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CITY来不 ，作者：建设中的
今年6月，教皇利奥十四世(Pope Leo XIV)来到巴塞罗那，为圣家堂举行耶稣基督塔落成典礼。这座教堂由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于一个多世纪前设计，耶稣基督塔则是中央尖塔群中的最后一座，高达172.5米，使圣家堂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基督教教堂。至此，它伸向天际的轮廓终于完整，但这座传奇建筑的建造远未结束。
圣家堂最后尚未完成的部分，是荣耀立面(Glory Façade)，一座气势恢宏、连接宽阔阶梯的主入口。而这一工程，可能迫使教堂周边的数千名巴塞罗那居民搬离家园。高迪设计中的最后一环能否落成，至今仍无定论。围绕这一问题，负责圣家堂建设的非营利机构“圣家堂建造委员会”(Junta Constructora)、巴塞罗那市政府，以及马路对面那些面临拆迁风险的居民，多年来始终僵持不下。
2011年，巴塞罗那市议会委托建筑师恩里克·马西普(Enric Massip)研究方案，探讨如何在尚未完工的荣耀立面前方建设大型公共广场和阶梯，一道沉寂了40年的难题也因此重新浮上台面。按照高迪的设计，荣耀立面上方将覆盖一片巨大的悬挑顶篷，延伸至教堂自有地界之外；主入口又比人行道高出近5米，因此必须修建一座大型阶梯才能抵达。而这座阶梯，只能落在马路对面的另一整个街区。问题在于，这里早已不是空地，而是约3000名居民的家园。
拉蒙·贝伦格尔(Ramon Berenguer)1982年绘制的效果图，其中展示了荣耀立面与阶梯天桥，马略卡大街的车流可从天桥下方穿行。来源：Sagrada Família
数十年来，圣家堂的一座座尖塔拔地而起，勾勒出城市天际线，巴塞罗那也在教堂四周不断生长。继承高迪遗志的建造者始终忠实于他宏大的总体构想；与此同时，城市则按照更加规整严谨的网格持续扩展，开发商不断兴建住宅和商铺，投资者也纷纷押注教堂周边的土地。唯有圣家堂，依旧沿着自己的节奏缓缓生长，从未向城市发展的现实低头。
马西普坐在工作室露台上，把一张张图纸铺满桌面，感叹道：“如今人人都知道了，可当时，我们几乎忘了，这头‘巨兽’竟然如此庞大。”
蓝图渐成
1866年，书商何塞普·玛丽亚·博卡贝利亚(Josep Maria Bocabella)创立协会，为兴建一座供奉圣家(Holy Family)的圣殿募款。他最初设想的，不过是一座规模不大的新哥特式教堂。而一年后，高迪接手这一项目，几乎推翻了原有方案，对整座建筑重新构思，并不断向四周拓展。
当时，地下圣堂已经建成，教堂朝向因此无法更改，而所在街区的边界又限制了建筑的占地面积。高迪甚至认真考虑过将整个项目迁往别处，却终究无法实现。最终，他只能继续推进工程，同时也清楚，自己的构想早已超出这块土地所能容纳的范围。这究竟是虔诚信仰的体现，还是近乎狂妄的执念，也许取决于人们站在祭坛的哪一侧来看待它。
这场争论始终没有定论，也注定不会有定论。1936年，无政府主义民兵冲入圣家堂，捣毁高迪工作室，并焚烧了原始设计图纸，最终仅有零星残片得以幸存。此后荣耀立面的建造设计，只能依靠残稿复原、后人解读完成。这意味着，无论是建造委员会，还是其他各方，任何人声称的“高迪原始构想”，都无法完全证实，亦无从彻底驳斥。
1975年8月16日，《巴塞罗那日报》(Diario de Barcelona)刊文讨论圣家堂荣耀立面的选址争议。来源：《巴塞罗那日报》
然而，这场争议从来不只是建筑问题，更是写进城市肌理的一道规划难题。2026年，不仅是高迪逝世一百周年，也是城市规划师伊尔德丰斯·塞尔达(Ildefons Cerdà)离世150周年。正是塞尔达为巴塞罗那扩展区制定的总体规划，以整齐划一的方格街区，塑造了这座城市延续至今的空间秩序。两人的理念可谓南辕北辙。高迪崇尚经验，主张向自然学习建筑，并坚信自然是上帝的创造；塞尔达则信奉理性，希望建设一座更加公平、更健康、更现代的都市。塞尔达设计的街区尺度统一、街角切角分明，却从未为高迪设想中那样宏伟壮阔的建筑留下余地。两人的理念水火难容，而圣家堂，正是这种冲突最鲜明、也最集中的体现。
