资产泡沫维持,多国精英资产深度绑定美元体系,阻碍了去美元化;但泡沫终会破裂,中国推进生产导向的人民币国际化已做好应对准备。 ## **3. 金砖国家凝聚力下降需推动新的进步力量联合** 部分金砖成员国受新自由主义和亲美势力影响,难以发挥反帝作用,可转向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革命诞生政权组成的更具凝聚力的合作模式。 ## **4. 南方国家需建发展型国家才能实现真正去依附** 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创造了去依附的有利条件,南方国家只有建立发展型国家体制,主动规划产业发展、吸收技术,才能避免去工业化和重新初级产品化,从合作中获益。 ## **5.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具备爆发条件** 当今已不是帝国主义主宰全球殖民地的旧时代,绝大多数国家拒绝参与霸权围堵,当前冲突只是地区性战争,帝国主义已极度衰落,大乱背后是帝国主义衰落、多极化发展的大好形势。
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为“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2026-07-29 16:41

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为“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拉迪卡·德赛


中东战火重燃,且愈演愈烈。


围绕这场战争,众多公众关切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美国总统特朗普搅动中东乱局,究竟是为所谓核安全,还是为维系美国经济运转的“大生意”?去美元化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通道等关键场景下,为何进展迟缓?伊朗战争背后,金砖国家内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们该如何再次凝聚全球南方的力量?


与此同时,相对平静的全球南方国家,在美国AI技术泡沫中如何摆脱“AI新殖民主义”的宿命?面对那些工业化愿望迫切、亟需“去依附”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能提供怎样的帮助?


近日,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of Manitoba)政治研究系教授、“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组”主任拉迪卡·德赛(RadhikaDesai),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任教期间,应邀做客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与我们分享了她独到的见解。


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教授做客《思想者茶座》观察者网

【对话/观察者网高艳平,整理/实习生高胤颉】


世界所有混乱的根源,都来自北大西洋地区


观察者网:非常高兴能邀请您过来做客。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伊朗战争的。如您所知,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破裂,战火重燃。与此同时,防务公司,甚至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家族被曝通过能源价格波动和股市震荡获取了巨额利润。


这是否表明,当今的战争实际上并非为了安全或和平,而仅仅是西方防务公司和精英们攫取巨额财富的手段?这场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战争已成为维持美国经济运转的“生意”,中东停战还有希望吗?


拉迪卡·德赛:当然。我毫不怀疑特朗普本人、他的家族以及他身边的许多亲信,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这场战争中获利。例如,人们已经评论过的一种方式是,这种反反复复的表态——你知道的,诸如“我们现在要开战了”、“我们现在要停火了”、“我们又重新开战了”等等——会导致石油价格随之上下波动。这就让那些提前知道他将发表这些声明的人,能够从油价的波动中牟利,这仅仅是其中一种方式。


网上对特朗普的调侃


毫无疑问,特朗普也在试图讨好军工复合体。他将美国军费预算从近1万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2027财年)。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增幅。


所以,当然了,这些都是这场战争经济基础的比较明显的体现。但我看待这场战争的方式是,它为什么会被发动?为什么特朗普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请记住,特朗普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坦白说,这也不利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现在,让我为您详细解释一下,我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与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之间总体上的联系的。从根本上说,在过去的大约50年里,所有西方政府都致力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新自由主义并未如其标榜的那样兑现承诺:它无法产生高经济增长,也无法创造足够就业;它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也丧失了进行重大创新的能力;它已经变得高度金融化,将焦点放在了掠夺性借贷和投机上,而不是生产性扩张。所以,这就是美国目前所拥有的资本主义形态,而事实证明,这套体系对普通民众根本不起作用。


然而,尽管如此,尽管他们自诩为民主国家,理应回应劳动人民的需求,历届西方政府却依然死守新自由主义的剧本。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是,在美国等地,普通民众正在遭受切实的苦难。


特朗普明白这一点,虽然他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至少看懂了这一点。美国政客不能再通过告诉民众经济没有问题、一切都很好之类的话来赢得选举了。他们只有承认存在巨大问题,才能赢得选举。所以特朗普在选举时说,美国经济正在走向深渊,都是民主党人毁了它,而他将让美国再次伟大;将带领美国重新实现工业化,他将给人们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等等。


就这样,特朗普当选了,而且是两次。但是,在上任之后,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向民众许诺了一切之后,在任期内却在听从一小撮极少数精英的吩咐。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大约从他上任几个月后开始,也就是从去年3月、4月起,他的支持率就一直在下滑。到了去年年底左右,他能够看出情况不妙——再过一年就是11月的选举了。


