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新闻 ，作者：蔡星卓
2026年7月，受台风“美莎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7月4日以来，（珠江）流域共10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53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西江支流郁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这次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等地累计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个站点降雨突破历史同期极值，部分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坝体渗漏等险情。
不仅是广西。资料显示，我国水库总数、在建高坝规模均居全球首位。截至2020年，我国有水库9.8万多座，80%修建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小型水库占比99%以上，土石坝占九成，坝高小于30m的低坝占92%，整体呈现“中小库多、老旧坝多、土石坝多、低坝多”的工程特点。
面对日益逼近的防洪极限，其“升级”背后是一笔庞大的经济账，且各地水库差异性大，其难题也不仅仅局限于钱。
强降雨，挑战老水库的“设计工况”极限
据水利部网站7月7日消息，7月4日以来，（珠江）流域共10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53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西江支流郁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日报7月7日消息称，南宁、贵港等地累计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个站点降雨突破历史同期极值，部分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坝体渗漏等险情。
水利行业从业人员张平告诉界面新闻，在暴雨洪水期，水库可借助防洪库容来拦洪削峰、错峰滞洪，通过控制下泄流量来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也为洪水预判与群众转移争取缓冲时间。而水库的防洪标准，据天津理工大学海洋能源学院副教授王佳介绍，其通常不是统一按“最大可能暴雨”确认，而是依据工程规模、坝型、下游保护对象、失事后果、经济承受能力等设计洪水和校核洪水标准。
然而，当洪水超越极限，防线便有失灵的风险。张平坦言，极端天气下，超标准雨量情况的发生本就超出了原本的设计工况，超出了工程原有的能力范围。对此，前水利工作者于健也告诉界面新闻，我国现代的系统性气象观测记录不过上百年，一旦降雨或来水超标，再坚固的水库也难以做到万无一失。
在王佳看来，此次广西多库联动出险，是由于区域性极端暴雨将多个小流域、水库、河道、堤防同时推到临界状态。“从专业角度看，这次多库同时出险主要是由极端强降雨与中小型水库分布集中、调蓄能力相对有限等因素叠加的结果。”
王佳对界面新闻分析，本轮险情主要有3方面原因。一是极端降雨造成入库洪水快速增加。此次多个水库区域降雨历时长、范围集中且强度大，导致多个水库入库流量短时暴涨，部分水库超过现状调蓄能力或设计泄洪能力，尤其是对“全片区同步饱和”式持续极端降雨过程较为敏感的中小型水库。二是部分水库工程本体存在局限。我国许多中小型老旧水库为土石坝或均质土坝（如六蓝水库），原始设计标准难以抵御“漫顶与持续过水”的组合拳。最后是调度压力增大。水库的运维与调度需兼顾上游来水、库容条件和下游承泄能力，本轮险情的底层逻辑在于强降雨下多座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区域防洪调度承压剧增、腾挪空间受限，具体原因仍需结合水文复核、工程检测和调度记录进一步分析。
极端天气下的“防汛大考”：从传统防御到数字孪生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有水库9.8万多座，80%修建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王佳向界面新闻介绍，我国中小型水库占比99%以上，土石坝占九成，坝高小于30m的低坝占92%，整体呈现整体是“中小库多、老旧坝多、土石坝多、低坝多”的工程特点。此外，我国水库总数、在建高坝规模均居全球首位。
胡江编著的《水库大坝病险成因与除险加固效果案例分析》（下称《病险水库案例》）一书曾分析，由于经济技术条件限制，建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水库大坝普遍遗留较多工程安全隐患，同时，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大坝运行已超20年，也逐渐出现老化病害。截至2021年6月，我国尚有8699座存量病险水库未实施除险加固，已实施的水库中仍有部分存在遗留问题，且每年还会新增一定数量的病险水库。
极端天气下，中小水库频频告急，是否意味着当年的防洪标准设计太低？王佳有不同意见，从外部环境来看，水库初建时期原始水文资料不足、极端暴雨样本不够。另外，几十年间，水库下游社会经济体量剧增，从而放大了灾害后果。此外，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风险总体上升，同时部分水库虽经加固却仍可能存在局部工程与监测短板。从内部来看，水库病险现象的累积，除了水库自然老化与超标洪水、强烈地震等因素造成的水损，也可能与部分地方水库在管理和维修养护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有关，且不少小型水库缺乏智慧化监测手段，对工程安全状态的动态掌握能力不足。
事实上，我国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从未停止。《病险水库案例》提到，1975年河南“75·8”特大暴雨后，我国就对65座大型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主要目的为提高防洪标准。1986年和1992年全国又分两批次确定了共81座重点病险水库。1998年特大洪水后，除险加固步伐加快，确定了按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实施除险加固工作的原则。截至2019年6月，全国共完成6.98万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
这样的投入背后，传统的防御思路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变。气候变化之下，我国防洪体系最应该优先做什么？王佳表示，近年来，水库安全管理正逐步向工程治理、安全监测、数字孪生等协同推进。具体包括：防汛需重新识别风险，而不只查工程外观；需补齐雨水情和大坝安全监测；建立小流域短临预报和水库群联合调度；完善水库下游做洪水风险图和转移预案；依法依规推动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降等报废和功能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靠技术就能一劳永逸，王佳坦言：“真正的难点不在工程技术本身，而在工程机理、监测数据与管理调度有效结合，把物理机制和数据驱动耦到一起，也就是让模型懂水、让数据说话。”
一座中型水库的加固样本：玉溪东风水库的“升级”账本
和广西六蓝水库一样，云南省玉溪市东风水库也建于1958年。其于1960年完工，1976年扩建。作为同时具备玉溪中心城区供水、坝区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功能的重要水源，东风水库还承担着下游35万群众和10余万亩耕地的防洪重任。