1905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委托莱昂·若瑟利(Léon Jaussely)修订塞尔达扩展区规划，同时邀请高迪提出圣家堂周边空间的需求。高迪给出的回应极为大胆。他没有选择顺应塞尔达的网格体系，而是设想以教堂为中心，修建一组呈放射状分布的广场，如同一颗恒星，将原有街区从四个方向彻底打破。后来，当市政府提出新的道路调整方案，进一步压缩圣家堂周边可用空间时，高迪在第二张图纸上亲笔写下批注，直言新规划已将他预设的最小观景视野“在宽度与高度上双双肢解”。
然而，真正暴露出的，是一种触目惊心的制度性矛盾。直到50年后，伴随着房地产开发商推土机的轰鸣，人们才终于看清它的全貌。1925年获批的城市规划完全无视了高迪的设想，也几乎堵死了荣耀立面阶梯落地的可能。数十年后的1953年，市政府批准在教堂另一侧的诞生立面(Nativity Façade)前修建广场，为圣家堂腾出了一片开阔的公共空间。于是，诞生立面与受难立面(Passion Façade)这两座次要立面都得以舒展身姿，而这座后来成为西班牙游客最多的地标建筑，其真正的正门，却始终对着一堵墙。
即便局面荒诞至此，上世纪70年代初，一切仍未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当时，位于马略卡大街、正对圣家堂的那片土地，仍只是工业仓库。如果按照高迪最初的设想修建荣耀立面阶梯，不会有任何居民因此被迫迁离。然而，1974年，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却向声名狼藉的房地产开发商努涅斯-纳瓦罗公司（Núñez y Navarro，简称NyN）颁发了建筑许可。这一决定，让城市彻底失去了收回圣家堂所需土地的最后机会，也让原本预留的那片空间，变成努涅斯-纳瓦罗获利的来源。
开发商嗅到商机
1967年，何塞·路易斯·努涅斯·克莱门特(JoséLuis Núñez Clemente)创立努涅斯-纳瓦罗公司。就在15天前，佛朗哥刚刚颁布法令，鼓励私人产权住房发展，取代租金管制住房。早在1959年，佛朗哥政府住房部长何塞·路易斯·阿雷塞(JoséLuis Arrese)便曾宣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由房主组成的西班牙，而不是一个由无产者组成的西班牙。”这家控股公司真正崛起于何塞普·玛丽亚·德·波尔西奥莱斯(Josep Maria de Porcioles)担任巴塞罗那市长时期。作为佛朗哥独裁政权任命的市长，他自1957年至1973年间执掌这座城市。在那个缺乏民主监督的年代，城市规划体系与其说是监管机构，不如说更像是为拥有特定关系的开发商提供便利的服务窗口。波尔西奥莱斯治下，投机性地产开发成为城市发展核心逻辑，这套系统化的开发模式甚至衍生出一个专属名称：波尔西奥莱斯主义。马略卡街地块获批开发时，波尔西奥莱斯本人虽已离任，但他建立起来的运作体系仍在运转。
圣家堂建造委员会曾试图阻止马略卡大街住宅项目，并正式向马德里提出申诉。随申诉文件一同提交的，是一批可追溯至1904年的技术图纸。建造委员会认为，这些图纸证明，从项目最初阶段开始，这块土地便已预留用于修建荣耀立面的阶梯。委员会还提出，1969年将高迪作品列为艺术遗产的法令，不应只保护已经完成的建筑，也应涵盖原始设计中的“未来规划”。换句话说，在委员会看来，一座尚未建成的阶梯，也应享有与一堵已经矗立的墙体同等的保护。巴塞罗那市议会因此暂停了住宅建设许可，等待国家艺术与文化遗产总局裁决。但文化主管部门并未接受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高迪从未完成一份能够明确对应建造委员会主张的阶梯设计，因此不存在需要保护的具体对象。
圣家堂建造委员会与巴塞罗那总建筑师玛丽亚·布伊加斯(Maria Buhigas)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最终，努涅斯-纳瓦罗公司的住宅项目获准继续施工。批评者认为，努涅斯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1976年，他因非法走私外汇被判有罪；2011年，在担任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席数十年后，他与儿子又因贿赂税务稽查人员，被判处六年监禁。