所以他开始行动了,他知道自己无计可施:他不可能制定出能够复兴美国工业的产业政策,因为那意味着要告诉美国的资本家该怎么做,而他只会听命于他们,而不是向他们发号施令。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的突破口。大家应该还记得,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在委内瑞拉海岸边集结了这支所谓的“无敌舰队”,试图攻击委内瑞拉。但三个月过去了,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也没发生。到头来,他们唯一做成的事,就是绑架了可怜的马杜罗总统和总统夫人西莉亚·弗洛雷斯——也许我不该用“可怜”这个词,因为据我所知,很可能总统及其夫人是主动决定被绑架的,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委内瑞拉将会面临更大的伤害和更多的轰炸,而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所以特朗普算是达成了这个目标,但这并没有让他的支持率有任何回升。他们试图将其粉饰为一项伟大的军事壮举。这算什么军事壮举?你闯进一个相对弱势的国家,绑架了他们的总统,这体现了什么军事实力?但不管怎样,这就是他们试图做的事情。结果于事无补,他的支持率继续下降。因此,他变得越来越绝望。


2026年4月,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朗国旗悬挂在遭美以空袭严重损毁的居民区建筑物上新华社沙达提摄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2月底,他很容易就听信了内塔尼亚胡的怂恿:“看,特朗普总统,我们在一个周末就能速战速决。我们轰炸他们,伊朗人民就会起义,那里会发生政权更迭,我们就能成为伊朗战争的英雄。”结果完全行不通,伊朗进行了反击。所以他们基本上输掉了这场战争。但特朗普不能承认,因为那将是毁灭性的,那会让他现在就变成一个“跛脚鸭”总统,撑不到11月选举之后。所以他正试图推迟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的到来。


这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也是目前的结局。那么,我如何看待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呢?对我来说,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为了确保本国资本主义生存的外部条件,因为资本主义虽然需要民族国家,但它无法仅仅在民族国家内部产生其生存所需的所有条件。它需要外部市场,需要为其过剩资本寻找外部出路,还需要廉价的投入。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由外部提供。


但帝国主义的扩张一直持续到1914年的顶峰。从那之后,就一直在衰落。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一场单一的战争。这场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但直到共产主义力量介入才得以终结。苏联和中国为结束那场由资本主义列强在80年前挑起的危机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这整整30年的危机,是一场单一的危机。这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的30年里,帝国主义就一直在衰落。共产主义出现了,民族主义出现了,去殖民化变得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者,就无法击败法西斯主义。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它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这种衰落加速了。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加速正在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我们正目睹帝国主义以一种不断加快的步伐走向衰落。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混乱的世界中。战争正在进行,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却没人对此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把气候变化给忘了,因为中国公司如今在气候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西方不管怎样都不再谈论气候变化了。所有的问题都在发生,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


但仔细想想,世界上所有的混乱根源,其实都来自世界上的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北大西洋地区。就好像,那里在不断地向外输出麻烦,所有的麻烦都来自那里。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在做这种事。与此同时,中国就像是一个相当大的岛屿,或者说是绿洲,代表着和平、稳定、可预测性、互助、进步和发展等等。


美国若能出现一支社会主义力量崛起,将是史无前例的


观察者网:特朗普总统就美国建国250周年发表了讲话,他说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敌人,美国国务院附和炒作了这种反共产主义的说法。随后我读了一篇Substack上的文章,有人指出,这是特朗普最后的一张底牌。特朗普是在反对某种美国的左翼思潮,还是在渲染反华论调,对此您怎么看?


拉迪卡·德赛:我认为特朗普正在进行某种政治铺垫。你看,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他似乎已经输掉了中期选举,但他仍在想方设法试图挽回颓势。所以很明显,他是在点名马姆达尼(Mamdani),给他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我认为,他在多大程度上会将这种指控的矛头指向中国,取决于许多因素。


如你所知,特朗普几个月前刚刚来过中国。当时他带了一个庞大随行团,几乎全都是来自美国的大企业CEO。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满脑子想着和中国做生意,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特朗普是否会抛出反华论调,完全取决于他目前与这些人的利益关系处于什么阶段,以及他是否需要分神去迎合其他游说集团。


但既然这些人全都渴望与中国开展贸易,他可能也会倾向于对中国展现出友好的姿态。就像他之前说过的那样,你也知道,他称赞中国有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说尽了此类溢美之词。


无论如何,他针对的是马姆达尼。他在指责马姆达尼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在美国,最近还有一些其他的左翼人士赢得了选举,我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渴望,普通民众对一种进步主义替代方案的渴望。他们渴望改变。特朗普本人曾做出过许多进步主义的承诺:他承诺永远不发动战争,承诺重振美国工业,承诺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我的意思是,这原本正是左翼政治议程应该关注的核心内容,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


但这才是事情的核心所在。所以他虽然向民众做出了这些许诺,却没能将其兑现。现在,民众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些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右翼人士——但他们骨子里其实更接近法西斯分子——这些人根本靠不住,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2026年1月,祖赫兰·马姆达尼在纽约市长就职典礼上讲话新华社发章正浩摄


对于这种寻找替代方案的诉求,政客们正在做出回应。马姆达尼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进步色彩的政治纲领。要知道,他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市长。尽管那是纽约市,但也只是美国众多城市中的一个罢了,他能做的毕竟有限。但他依然提出了一个出色的政治纲领。我认为,他甚至已经在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分裂:一方是那些想要一切照旧、试图继续维持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式民主党路线的人;另一方则是那些疾呼“听着,伙计们,如果我们还想赢得选举,就必须走马姆达尼所指引的那条路”的人。因此,民主党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


