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近三十年零售行业从业者，前百亿零售连锁企业执行总裁，长期关注零售成本结构与平台生态演变），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曾提出三税（空间税、流量税、智能税），以及产生的根本原因“信息权力”这一框架。本文将带着大家一起回顾我亲历的空间税时代。
如今业内人士经常聊到的高昂投流费用，其实就是我所说的流量税的一种，它总让人觉得是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新花样。事实上，它演进至今天，已经很成熟了，与1990年代中期至2010年前后那十几年的空间税相比，也不遑多让。那些年里，实体零售商家和现在的线上商家一样，承受了极大的生存压力，感受也是一言难尽、刻骨铭心。
空间税不是单纯的房租或店铺转让费，而是为获得“物理位置的垄断权”支付的全部对价。这包括明面上的店铺租金、转让费等，也包括连锁大卖场时期，时不时冒出来的司庆费、店庆费、堆头费等等，更包括为消化这些高昂费用而不得不进行的“利润转移”和“商业妥协”。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李嘉图地租”的极端形态——稀缺位置产生的级差收益，位置越好越值钱，这个差价就是地租，被地主（卖场、房东、渠道霸主）以非市场化方式攫取。当这种攫取从正常的“市场价格”变异为“制度性寻租”时，整个产业链的奖励结构就扭曲了：创造产品和服务价值不再是利润核心来源，占有稀缺的物理位置才是。
以下，便是我亲历的“空间税”疯狂史的一段缩影——混沌的寻租和制度性寻租从并行走向分化的年代。
一、两种空间税——碎片化寻租和制度性寻租并行
（一）碎片化寻租：碎片化时代的物理信息权
把时间回拨到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那时候没啥统一的规矩，物业是碎片化的，规矩也是碎片化的，各大百货商场、北京中关村、广州太平洋、南京珠江路等等，大家各行其道。
2002年的一天，我记得作为品牌商代表去谈转让费和租金，对方是个胖子，衬衫扣子绷得紧紧的，连正眼都不瞧你。他拿圆珠笔敲着桌子，甩过来一句：“不想掏这20万？行啊，后面还有好几个人拿着现金排队。这铺子，你不要有的是人要。”那语气，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咯人。我捏着鼻子把合同签了，走出门那阵不冷的风，吹得人脸生疼。
2003年，为了开拓市场提升品牌形象，我想在深圳赛格开个品牌专卖店，对方先没谈房租，直接说：“开店没问题，但有个条件，同步投50万树立一块外墙广告！”这叫“资源绑定，捆绑销售”，实现的是寻租利益最大化。
这种利用物理信息权收取“买路钱”的方式，无疑推高了经营成本。以电脑为例，1990年代中后期，一台电脑的毛利依然有三四千元甚至更高，信息的不透明，商家将这部分空间税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随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不断下降，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越来越透明，电脑利润急剧下滑，快速从三四千元跌到五六百元。商家为了生存，往往通过缩减配置等方式，将成本变相转移给下游消费者。然而，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方式，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利润压力，却为日后的产品质量与口碑埋下了祸根。
这样的混沌在200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随着连锁大卖场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从此走向衰败，直至消失在时代洪流中。
注：广州太平洋数码广场A场于1994年开业，B场于1997年开业。2018年2月28日，B场租约到期正式结业；2018年底，A场租约到期，太平洋数码广场品牌退出。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二）制度性寻租：连锁大卖场的系统化收租
2002年左右，国美、苏宁、大型连锁超市等基本完成全国连锁布局，个体门店所在的那些场所由于碎片化、不规范等因素，在大连锁标准化、系统化、规模化、的优势面前，生存空间开始被不断挤压，渠道控制权（物理信息权）迅速集中。“空间税”随之进入系统化阶段，收费项目被写进合同条款。条码费、堆头费、DM刊费及各类节庆费（司庆、店庆）成为行业常态。这种制度化的收租，导致卖场逐渐异化为“二房东”，采购考核也从“选品能力”转向“收费能力”。
2006年7月某一天，某连锁办公室内，所有品类采销人员负责人会议，议题只有一个：中山路旗舰店重装开业。分公司总经理邓总一只手拿着装修图纸，一只手拿着笔，给各大品类负责人下达“资源整合”任务：
进场费：任务金额和陈列位置相关，位置越好，进场费越高；
广告位费：门店外墙、店内灯箱、灯柱明码标价；
报广费：报纸上的开业宣传费用，品牌按曝光产品的“小豆腐块”版面位置和数量计算金额；
促销费：要求厂家增加多少促销员、购买多少销售优惠券（相当于让利金额）等；
DM费：除了提供品牌专用DM单页数量，品牌DM上的“小豆腐块”版面位置和数量计算金额。
林林总总好多项，实际都围绕一个核心——物理信息权进行竞价。会议室烟雾缭绕，大家压力都很大，谁都知道厂家不容易，但没办法，这是考核，必须完成。
