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张琨随笔 ，作者：张琨，原文标题：《张琨｜把差错判为犯罪，会引发医疗系统性退步！》
把差错判为犯罪·会引发医疗系统性退步！
若一次诊疗疏漏，足以让医生进监狱——那下一个凌晨三点，值夜班的医生会怎么做？
韩杰案之后，医疗差错与医疗犯罪之间那条线，该画得更加清晰。
医疗·法律
开卷·PROLOGUE
编者按
昨天看到一则真实发生的新闻，颇有感慨。我认为应该在医疗差错和医疗犯罪之间有更加清晰的界定，在纠纷中引入第三方专业人士评判，而非仅仅考虑民意，不然我们的医疗体系会发生系统性倒退风险。
2024年2月17日，凌晨3点。江西抚州。一个2岁半的孩子，因为呕吐被抱进急诊室。
值班的儿科医生韩杰，给孩子拍了一张腹部立位片。片子提示：肠梗阻。他把孩子收住院，安排保守补液治疗。
早上8点，交班，正常下班。真正的病根，不是普通肠梗阻，是嵌顿性腹股沟斜疝——一种只要及时手术，很少致命的病。韩杰漏掉了一个最基础的动作：腹股沟触诊。病历里，没有这项检查的记录，也没有请外科会诊。
当天下午，孩子病情急转直下。家属自己开车，往江西省儿童医院赶。车到医院，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抚州市医学会鉴定：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方负主要责任。医院民事赔偿家属146万余元。当地卫健委给韩杰和上级医师，各自记了一次警告，暂停执业6个月。
到这里，追责链条本该闭合——赔偿到位，处分到位。但家属拿到鉴定和民事判决之后，选择了报案。警方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立案，韩杰被刑事拘留，随后被批准逮捕。今年7月，一审判决：韩杰构成医疗事故罪，有期徒刑一年；二审维持定罪，改判缓刑一年。
赔偿赔了，执照吊了，凭什么还要坐牢？这句话，是这两天医生圈里问得最多的一句。
它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焦虑：当一次诊疗疏漏，足以让医生走到监狱门口，下一个凌晨三点，值夜班的医生会怎么做？
答案我们都能猜到——防御性医疗。开更多不必要的检查，转诊更多本可以处理的病人，把更多精力，花在证明“我没有责任”上，而不是“我在救人”。
这种行业集体性的自保反射。如果没有恰当处理，它会悄无声息地改写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契约。
要理解这道医患矛盾的难题该怎么解，值得我们从法理学的角度，从成熟的法律体系，学习怎么处理“医生错了”这件事。
01
PART
错误与犯罪，法律怎么划线
刑法如何界定医疗事故罪
医疗错误和医疗犯罪，中间那条线，不是“有没有造成死亡”，而是“主观过错的性质”。
《刑法》第335条规定的“医疗事故罪”，主体是“严重不负责任”。最高检和公安部的立案追诉标准，把“严重不负责任”具体列成了几种情形：擅离职守、无故拒绝救治危急患者、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器械。
擅离职守
无故拒绝救治危急患者
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
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
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器械
韩杰案的定罪逻辑，落在了“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这一条——法院认定，婴幼儿不明原因呕吐腹胀，腹股沟触诊和外科急会诊，是儿科急腹症的基础动作。没做，就是违反诊疗规范；首诊漏诊，是延误救治的起点，因果链由此成立。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它没有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没做”。一种是根本不懂该做什么，或者明知故犯地不做；另一种，是在信息不全、资源有限、判断存在合理分歧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事后证明是错了的临床决策。
我认可诊疗疏漏，但绝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2026年7月，在被羁押整整一年后，韩杰首次公开发声。
他的自辩是：凌晨没有B超，家属最初拒绝检查、坚持自我诊断为肠胃炎，患儿恶化发生在他交班之后。这些细节，法庭最终没有采纳为免责理由。但它们恰恰构成了“医疗错误”与“医疗犯罪”之间，那道最难画的线。
02
PART
全球镜鉴：看成熟法律体系如何解这道难题
美·英·日·意四国答案
主流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普遍有一个共识：不能轻易把诊疗失误刑事化，否则会摧毁整个医疗系统的安全文化和救治意愿。
美国：极高的门槛，和一个越过门槛的案例
美国处理医疗纠纷，主要靠民事侵权诉讼。刑事起诉极为罕见，只有当医生的行为达到“对生命的极端漠视”，检方才会出手。
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医生Conrad Murray，在没有监护设备的私人住所里，给杰克逊注射强效麻醉剂异丙酚后离开房间，最终被判“非预谋杀人罪”，判刑4年——这是“极端漠视”的样本，几乎不可能用普通诊疗疏漏逃罪。
但2022年的另一起案子，和韩杰案更相似。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护士RaDonda Vaught，2017年把一名75岁患者该用的镇静剂，错拿成了肌肉松弛剂，患者次日死亡。这本该是一起典型的用药事故，走内部问责和民事赔偿的路径即可。但2022年，陪审团裁定她“过失杀人罪”成立，判处3年缓刑。全美护理界的反应，和这两天中国医生圈的反应几乎一样——恐慌。美国护士协会公开表态，担心这个判决会让医护人员从此不敢主动上报错误，最终损害的是患者安全。