与此同时,我想指出另外两个重大变化。第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作为一个组织正在不断壮大。他们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近期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我想说的是,尽管他们可能并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绝对正确。


你也知道,马姆达尼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让我感到失望。但是,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马姆达尼本人。核心在于那些投票给他、并寄希望于他能带来更好改变的民众。所以,他尽可以犯各种错误。最终,民众会通过选票把他们赶下台,去寻找更称职的替代者。这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认为人们正在朝着这个大方向前进,而这是一种极其进步的趋势。我甚至认为,对于美国而言,能够出现一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力量,将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带来巨大观念转变的是加沙局势。实际上,它对民众思想的冲击甚至超过了伊朗战争。在加沙发生的、几乎等同于公开种族灭绝的暴行——即使在今天所谓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真正地唤醒了人们。


它让人们猛然惊醒,并意识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扮演着一个多么恶劣的角色,大家意识到必须对此采取行动。以色列总是反复兜售那套陈词滥调:你知道的,难道以色列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我的意思是,难道为了所谓的以色列生存权,你们就可以肆意抹杀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生存权吗?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目前仍低于10万,但我了解到,实际的总伤亡人数将会惊人得多,因为在那些尚未被清理的废墟之下,仍然掩埋着无数的遗体。


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一名男子在建筑废墟中搜寻。资料图:新华社


所以你看,加沙局势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民意。今天,以色列——即使在美国国内,你要明白,我指的并非犹太民众,而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实体——已经成为在美国最受憎恨的实体之一。甚至不仅是在中东,在整个美国以及西方世界普遍都是如此,人们根本无法相信,那些打着自由、民主等冠冕堂皇的旗号所干出的行径。


去美元化进展缓慢:因为南方国家精英在美元体系中陷得太深?


观察者网:接下来我们想探讨一下“去美元化”。在这场伊朗战争期间,有伊朗方面的报道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能会只使用人民币结算,但后来并没有发生。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大部分双边贸易已经不再使用美元;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例如在金砖国家框架下以及拉丁美洲地区——都试图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但几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美国的地位仍然很牢固,似乎去美元化进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快。为什么呢?您在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研究生暑期课专门讲了这个内容,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拉迪卡·德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要理解为什么去美元化如此困难,你必须先洞察美元体系的核心运作逻辑。


众所周知,1971年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元实际上经历了暴跌,大幅贬值。到了1980年左右——你要知道,最初美元与黄金的汇率是每盎司35美元,而后来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到了每盎司800美元。这意味着美元经历了非常剧烈的缩水,其价值贬低了20多倍。因此,许多人会说,虽然那段时期非常痛苦,但你看,美元至今依然是世界货币,所以1971年的体制变动并没有改变太多;相反,它反而让美国摆脱了必须用实物黄金兑换美元的束缚。


但我认为这种解读存在很大漏洞。现实情况是,美元确实先经历了暴跌,但在20世纪80年代又卷土重来,这完全是因为美联储当时史无前例地大幅加息。大家可能还记得,或者有所耳闻,在1980年左右,美国爆发了著名的“沃尔克冲击”(Volckershock),将利率推高至两位数,这在发达国家是极为罕见的,当时利率一度逼近20%。20%的利率,这非常令人震惊。此后,即使名义利率有所下降,但由于通胀率控制在极低水平,实际利率依然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因此,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其实际利率都相对偏高。


2019年7月,美国华盛顿的美元纸币新华社刘杰摄


但真正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从那时起,美元开始步入一种沿用至今的新模式,即美元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所谓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这一概念得名于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特里芬指出,当年的英国是通过资本输出来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英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殖民帝国,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海外榨取财富,然后再将其作为资本输出到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大陆和它的定居型殖民地。也就是说,财富是从非西方地区榨取出来的,但资本输出主要流向了这些富裕国家,从而推动了它们在那个时期的快速工业化。


与英国输出资本的模式不同,美国并没有可以用榨取财富并进行资本输出的海外殖民地。因此,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通过维持经常账户赤字来向全球提供流动性的——这或者是由于在海外发动战争,或者像近期这样,是因为其贸易地位极度恶化。美国面临着巨额的贸易赤字,各种因素叠加,导致其经常账户赤字极其庞大。而这一切,众所周知,完全是靠金融手段在支撑。美国通过向世界支付美元纸币,来购买它从全球进口的实物商品。但正如特里芬所指出的,印制的美元越多,美元面临的贬值压力就越大,因为人们会认为这些纸币正变得毫无价值,从而不再愿意持有美元。


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种本应发挥作用的贬值压力,开始被一种全新现象所抵消,那就是以美元计价的金融活动的极度扩张。请注意,这里指的是金融活动,而非实体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不是生产你我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活动,而是纯粹的金融活动,即信贷借贷活动以及资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因此,至少从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美元体系就一直建立在由这种“金融化”所制造的空中楼阁之上。我们先是经历了互联网泡沫,接着是房地产和信用泡沫,而现在,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美元计价资产市场中都充斥着泡沫。