然而，运行数十年后，该水库的安全隐患逐渐显现，大坝不仅饱受蚁害、渗漏与结构设计缺陷困扰，且防洪和抗震标准均无法达标，更因坝体坐落在断裂带上，安全形势堪忧。2007年10月，水库被鉴定为三类坝（病险水库）。次年11月，东风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式开工，并于2011年11月通过竣工验收。
被纳入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的东风水库，其账本清晰勾勒出我国老旧水库除险加固的资金分摊结构。2008年，该工程被纳入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计划，最初批复投资8569.01万元，由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共同分摊：中央补助5713万元、省级配套1428万元、市级配套1428.01万元。2009年，省发改委、水利厅对资金来源调整为中央补助6855万元，省级配套857万元，市级配套857.01万元。
省水利厅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分3次对工程相关项目的设计变更进行批复，变更增加投资在原地方投资中调整解决，超出部分由玉溪市自筹解决。最终，项目批准概算投资8965.55万元。经审计，工程最终审定投资8568.12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老旧水库的升级往往不限于坝体本身。除险加固的同时，东风水库还结合实施了“路坝合一”工程。公开资料显示，该工程于2009年9月开工，2013年8月竣工，审定完成投资约2.25亿元（不含征地费9618万元）。该工程资金由玉溪地方政府筹措，其中，征地补偿费用由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融资筹措，工程费用由管理局负责融资筹措，融资产生的还本付息资金由市财政统筹考虑。
据《经济日报》2011年报道，东风水库相关项目竣工后，其达到8级抗震标准，防洪抗旱作用十分明显。同时，其蓄水调度方面的能力在近年也得到验证。2025年玉溪雨水丰沛，当地水利部门“一库一策”精准施策动态平衡防汛与蓄水。东风水库此前几年因降水偏少持续低水位运行，而在降雨助力下，通过精准调度实现有效蓄水，截至2025年11月25日早上8点，其蓄水量较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458.8万立方米。
老旧水库加固如何算好“安全经济账”？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2025年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全年水利建设完成投资连续4年超万亿元。其中，大量资金投向了老旧水库的除险加固与改造。
近些年，老旧水库“升级”的资金从哪来？王佳告诉界面新闻，这类资金并非单一财政拨款，而是由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增发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地方自筹资金共同组成，对于具备一定收益条件的项目，还可依法合规使用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社会资本。“和以往相比，现在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但不同项目适用的资金渠道也有所不同。”她补充。
多元渠道中，中央支持仍占主导。根据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水利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对于现阶段重点支持领域，包括蓄滞洪区建设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等，对东、中、西、东北地区，分别按照项目投资的60%、70%、80%、80%予以支持。此专项实施期限为5年。而新建大中型灌区、大中型水库、大中型引调水及大型灌区改造提升等工程，则由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此外，“十四五”以来，水利发展资金每年还安排了小型水库维修养护中央补助资金。除了常态化预算，于健也透露，如果水库因受灾需要单独除险加固，可向上级水利部门争取专项经费。
在这场重塑防洪网的持久战中，未来的治理蓝图清晰可见。根据水利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实施方案》，2025年至2027年，我国预计共需实施200余座大中型水库和4800余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预计投资350余亿元。
张平坦言，每个水库都是独特的工程，具有极强的地区和工程差异性，维护花费不一。多位受访者告诉界面新闻，即便中央拨款比例较高，对于部分基层财政来说，自筹部分依旧存在压力。
王佳也提到，除了临时性的应急抢险和维持数年的除险加固，面向极端气候的系统水库升级周期可能更长，相应投入通常也会随之增加。若与灌区、河道、下游防洪一体化改造，规模还会更大。“中央资金解决的是重大工程和关键环节的资金来源问题，但大量中小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运行维护和长期安全管理，仍然需要地方财政承担相应责任。”她补充。
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非稳态暴雨没有上限。王佳表示，由于工程投入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特征，提高所有水库的防洪标准，财政上难以覆盖，工程上来说也未必可行。
于健也认为，防汛没有万全之策，人不可能战胜自然。无论是防汛工程措施还是非工程措施，目前都已具备成熟机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费都用来防止小概率事件。”他认为，现阶段的重点是让现有机制更好地运转，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则要抓好管理，如加强队伍建设、强化责任落实、杜绝渎职失职等。
多位受访者向界面新闻强调，防汛本身就是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并行的综合性体系。“只加固水库或只做预警都是不够的。因此，更稳妥的做法是适度加固工程标准底线的同时，重视监测预警、科学调度与转移避险。”王佳告诉界面新闻。
不过，王佳补充，从当前水利建设投资结构看，资金仍主要投向水库等实体工程建设，监测感知、智慧调度等数字化建设投入相对有限。“步入‘十五五’阶段后，随着现代化水网和数字孪生水利建设持续推进，相关投入有望进一步提升。”
面对巨大的水库基数，有限的财政资源需精打细算。从安全经济性出发，王佳认为应落实“一库一策”，综合老旧水库的生命周期成本与风险后果，通过安全鉴定、洪水复核、风险评估等系统流程实施“分级分类”的差异化治理：对下游人口密集、失事后果严重的大中型水库，应侧重“重组防御”，在推行“四预”建设的同时，优先通过加固坝体、扩建溢洪道等硬工程手段提升防洪标准；对数量巨大的小型水库，则注重工程治理与非工程措施并举，优先配齐自动监测、夜间叫应等机制，做到“测得到、传得快、算得准、叫得醒、撤得走”；而对功能弱、风险高的老旧小水库，应停止“带病运行”，在充分论证并依法履行程序的基础上实施降等、报废或改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云姐、张平、于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