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新NewTimes ，作者：新新NewTimes，指导老师：张田田
竞赛、实习、考证、考研……二十岁的他们，面前似乎总放着一张看不见的待办清单。
没有人真正把它交到他们手里，也没有人明确规定，哪一项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但今天没有参加的比赛，可能会成为简历上缺失的一行；这个暑假没有找到的实习，或许会变成毕业时落后的一步。
那些尚未发生的后果，提前进入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更令人疲惫的是，这张清单似乎永远无法清空。他们不知道这些任务究竟是谁布置的，也看不清自己正在和谁赛跑，只能从别人的课表、简历和人生进度里，猜测自己是否已经落后。
于是休息需要解释，空白让人不安，在本该最不缺时间的年纪，他们却总觉得来不及。在许多受访者看来，那长远的未来，既像是一种祝福，又如此地令人沮丧。
新媒体编辑|王晶
指导老师|张田田
专四考试前那天晚上，宿舍断了电。小岛开着台灯坐在书桌前。资料在眼前摊开，英文字母却在眼中打转。书页尽力舒展着，台灯耗着储备电量照明，她却什么都看不进去，只能流眼泪。
她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个小考试，但她还是非常害怕自己拿不到优秀。身为英语专业的学生，“现在形势这么差，还是这种天坑专业”，本来合适的岗位就不多，如果专四的成绩不够漂亮，简历又要“打折扣”了。
巨大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她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很饿，却怎么也吃不进去饭。很困，却不想睡觉，一直报复性地玩手机，在零散的可支配时间里松一口气。
上课、备考、实习......数不清的待办侵占了她的时间，对成绩和简历的追求又让她无法坐视不理，只能和无数的二十代（借用日语对年龄段的称呼，20代即20—29岁，指当下正处在从校园迈向社会这几年的青年群体。）年轻人一样，走上了一条争分夺秒的“轨道”。
时间去哪了
5月8号到6月12号，这是大广赛可以提交的窗口期。什么时候做完，只要赶在6月12号之前交上去就行，没有人规定哪一天该做完哪一步。
这本该是件轻松的事，却成了小麦这个学期最大的压力来源。作为广告系的学生，大广赛与课程评价直接挂钩，小麦如果想获得好成绩就必须攻克大广赛这一难关“它带给你压力的比较主要的方式，是它的界限很模糊。导致它融入你的生活，很理所当然地cover我的休息时间。”
假期里，她把作息调回了23点睡觉、8点起床。但随着比赛推进，睡觉的时间一点点往后挪——零点、一点、两点，甚至有一天凌晨三点，她还在自习室赶PPT，“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以为本来可以早点回去，不用拖到最后”。
为了赶进度，她十一点前把手机关机，上床给自己涂身体乳的时间也被迫让渡，到现在这个习惯“已经被毁掉了”。
同样，她的作息也被打乱，哪怕前期工作结束了，她却还是两三点才能入睡。随着作息紊乱而来的是推迟的生理期。除此之外，长期使用电脑工作让她的手指变得不太灵活，甚至发麻，长期以来的压力都被身体一一记下，反馈在生活里。
同样被ddl赶着跑的还有小天。这个学期她参与了学校组织的一项活动，前前后后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许多开放式大作业的进度都被搁置，到了期末最后一个月，进度还几乎为零。“每次觉得可以睡觉了，就会突然出一些岔子，你不得不和温暖的床say goodbye，然后爬起来继续干活。”
那段时间是她压力最大的时候，经常焦虑地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有点睡意，门外突然传来一声鸟叫。
“那时我就觉得完蛋了，熬穿了，感觉自己每天都在不停地追ddl，写完一个还有一个，当时我都希望明天的太阳不要升起了，就停留在今晚吧。”
随着课堂模式的改革，学生们被鼓励更早地与社会接触，这就要求他们在课堂外付出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社会实践。但这种模式并没有完全减轻他们在课堂上的负担，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时间还是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课表填满。
某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小君的一周相当忙碌，身为教育专业，她必须抽出时间去见习，除此之外她几乎每天都要上课，周一到周六都有早八，还有三天满课，电子课表被课程方块排得密不透风。为数不多的课余时间还要写作业、见习、准备考试，“我感觉上大学以后，给我一种在读高三的感觉”。
课业繁重，加上学习与生活的边界愈发模糊，二十代的生活被大大小小的待办切割成一个个方块，他们都很难拼凑出完整连续的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但都面临着同一种情况，就像小麦所说，“学生时间看起来是整合的，其实都是碎片化的，也会出现这种生活跟学业很模糊的情况。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学生身份和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然人的身份切割开来了。”