这就是美元体系的运作逻辑:通过推进全球金融化来吸引资金回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推高美元价值,以此来对冲特里芬难题所带来的美元贬值压力。这就是大背景。


然而,随着美元体系被非理性地武器化并用作对付俄罗斯的工具,整个世界如梦初醒。我的意思是,虽然美元体系此前也曾被武器化——他们对伊朗做过,对阿富汗做过,对委内瑞拉也做过,但当他们把这套手段用在俄罗斯身上时,全世界都开始警觉并高度关注。大家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对俄罗斯——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做出这种事,那么他们就能对任何国家这样做。因此,没错,从那时起,各国便开始争相寻找替代方案。


那为什么去美元化在表面上看起来进展有些缓慢呢?原因在于,遗憾的是,即使在大多数金砖国家中——比如印度、南非、巴西或墨西哥等许多国家,依然有太多的富裕阶层选择将他们的资产存放在以美元计价的西方金融体系中。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绝不会容忍资本管制,也绝不希望看到资本管制的出台。因此,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群体在实质上扼杀了构建真正替代方案的可能。此外顺便提一句,在中国也存在着一些核心的商业与利益链条,它们至少在最低限度上仍将美元体系作为一种首选的支付结算系统来使用。


无论如何,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开展大量的应对和布局工作,例如创立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推出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同时,中国当然也正日益成为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但必须补充的是,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金融活动。当中国输出贷款时,它是出于生产性目的,为了建设农场、工厂或基础设施等等,实体特征显著,绝非为了投机炒作。因此,中国的金融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



所以,去美元化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的推进速度,根源就在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巴西或墨西哥等国)的太多精英群体在美元体系中陷得太深、利益捆绑过重。


然而,最后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由于美元体系完全依赖于这些资产泡沫,它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由泡沫驱动的系统。当然,历史上的泡沫总有破裂的时候,而每当泡沫破裂,美联储就不得不炮制出某种新的技术手段来进行干预。最早是低利率政策;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我们迎来了量化宽松(QE);而在疫情暴发后,你看到美联储的干预甚至不再局限于购买国债或房地美、房利美等政府支持企业的债券,他们甚至开始直接购买企业债券。这也是其量化宽松计划的一部分。


因此,美联储越来越清晰地暴露了其真实面目: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旨在维持美国金融化运转的内部调控机制,尽管这种过度金融化实际上正在给美国自身的实体经济造成极大的戕害。


在此背景下,正如我所言,正因为美元寄生于金融化之上,一旦这些资产泡沫破裂——目前许多分析家指出,这个“万物泡沫”(everythingbubble)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破裂——如果它真的破裂了,美元体系就将彻底完蛋。是的,因为我认为,尽管他们总是可以尝试吹大下一个泡沫,但我怀疑这一次情况将大不相同。


最后还有一点,人们经常谈论这个话题,大家虽然意识到了美元正陷入困境,但往往会说:“可目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它,中国也不会让人民币完全国际化。”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我有两点想说:


第一,如果中国为了让全世界接受人民币,而完全照搬美国的旧路,那么中国的发展奇迹将走向终结,中国经济也会变得像美国一样——生产力因过度金融化而衰弱,社会高度不平等等等。我认为中国决策层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他们目前采取的策略是允许人民币进行一种有限度的、受控的国际化,但这种国际化仅服务于贸易与生产性目的,仅用于真实商品和服务的交易结算,而绝不容许其沦为金融投机的工具。


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走这条道路——我相信中国会坚持下去——那么当美元体系最终崩溃时,至少中国已经构建起了一些成熟的替代结构,能够确保全球经济中健康的实体部分继续正常运转。


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发生崩溃,这种崩溃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它将彻底蒸发掉像埃隆·马斯克、杰夫·贝索斯等大资本家的虚假财富,因为他们的财富正是寄生在这些资产泡沫之上的。但只要存在替代路径,常规的国际贸易与清算结算就未必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中国目前已经在着手打造这些替代方案了。因此,这正是为了防范泡沫破裂的那一天而做的未雨绸缪,因为眼下泡沫确实已经存在了。


资料图:马斯克


许多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印度,这并不重要——其国内的精英阶层目前依然对美元体系趋之若鹜。


在此背景下,正如一本名为《财富岛》(Treasure Islands)的精彩著作所揭示的,该书探讨了人们如何将资金转移到加勒比海等避税天堂;但残酷的现实是,美国和英国本土才是全球最大的“避税天堂”和“财富岛”,那才是全球富豪存放资金的大本营。


从“金砖国家”到“金石之交”?


观察者网:就在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金砖国家在印度举行了外长会议。由于伊朗战争引发的复杂地缘政治关系,会上伊朗和阿联酋互怼,印度又和以色列关系暧昧。有数位来自金砖国家的学者因此指出,金砖国家可能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传统的“万隆精神”是否有助于恢复或维系南方国家内部的团结?