这两种寻租在2010年前后达到巅峰。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电商带着更高的效率、更透明的信息、更先进的技术，大踏步而来，空间税开始快速衰败。当大家觉得线下会被线上取代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权力”复杂演变，线下不仅活下来了，在2020年以后，还奇迹般地以碎片化方式（街边店、购物中心店）开始出现复苏迹象，这种现象背后，是流量税与空间税长期博弈的结果，我将在后续文章中展开。
二、空间税的巅峰即转折
前文所述的中山路旗舰店重装开业的空间税是制度性寻租的一个缩影。当这种模式走到极致上限时，天花板也是刚性的、不可打破的。此刻，制度性寻租者坚守的底线——产品，就会面临被突破的可能。
2011年初，为了半年后的暑促大战，某连锁总部会议室里，负责采销的高管带着团队和某知名厂商谈判。这是第二轮正式谈判，谈判桌上多了一位厂商的产品经理。高管拿着一张写着暑促需求的A4纸，递给对方产品经理，上面只有三组数据：产品配置表、价格、4亿单品采购规模。室内气氛很沉闷，价格实在太低，已经击穿正常产品成本，但规模够大，拥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次谈判没能现场达成共识，直到两个月后的第三次谈判，对方达成一致，两个月前高管抛出的三个需求被采纳。那一刻，双方在成本结构上达成了艰难的平衡，配置表虽未调整，但供应链的弹性空间已被压缩到极致。虽然此次产品本身品质能得到保障，但这种突破，最大的风险不在于这次，而是形成习惯，演变成不成文的制度，最终可能击穿那脆弱的底线。
那次谈判可以看清一件事：当空间税高到天花板时，它不会自己降下来，只会逼产业链的某一方击穿底线。不是房东让利，就是厂商降质，或者消费者买单——这就是空间税的“不可能三角”。
三、两种权力——物理信息权和流量入口信息权的极致角逐
空间税从内部已经走到极限，而外部，新的信息权力正在崛起。
再将时间拉到2012年8月，苏宁京东两个老板，在网上发起的“微博约架”，将正在进行的价格大战推向了高潮，这个事件在业内引起巨大热议并持续了很久。
2012年12月12日，“2012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现场，万达王总向阿里马老师抛出的赌约，再一次将线上和线下之争推向高潮。
针对这两大事件，我认为虽然有“营销秀的嫌疑”，但背后的本质是两种“信息权力”——物理信息权和流量入口信息权的极致之争。从零售业的历史纵深角度看，将2012年定义为线上线下分水岭之年都不为过。
苏宁的闭环梦
很多人把苏宁的困境归结为“转型不彻底”，但我翻它上市以来的年报，看到一组刺眼的数字：2011年扣非净利润46.24亿，是上市以来巅峰；同年它开始布局易付宝，2013年推出云商战略。七年后2019年营收冲至2692.29亿，但扣非净利润跌到-57.11亿，到2021年扣非净利润更跌至-446.7亿。
七年时间，营收涨了近三倍，扣非净利润从正46.24亿走到-446.7亿。钱去哪了？去买闭环了——买支付牌照、又买天天快递、还买线上流量。它想同时握住物理信息权和流量入口信息权，但忘了最关键的一件事：信息权只是入口，交易权和履约权才是闭环的锁扣。易付宝没打赢支付宝微信，天天快递最终在2024年卖了。闭环碎了，信息权也成了无根之木。
2015年，苏宁入驻天猫，与阿里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当时看是双赢——苏宁缺线上流量，阿里缺线下体验。但事后看，这是一笔主权让渡的交易：苏宁的线下门店成了阿里的体验前置仓，线上支付走的是支付宝的闭环，流量入口彻底交到了阿里手里。销售额确实快速起来了，但闭环的主权不在苏宁，而在阿里。苏宁交了空间税（租金），又交了流量税（佣金），最后发现自己不是在造自己的闭环，而是在帮阿里造一个更大更坚固的闭环。
京东的闭环现实
几乎同一时期，京东面对另一个对手——腾讯的QQ商城。当时QQ电商如火如荼，京东压力极大。但最后的结果是：京东用部分股权换来了微信入口的主权和微信支付的使用权。信息权（微信入口）和交易权（微信支付）到手。当苏宁左右摇摆时，京东死磕了十几年物流履约权，“211限时达”把配送时效卷成了护城河。信息权（App）和履约权（物流）咬合了，闭环建成了，而且主权在自己手里。老刘丢了一些股权（老刘让出了部分股权，但通过AB股架构牢牢握住了企业控制权，守住了闭环的命门。），但守住了闭环的命门。
2012年那场“两种权力的极致角逐”，表面看是线上与线下的价格战，骨子里是“谁能把信息、交易、履约锁进同一个闭环”的生死赛。
苏宁和京东的分水岭，不是谁更懂互联网，而是谁更早明白“闭环主权”。苏宁是用主权换交易，京东是用股权换主权。前者的闭环是借来的，后者的闭环是长在自己身上的。
借来的闭环，销售额再高也得给别人缴税，长在自己身上的闭环，利润率再低也是给自己挖护城河。而这个关于闭环的故事，正是流量税时代真正的开场白。
四、结语：空间税和流量税的此消彼长与平衡
从产业链的角度而言，空间税形式和高低无论怎么变化，最终总要有人买单，不是厂商就是寻租方亦或者是消费者，这种不可能三角总是能在动态中达成平衡。
当其高到三者都无法承担时，只需要一个契机，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恰逢信息技术的进步，创造了电商这个业态，这个新技术就像是一个新的支点，撬动了这个平衡。
消费者率先行动，厂商随后跟进，从线下向线上聚拢，从而快速造就了几个巨无霸式的线上平台，诞生了新的信息权力——流量入口信息权。流量税由此出现，并和空间税之间形成角力。
从2010年至2020年，两者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很多人认为空间税会被流量税彻底取代时，两者却在长期博弈中、于2020年左右达成了平衡后，形成另一种局面——线下租金指数下行和线上平台货币化率趋势性上行，并形成剪刀差。（参看流量篇《从8元到800元：流量税二十年暴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