对他们来说，学生是一个马上就要过期的身份，在这么紧张的安排下，又要怎么为步入社会提前做好准备呢？
抢跑
小岛的答案是：找实习。
今年大二的她，正因为未来的规划而极度焦虑。“以后到底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为了让简历更出色，六月中旬就开始一直辗转着找实习。
在此之前和她爸爸聊天时，她还坚定地表示“我不会利用我的暑假去实习，或者做任何有关学习的事情”，好不容易从高中的“三无”（无双休无假期无睡眠）生活中逃离，暑假就该回归假期本身的身份，而不是什么“弯道超车”的时期。
但现在，为了毕业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她辗转投了两个星期简历，“不想从小厂开始”，但大厂难进，好不容易面试到一家不错的外企，时间协调不过来没去成，再投时已石沉大海。
就业的门槛似乎在悄悄提高，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也在同步收紧，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平均一个岗位能收到17.2份简历，应届生平均要投递150到200份简历才能换来一次面试机会，最终offer率不足8%。
小七这次回国被家人带去见的一位精英，是在投行工作、看上去二十八九的白领，“他就是我很讨厌的那种，希望他的每一个时间都具体成一个有含金量的事项”，把自己的三四年经历，直接化作一份“很具有productivity（英文原意为"生产力"，这里指履历被打磨得每段经历都指向具体、可量化的成果）”的简历。小七的母亲希望她能以此为参照，给出她在就业和未来发展上的规划，也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答案”。
这种必须把时间都转化为有效简历的紧迫感，也压在新风身上。她读的是二本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她的学历背景在就业环境里并不占优势。
“当你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院校背书的话……你有证书就是尤其是CPA证书的话，就是对你来说其实就是比较高层次的认可了……大家都说学历是敲门砖嘛，那门证也是一个敲门砖”。因此她决定考研，再考CPA，然后进一家事务所或公司作跳板。这对她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用她们的话来说，就是要高绩点，尽量在每一门课上都拿到高分。
这个过程很难，就像这学期她有一门专业术语庞杂的课，她每次要先花两三个小时理解后才能进行记忆，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虽然她好几次因此几近崩溃，但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我觉得我的能力配不上我自己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这种对未来的焦虑推着她向前。
找实习、考证书，是这种紧迫感最直接的出口。但回头看，小麦的大广赛、小君排得密不透风的见习课表，其实也是同一种紧迫感的另一种形状——只是它先被套进了课程评价、学分这些制度里，学生自己都未必意识到，自己早就被推着提前和“社会”打了照面。等到真正要找实习、要准备考研的时候，才发现这条轨道自己一直都在走，只是换了个更明显的名字。
而且这条轨道并不是孤立的个例，越来越多的二十代都挤入这条轨道，不仅是出于对未来的焦虑，也出于“脱轨”的不安。
就像小岛说，“同龄人的，他们都在做的事情，让我觉得我偏离轨道了”，她知道人生本来不应该有轨道，但是她还是会和同龄人一样，走上那条好好学习、抓紧实习，毕业后找份好工作的轨道。如果不这么做，她会觉得自己脱离了同龄人的节奏，就像“错轨了”，被强烈的不安和慌张包围。
她也承认，“这反而也是一种规训的体现。这种枷锁枷在我们的身上太久，它已经跟我们的皮肉都是黏连的。如果要把它脱落下来，反而会经历新一轮的痛苦，还不如就是背着它一直就往前走。”
小岛说的“规训”，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感受。学校把课程评价和竞赛、见习绑在一起，市场用简历和绩点筛人，而她自己，把这套标准焊进了对自己的要求里，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虽然已经离开高中了，但还是有在被优绩主义所困惑”。这套优绩主义逻辑，从他们小时候开始就存在，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小岛们拼尽全力，卷绩点卷实习，想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来丰富自己，却也因此有些“消化不良”。
据《2026青年情绪白皮书》，有压力人群达到97%，62.8%的青年处于中高压之中。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新风这样描述这种让她无可奈何的压力，”是我们自己无形之中给自己施加上这个压力，无关于外界，只是自己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小岛也提到，“大家生命轨迹的节点都在往前提，大家都在以一个八倍速的模式，来推进自己的生命轨迹。”