拉迪卡·德赛: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引人入胜的问题。我一直都持有一种观点——多年前,大概是在2013年,我在《卫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金砖国家正在对西方的至高霸权构成挑战。这篇文章成为了我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


然而,人们现在经常引用这篇文章来调侃:“看啊,拉迪卡·德赛当年把金砖国家吹得天花乱坠,可瞧瞧它们现在的样子,其中一些成员国(当然不是全部)简直成了美国权力的附庸和走狗。”


对此我的回应是,如果你仔细阅读我的那篇文章,就会发现里面写得清清楚楚:金砖国家只有在这些国家内部,摆脱新自由主义成为普遍趋势时,才能生存并壮大。


比如以印度为例,从2004年到2014年,我们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政策回调期,当时的政府出台了非常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等等。因此,只有在各成员国能够主动摆脱并扭转新自由主义趋势的框架下,金砖国家才能走向强大。否则,新自由主义只会是一剂导致自身沦为附庸的药方。


当然,就在那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莫迪当选了。自那以后,在我看来,印度在这一进程中就彻底陷入了“冷宫”(in the doghouse)。因为莫迪本质上代表的是印度大型企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在印度,没有哪个利益集团比这批大资本家更亲西方、更亲美国了。


2020年2月,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莫特拉体育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握手新华社发


因此,金砖国家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实际行动,前提是它们至少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提出批判与质疑。然而不幸的是,随着莫迪政府的当选,紧接着博索纳罗又在巴西上台等等,这些政府内部原本存在的反新自由主义倾向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以至于在今天,我认为只要现任政府依然在位,印度、南非,乃至巴西(尽管目前由卢拉政府执政)在这件事上,都让人看不到太大的希望。因为只要这些国家的私有资本力量依然根深蒂固,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掣肘本国政府,阻碍其在金砖国家框架中全面履行应尽的国际职责。


其次,莫迪所属的政党印度人民党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强烈的亲美传统。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该党在1998年首次执政时的场景——当时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BihariVajpayee)在上台后立即启动了第二次核试验。我的意思是,进行核试验本身是一回事,这无可厚非;但给美国总统写信“表忠心”,主动提出甘愿充当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阵营在亚洲围堵中国的“宪兵(gendarme)”,那完全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政党在骨子里始终奉行这一路线。在莫迪执政期间,中印关系遭遇了灾难性的恶化。


因此我经常指出,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蔓延,如果莫迪未能被移出权力中心,如果卢拉(或者他的继任者)无法从根本上挑战巴西资产阶级的顽固权力,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或许将不得不彻底告别“金砖国家”这个历史舞台,转而探讨一个新的核心简称——“金石之交”(CRINK,即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因为这些国家才真正具备保持高度战略凝聚力的核心能力。


如果你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点:它们都是通过革命洗礼而诞生的政权。只有经历过这种历史重塑的国家,才能够真正清醒地从根本上思考为了打破旧秩序究竟需要做些什么。虽然俄罗斯目前已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它至少拥有过这段作为其立国基石的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经验。


因此,可以说传统的金砖国家框架在当前的实质反帝舞台上基本上已经缺席了。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据从金砖国家这一旧有叙事中抽身,转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或者是转向一种更为松散但高效的政治默契——即让中国、巴西、墨西哥、古巴等所有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协同御敌。


打造“发展型国家”体制,南方国家才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


观察者网:有意思的想法。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全球南方“去依附”的实践。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的帮助下,津巴布韦可能就在这个月,已经开始在当地加工高附加值的硫酸锂,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出口原矿。此外,其他非洲国家如刚果(金)和赞比亚,也在强制要求企业在出口前先在本土对铜和钴进行加工。那么,您认为非洲这种旨在提高本土加工能力的新举措,是否提供了一个真正“去依附”的机会?


拉迪卡·德赛: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将能够实现去依附。但同时我也必须指出另外一点。


你要知道,当萨米尔·阿明(SamirAmin)撰写《去依附》(Delinking)一书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里,美国的实力会衰落到如此地步,而中国的实力会崛起得如此之快。但不管怎么说,在某种程度上,去依附其实已经发生了。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120多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她已经在和西方“去依附”了。


这种“去依附”是必然的,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曾经纽带、捆绑并构建起世界经济的那些联系,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联系。它们是帝国主义的纽带,而这些纽带如今正在被斩断。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全新的关系正在被塑造。并且,这有望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因为中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意愿投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并不害怕面对竞争,只要人们能够利用现有的资源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一切都会很好。


回到问题本身,关于"去依附"。我会说,"去依附"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因为过去将这些国家束缚在全球经济中的纽带,本质上是它们与前殖民宗主国之间的绑定。这些宗主国过去一直在不断压榨并收窄它们的战略自主与施展空间。而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投资的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但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拥有中国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固然极好,但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巨无霸,其工业体量极其庞大。为了能从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持续、稳定地获得长久收益,这些国家自身必须拥有一个能够主导国家发展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体制,就像中国拥有自己强大的国家调控和规划能力一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发展型政府,这些国家面临的后果将是迅速的“去工业化”。