英国：从系统性疲劳，到重新划定门槛
英国刑法也有“严重过失杀人罪”的医疗行业判例。2011年，儿科住院医师Bawa-Garba接诊了一名6岁男童，男童当天死于脓毒症引发的心脏骤停。当时的背景是：她一人身兼多岗、补岗同事缺勤，医院的检验结果没有自动提醒系统，在多重因素下，她因此延误了看到关键的X光结果。2015年，她被判“严重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这个判决在英国医学界引发了持续的抗议——医护人员认为，把系统性排班问题和个人失误混为一谈，会让所有人都不敢坦诚报告差错。此后，英国大幅提高了对医护人员启动“严重过失杀人”调查的门槛，要求必须把“系统缺陷”和“个人严重过失”严格分开，只有行为“真正、异常恶劣”才追究刑责。
日本：警察铐走医生之后
2004年，福岛县立大野病院一名产科医生，在剖宫产手术中处理胎盘剥离时，患者大出血死亡。2006年，这名医生被警方逮捕，罪名是业务上过失致死。这次逮捕，直接触发了日本妇产科医生的离职潮——同行的判断是：如果一次手术并发症就能让警察上门铐人，谁还敢做高风险手术。2008年，福岛地方裁判所判决医生无罪，检方放弃上诉，无罪确定。
日本社会由此达成一个共识：警察不该随意介入复杂的临床判断。2015年，日本正式建立“医疗事故调查制度”，由医疗机构和第三方专业委员会主导事故的原因分析，把刑事力量挡在日常诊疗之外。
意大利：把责任焦点，放在管理层身上
意大利2017年的Gelli-Bianco法，第一次在法律里写入了“组织过错”的概念——如果医生遵循了官方发布的诊疗指南，可以在刑事层面被豁免；但如果一起事故的根源是排班不合理、人员短缺、设备缺失，责任应该由没能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机构来承担，而不是由深夜里孤军奋战的一线医生背负。
2025年9月，意大利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医疗责任改革法案（被业界称为“刑事盾牌”scudo penale），进一步收紧对一线医生的刑事追诉——仅“重大过失”才入刑。其背后的逻辑：系统缺陷的责任，不该由在不确定性中做判断的医生个人来扛。这个方向，恰好回答了韩杰案里，医生和公众都在问的那个问题：如果凌晨三点整个医院只有一个值班医生、没有B超技师、没有外科医生随时待命，这个“系统缺陷”，到底该谁负责？
把“系统”和“个人”分开，把“错误”和“犯罪”分开。以上四个有成熟法律体系的国家，给出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03
PART
中国同行的破局之道
文化·管理·技术·模式
中国医疗体系要走出这道题，同样需要在文化、管理、技术、模式四个层面，重新搭一张安全网。
第一层·文化
在20多年前，我从事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的第一天，就知道的基本常识是：医疗质量管理的底层逻辑，是从错误中学习，持续改进的过程。
如果犯错等于坐牢，所有人都会选择隐瞒，直到下一次悲剧发生。医院内部应引入国际通行的“公正文化/Justice Culture”评估模型，严格区分系统漏洞、无意失误和极度鲁莽这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情形，并建立非惩罚性的不良事件上报机制——只要不是恶意隐瞒或严重违规，主动上报并配合改进的医护人员，应获得免责或减责的保护。
第二层·管理减负
现在很多临床一线，被海量的防御性文书、重复签字和形式主义检查绑架了。
医院管理层需要砍掉那些为了避责而设立的冗余流程，把时间还给临床；同时建立法务和纠纷处理团队的“防火墙”机制，纠纷发生时，由专业团队第一时间介入，不让一线医护直接暴露在患者和家属激化的情绪冲突里。
社会层面也建议组建由具有公信力、没有利益冲突的高年资医学专家组成的第三方鉴定团队，对医疗纠纷的责任进行认定，避免被社会舆情所左右。
第三层·技术兜底
人工智能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在电子病历里自动提示“婴幼儿不明原因呕吐腹胀，建议腹股沟触诊+外科会诊”这类基础核查项，把行业共识变成系统里跑不掉的动作。弥补凌晨三点、独自值班、缺乏影像和检验支持——这种类似韩杰案里医疗系统最脆弱的环节。
在我参与过的医院质量管理提升项目里，这类“系统强制动作”，往往比再多一份知情同意书，更能兜住安全底线。这不是替医生做判断，而是把判断的基本动作，用现有、可及的技术兜住。
第四层·信任前置
防御性医疗的情绪土壤，是医患之间那种“一次性博弈”的陌生感。当医疗服务能延伸到院外，在慢病管理和随访阶段，建立起长期、高频的互动，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厚了，一次诊疗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才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这也是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所倡导的未来医疗体系应该有的样子。
韩杰坐牢的时间不长，判一年，缓刑一年。但也是这“短短一年”，让很多同行，心灰意冷，改变他们的医疗行为。
生命科学之复杂，我们还都是小学生。现代医疗仍是一门在不确定性中探索生命真相的科学，医生和患者（包括家属）本应站在同一战壕中与病魔斗争。
如果我们用最苛刻的刑事标准，去衡量每一次不确定中的判断，最终没有人会再愿意，深入险境去救人。
当医院内，对医疗风险的瞒报、科室之间推诿患者成为整个医疗体系主流文化，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是健康中国2035的宏伟目标。
CLOSING
划清“错误”和“犯罪”的边界，不把白衣天使妖魔化，保护的不只是医生的执业尊严，更是整个社会，在下一个凌晨三点，还能有人愿意接诊那个呕吐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