小岛和新风，或者说更多和她们经历相似的同龄人，都有着类似的烦恼，他们有着比上一代人更好的物质条件和受教育的条件，看到的世界更广，对社会的感知更深，但也面临着更复杂的情况，用新风的话说就是“更多的压力其实来自于精神层面——我们会去设想自己未来是怎样，然后往往会被未来的自己、或者说想象当中的自己给牵绊住。”
这种惧怕与未来脱节的感觉，让她们不得不抢跑。
但抢跑本身就需要付出代价。
睡眠受影响不是小岛一个人的问题。新风也是，失眠、吃不下饭、报复性地玩手机——和小岛专四考试那晚一样的状态，只是换了一张脸重复上演。她知道睡眠时间很重要，“但是我就是想以一种我自己的方式把它浪费掉”。
停不下来
“像弹簧一样。绷到极致的时候，要么断掉，要么干脆变成一个新的。已经变成了你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小岛还没有找到办法解决这场和优绩主义的拉锯战，更多时候还是只能被动承受。
也有人试着主动找一点出口。
新风偶尔会放下书本出去跑步，回来奖励自己一杯爱喝的饮品、吃一份“双高”——高能量高碳水的食物；或者干脆跳出学校这个“高压锅”，回家好好待一阵，让事情慢慢“顺下来”。除去现实因素，她最大的理想其实是开一家咖啡书吧，过着“淡淡的顺顺的生活”，“但是估计得等到我四五十岁，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她这么自嘲。
小君的锦囊妙计是周末睡到九点，出去吃个早餐，从学校后山绕到公园，散步或者坐着晒晒太阳，看阿叔阿姨、爷爷奶奶迈着步子，晃晃悠悠聊着家长里短，偶尔从角落窜出来几个嬉笑打闹的小孩；此外还有大吃一顿和去趟猫咖，“我自己也是溜肩，我能承担什么东西？”
小麦的方式是换一种笔记本。她今年买了新的日记本，规定它只用来梳理内心想法，几乎不写外部发生的事情。
但随着大广赛的压力越来越大，她发现自己“写不出来”内心的感受，于是开始写“每天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没有写下来的话，我就会意识不到，我就会倾向于把握内心发生的事情。这一天里面都有，世界当中是我的全部。”她甚至按平台分类书写——微博、微信小号、脆各自承担不同的情绪出口，“完全靠直觉”。但她也承认，这不是每个阶段都适用的方法。
跑步、回家、写作......这些转移注意力的办法只是缓兵之计，就像在大广赛交上去之后，小麦的作息依旧没能恢复过来，连着几天还是两三点才睡；那本被她重新启用来记录“每天发生了什么”的日记本还留在书桌上，连她自己也说不准这个方法能撑多久。公园的太阳晒完，回到宿舍，未完成的作业还在桌面；奶茶喝完，专业课本还是要翻开。
于是，也有人尝试过跳出目前的轨道。小河曾在长三角某高校读新传相关专业，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传统制造业大厂。
那里的工作环境并不理想，“派系斗争非常严重”，她常常受到波及，应对复杂人际关系耗费了她很多精力，让她陷入焦虑，睡得很少，也吃不下东西。
于是她选择裸辞，让自己脱离这个“有毒的环境”，但那份焦虑仍然潜伏在她的身体里，影响着她的胃口和情绪，她压力大得吃不下东西，“每天只能吃得下一个三明治，必须要是很干净的那种，如果有一点点的不新鲜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立马吐掉。”
后来她去了广东，进入了新的行业，也拥有了一段崭新的生活。在这里，除了工作，她的主线就是喝酒、听音乐、和朋友聊天，然后在凌晨四五点踩着影子从城中村的小巷子回家。“我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听起来像you only live once一样，用这样的态度去活着，觉得很幸福，但是幸福的同时又觉得有一点点悲伤”。
至于为什么悲伤，她一时也词穷，“我一下子觉得很感性。因为我觉得很好的人，好像会必经这种处在漩涡里面的情境”，酒精和音乐可以让她获得一晚上的豁免，但是天亮后生活还要继续，那些焦虑和待解决的问题还在那里，就像一个漩涡，“你又没有办法去抗拒它，你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只有忍受或者是离开”。
小河的爸爸曾经对她说过，你来人间一趟，命运的路都已经定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走到那里去，静静地看。小河把压力当成这样一种指引——推着自己走向下一个地方。但换一个城市、换一份工作，并不必然意味着压力会消失，她很快又要准备好面对下一段“更大或者更深沉的压力”，然后重新开始。
小河说的这种推力，小岛也感受过。她后来放弃了实习。她还没有和压力达成和解，只是身体先撑不住了。“我意识到它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身体，有一天，我突然醒过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把自己搞得身体都不舒服了，根本就不合理。”
但她还是没能脱离那个轨道，就像大多数还沿着这条路往前走的人一样。繁重的学业已经占满了他们的时间，但紧张的就业环境和对未来的焦虑，还是推着他们不得不挤出时间来考证、考编、竞赛、实习——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原本大三才要考虑的问题，有人大一就开始规划，很多人的生活节点都被提前，节奏快的像摁了倍速，却没有办法停下来。“大家其实都在努力地去做一些，在别人看起来不属于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事情。因为你不得不去，这是一种不得不的问题。”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