因为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它们会迅速涌入。如果目的地国家的民众都直接选择去向中国公司购买、签合同……那么,一旦你们开始全面进口——无论是鞋子、衬衫,还是拖拉机、汽车或任何东西——你们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会彻底萎缩、甚至不复存在。因此,严重的去工业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许多拉美国家都在指出,尽管与中国的关系带来了许多切实的益处,但对其伴随而来的后果之一感到担忧,即所谓的“重新初级产品化”(re-primarization)——国家地位被重新降格为仅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出口国。


印度之所以没有加入由中国主导的自贸协定,正是因为印度拥有一个势力庞大的资本家阶级,而这个资本家阶级深知自己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我并不是说印度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印度如果拒绝加入,那么它至少应该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提升印度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从而确保即使今天不行,明天也有能力加入这类协定,因为加入这种自贸协定在长远来看是有益的。所以我的观点是,这些国家需要建立起自己独立主导的发展型国家体制。而且,中国同样也需要这些合作国家这样做。


你知道,中国奉行一项非常优秀的政策,那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这对于每一个真正心系国家前途的、正直的第三世界公务员或政治家来说,简直是世上最动听的话语。他们会惊叹道:“噢,这难道不完美吗?中国不像美国或欧洲国家那样,强行塞给我们那些紧缩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的建议,最终剥夺我们的政策自主权。中国从不强加于人。”这就是中国政策最受赞誉的魅力所在。


但问题在于,如果你不趁此机会去运用你所拥有的这种政策自主权,那么你同样会自食苦果。因此,中国也需要他们避免陷入这种困境,中国需要他们去发展和健全自身的国家职能。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发现——例如在2010年之后,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的对外贷款规模迅速上升。而最近,这一规模已经进入了平台期,甚至有所回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逐渐发现,自己固然可以展现出极大的善意,把贷款借给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或是其他地方。但是,如果这些借款国不主动去培育和发展自己的实体生产能力,他们最终将无力偿还这些债务。中国本身并非一个可以肆意挥霍财富的超级富国,中国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中国借出资金是经过审慎权衡和判断的。


2008年和2023年按债权人类别划分的非洲公共外债及公共担保外债规模占比数据来源:《不作为的代价:用10张图表解释非洲债务困境,以及G20的5个解决方案》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2024年),并参考Zucker-Marques等人2025年的研究


所以现在面临的现实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中国在继续发放贷款时面临阻碍。因为,中国虽然不干涉其内政,但也向对方明确指出:“诸位,如果你们想要这笔贷款,我们很乐意提供。但你们自身也必须切实建立并提升本土的生产能力。”


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确实能够在各个国家发挥极其有益的作用,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东道国必须拥有自身主导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体制。这种体制必须有能力像中国当年那样,在国家战略层面高效、有规划地利用这些外资。


回顾历史,中国在招商引资时,同时也向外资提出了明确的诉求:你们必须进行技术转让,必须输出管理经验,必须让我们的本土人才去学习建立和运转一家工厂所需的核心技能,以便我们日后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和内化这种能力。


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体制,才能从外资中彻底、充分地获益。


两种AI发展模式:中国模式VS硅谷模式


观察者网:接下来我们谈谈另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AI数字不平等。


我们知道,美国有所谓的“科技七雄”(MagnificentSeven),这些亿万富翁们正通过AI变得越来越富有。但同时,我们也从一些报告以及一本名为《投喂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Feedingthe Machine:the Hidden Human Labor PoweringAI)的书中得知,在肯尼亚、菲律宾、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有成千上万拿着极低底薪的劳工,在为这些AI模型进行数据标注和内容审核工作;AI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在创造一批批“数字难民”。


您曾深刻剖析过资本家是如何不断寻找新途径来压榨廉价劳动力和攫取廉价资源的。那么,这场AI热潮是否也在酝酿一种新形式的“数字剥削机器?中国作为在AI技术前沿领域开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做点什么?


拉迪卡·德赛: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当劳动力市场紧缺(供不应求)时,劳动者的处境总会更好;而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紧缺状态。因此,我认为中国帮助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劳动力改善处境的最佳方式——除了提供基本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保障之外——最核心的就是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其本土的生产能力,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一旦你拥有了更紧俏的就业环境,也就是说,工作岗位的数量实质上多于工人的数量时,工人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自然就会增强。这是其一。


第二点,当然就是关于AI本身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AI发展模式:一种是更优越的,也就是中国的模式;另一种不仅劣于前者,而且有着切实的危害,那就是西方的模式,我称之为“硅谷商业模式”。“硅谷模式”本质上就是在肆意炒作技术。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看啊,我们将要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实现超级人工智能(ASI),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那些消耗海量能源、吞噬海量数据的数据中心。”


这帮人在这些数据中心上挥金如土般地疯狂砸钱。但在我看来,这极其不靠谱。我压根不相信他们真的能造出什么通用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相比之下,中国走的是另一条更务实的道路。这也意味着,硅谷的这个科技泡沫最终必将破裂。顺便提一下,你刚才提到的“科技七雄”泡沫,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破裂了——因为现在这七家公司里,只有一半还能勉强维持股价的继续上涨,其余的都已经大幅回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关于“通用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的宏大承诺永远不可能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种神话。


因此,华尔街不再直接给这些讲故事的公司投钱,而是退而求其次,转而去投资那些为AI热潮提供芯片硬件的制造商。因为资本看穿了:只要芯片能卖出去,那些科技公司到底能不能造出通用人工智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你把芯片卖掉,你就稳赚不赔了,不是吗?


最后我想说,“通用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本身就荒谬至极。因为为这些机器编写程序的终究是人类。你永远需要一个更高级的智能体(也就是人类大脑)去对它们进行编程。这就像一句古老的玩笑:“如果你把一百只猴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给它们每猴一台打字机,只要时间足够长,它们最终能盲打出一部莎士比亚全集。”这显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SpaceX于6月12日上市,计划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实际募集857亿美元,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IPO纪录。同时,其招股书显示,2026年一季度公司净亏损约42.8亿美元Michael Nagle/彭博社


那个所谓的“最终”,大概要等到万亿年之后了。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挥霍着大把的真金白银。他们把巨资砸向SpaceX。美国和欧洲的各大金融机构都在为SpaceX疯狂站台,吹捧埃隆·马斯克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称他正在迈出人类文明的新一步,要让人类成为所谓的“跨行星物种”。


我真想把这些话打印下来装裱在相框里,立此为证。因为我敢打赌,最多不出哪怕一两年,人们就会指着这些话放声大笑,因为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埃隆·马斯克宣称,在未来10到20年内,你我就可以买张票去火星旅行。这纯粹是天方夜谭。顺便说一句,更可怕的是,这恰恰是那群正在毁灭我们这个世界人类的终极幻想。他们建造的那些数据中心正在疯狂吞噬水资源和电力能源,其恐怖的消耗量已经直接导致了能源价格的飙升。别扯什么海湾战争推高油价了,眼下光是这些数据中心就已经在大幅推高能源价格了!它们正在肆无忌惮地耗竭水资源。如果继续放任下去,为了喂养这些毫无前景——很遗憾,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前景绝对为零的数字怪物,普通民众将会面临断水断电的生存危机。


所以在我看来,这正是那帮精英的强盗逻辑:“哦,就算我们毁了地球也没关系,大不了我们可以去别的星球。”过去在气候变化议题备受全球瞩目时,你经常能买到印着“没有B计划(Thereis no planB)”字样的环保T恤。这就意味着,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它,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如果有一天埃隆·马斯克真的造出了一枚能飞往火星的火箭,它在我眼里唯一的正当用途,就是把马斯克本人塞进去发射到火星,让他永远留在那里,而且绝不给他提供返程火箭。


多极化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


观察者网:近期那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承认,关于中国的预言可能错误,并公开肯定中国模式。我们都知道西方模式正在走向衰落,而且美国和欧洲之间正在产生严重的分裂。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多极化秩序的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多极化秩序?中国又能在其中发挥怎样的大国作用?


拉迪卡·德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关于多极世界。显然,我曾提出过一个称之为“地缘政治经济学(Geopolitical Economy)”的核心理论概念。这是一种能够精准洞察资本主义时代国际事务的分析工具,同时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福山在今年4月的一次视频播客节目,以及6月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上,修正其“历史终结论”,表示中国开创了一种了不起的模式《对话太平洋》节目截屏


因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那些传统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当前的多极化现象。它们也根本无法理解,究竟什么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关系向前发展的真实动力和底层引擎?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能够包容并孕育出像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我所主张的这种“地缘政治经济学”路径,能够令人极其信服地解释这一切。根据这一理论视角,世界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变得“多极化”了。当时,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独领风骚了几十年后,首次迎来了对其工业霸权的实质性挑战。最终,日本、德国、美国等其他工业列强也纷纷完成了工业化。正是它们的工业化进程,在当时就已经彻底打破了单极格局,让世界变得多极化了。


当然,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这些列强的工业化之所以能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形式顺利开展,是因为这些国家依然能够在这个星球上找到孱弱的民族国家或无主之地来进行统治和残酷殖民。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运转逻辑,就是必须吸血并拥有一个被其奴役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在名义上是否被正式宣告为殖民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找到另一块领土,将你自身发展产生的沉重代价和内部危机毫无顾忌地转嫁给它。


因此,这些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边缘地带而展开的血腥竞争,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峰。你应该还记得,我之前重点提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由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相互倾轧与抢夺所直接引发的。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那是全人类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目睹:当战争被高度工业化、当杀戮被流水线化之后,会产生多么惨绝人寰的破坏力。这极其可怕。这些资本主义列强虽然点燃了战火,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终结它。


随后的《凡尔赛条约》——这份曾被粉饰为“凡尔赛和解(Versailles Settlement)”的废纸,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它仅仅是为必然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仇恨的祸根。


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若非因为在这两次大战的间隙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在此三十年后爆发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它也绝不会以那样的方式落下帷幕。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共产主义力量的介入和浴血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绝对无法以正义战胜邪恶的方式结束。虽然它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彻底终结帝国主义,但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宣告了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已经被极大地、不可逆地削弱了。


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就在不断地向多极化演进。最初,构成多极格局的各个“权力极”清一色全是资本主义列强。但从1917年开始,世界上不可阻挡地涌现出了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权力极”。苏联虽然在形式上解体了,但只要俄罗斯今天依然凭借着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保持着极为强大的实质生产能力;只要俄罗斯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依然保有并能够以相对积极的方式行使某种战略主动权,这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功于苏联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遗产。


因此,在当今世界,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深化和多元的多极化格局。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多极化,它实际上为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工业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当然,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建立起自主图强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体制,这些机遇也将化为泡影,因为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唯一正途。这又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我就不在此展开了。


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核心观点是:当我的专著《地缘政治经济学》完稿后,我第一次去了委内瑞拉,并在那里就书中的一些核心理念发表演讲。有人告诉我,委内瑞拉已故领导人乌戈·查韦斯(HugoChavez)过去常喜欢用“多元极化(pluripolarity)”这个词。它不仅仅指代“多极化”(即存在不止一个权力中心)这一客观事实,它更是深刻地指出:每一个“极”在内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上也是截然不同的。


委内瑞拉已故领导人乌戈·查韦斯资料图:新华社


你要知道,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阵营区分。即便是在同一阵营内部,比如瑞典的资本主义与日本的资本主义就大相径庭,而这又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有着天壤之别。同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古巴甚至越南的模式也各具特色。


所以,当今世界交织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模式。每个国家都将探索并开创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希望那是一种平等、可持续且富有生产力的模式。不管怎样,他们终将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置身的世界。特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当下,我们只能义无反顾地朝着多极化的方向阔步迈进。所以我会说,多极化这个词,很好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趋势。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观察者网:在我看来,您比其他的西方左翼人士更乐观一些。在当前多地爆发冲突的背景之下,您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为什么这么讲?


拉迪卡·德赛:事实上,我对此做过非常严谨的学术考证。我发现“世界大战(WorldWar)”这个词,最早是在19世纪中叶由一家苏格兰报纸开始使用的。而到了19世纪末期之后,这个词才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也曾敏锐地用到过“世界大战”这个表述。后来,恩格斯不仅使用了这个词,而且据我考证,大约在1885年前后,他以极其惊人的马克思主义前瞻性,精准预言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惨烈世界大战。


他那段关于世界大战的论述不过寥寥数语,但其中所描绘的炼狱图景,与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惨状简直如出一辙。而他们之所以在那时准确地使用“世界大战”这个词,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到了1914年,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世界格局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个彻头彻尾被帝国主义瓜分和主宰的世界里。一旦这些欧洲列强之间爆发战争,它们必然会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生拉硬拽进战火,因为那些地方全都是它们残酷统治的殖民地。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人都被迫为大英帝国流血卖命。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去充当霸权的炮灰。因此,正是在这个被强行绑架的意义上,“整个世界”才卷入了战争。


反观现在,尽管我们目前所置身和面临的种种地区战争极其危险,尽管它们潜藏着随时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等更加毁灭性灾难的附带风险——这确实是非常极其严峻的威胁,但它绝对不是一场“世界大战”。


请仔细思考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2022年2月,当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时,美国和拜登政府满心欢喜地企图号令全世界对俄罗斯施加极限绞杀与制裁。但这并没有发生。不仅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像拜登所幻想的那样,主动去充当打击俄罗斯的炮灰和马前卒;他们甚至根本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围堵。


所以,这不是一场世界大战。这虽然是一场非常严峻的战争,但如果我们轻率地将其冠以“世界大战”的噱头,那就是在无视并亵渎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那个任由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宰割和摆布的旧世界里了!


2026年3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政厅前,人们参加集会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新华社发邱晨摄


帝国主义的幽灵固然依然存在,但它已经比它的全盛时期虚弱了太多太多。它此刻正处于拼死挣扎的最后关头,这主要归功于全球共产主义力量历经百年的伟大抗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广大民族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奋起反击。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把当前的冲突称为“又一场世界大战”,那无疑是对全球反帝阵线所取得的这一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彻底遗忘和背叛。


就在昨天,我参加了在复旦国务学院举办的一个暑期学校活动,一位非常出色的中国青年站了起来,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千古名言唤醒了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那就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thereis chaos under the heaven yet the situation isexcellent)。你们一定对这句中文原话耳熟能详,但这是我们在英文中的翻译表达。


这句话所蕴含的核心辩证法就是:没错,如果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象,眼下的世界似乎处处动荡,局势看起来非常糟糕。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股深藏在底层的历史暗流,正在将整个世界推向正确的轨道。这股暗流,就是不可阻挡的多极化趋势,是人类对更广泛平等的觉醒,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衰落的不可逆转。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其令人振奋的时代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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