1977年，巴塞罗那理工大学高迪研究中心长期负责人胡安·巴塞戈达(Joan Bassegoda)写道：“这片本该修建第三个立面和阶梯的土地上盖起住宅楼，背后官商勾结的代价，绝不会由开发商承担，他们永远无需承受恶果；最终为此买单的，是毫不知情、买下这片不幸地块的公寓的普通购房者。”
寻找解决之路
1976年，巴塞罗那首届民主选举产生的市议会通过新的《大都会总体规划》(Pla General Metropolità)。这份城市规划文件沿用至今。规划最终将位于圣家堂荣耀立面下坡方向的两个街区划为“受影响区域”(afectats)，原则上意味着未来市政府可以依法征收。这是民主制度建立后，官方首次正式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
但此时，这里已经居住着数百户家庭。这一规划标注既没有设定征收期限，也没有安排资金，更没有要求任何部门立即采取行动。在缺乏后续执行措施的情况下，它所做的只是将问题无限期搁置，并悄然把解决问题的代价推向未来。
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人真正相信圣家堂能够完工。对于巴塞罗那人来说，它甚至成为形容无尽拖延的一句俗语：“比圣家堂修得还慢。”建造委员会长期资金短缺，只能依靠社会捐款和门票收入缓慢积累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未有人认真考虑过，把有限的资金拿去收购马路对面的整个街区，而不是优先推进教堂本身的建设。
按照高迪的设计，荣耀立面前应修建一座跨越马略卡街（图中教堂右侧道路）的巨大阶梯，通向恢宏的主入口。摄影：AFP/Getty Images
然而，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一切。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通过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重新发现了高迪。达利曾称高迪是唯一配得上“超现实主义建筑师”称号的人。1984年，日本导演敕使河原宏(Hiroshi Teshigahara)拍摄了一部关于高迪作品的纪录片，在日本引发巨大反响，掀起了赴巴塞罗那探访高迪建筑的旅游热潮。随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这座城市的国际形象焕然一新，全球游客涌入巴塞罗那，规模前所未有。如今，圣家堂每年创造超过1.35亿欧元收入。这项曾经进展缓慢、几乎“永远建不完”的工程，已成长为西班牙最具经济实力的文化机构之一。
1976年，城市规划者绝难预料，巴塞罗那的房价会攀升至今天的高位。如今，这座城市正深陷住房危机，叠加数十年旅游业催生的通胀效应，房产评估价与市场成交价的巨大鸿沟，早已不是微不足道的小数误差。在努涅斯-纳瓦罗公司所有投机地产项目中，圣家堂正对面的这批公寓，价值涨幅与原始成本的落差最为惊人。当年，在土地价格尚低、圣家堂建设进展缓慢之际，市政府未能落实地块预留计划，没有将规划标注的“受影响区域”转化为正式征收程序，最终亲手酿成了它原本想要避免的局面。
没有任何居民公开承认，自己是以低于市场价格买下这些房产的。倘若未来市政府决定按市场价收购这些住宅并完成搬迁安置，这片命运多舛的街区或许反倒会成为一笔回报丰厚的投资，最大的赢家则是如今居住于此的居民。房地产平台Idealista数据显示，圣家堂片区住宅均价已从2012年的每平方米2380欧元上涨至如今的5697欧元，并预计将在2026年成为巴塞罗那房价涨幅第二快的片区。
据代表圣家堂建设受影响居民协会(Associaciód'Afectats per la Construccióde la Sagrada Família)的律师萨尔瓦多·巴罗索(Salvador Barroso)介绍，居民曾分别于2019年和2021年两度就圣家堂扩建提起诉讼。（巴罗索本人就住在丰特通道，这片住宅区位于马略卡街与瓦伦西亚街之间，最终是否会被划入拆迁范围，目前仍未确定。）由于始终没有一套明确、具体的扩建方案可供法院审理，两起诉讼均陷入停滞。巴罗索表示，如有必要，居民协会仍会再次提起诉讼；但眼下，这场争端已从法庭转移到了谈判桌上。6月4日，居民代表与市政府举行了首次闭门磋商。
巴罗索表示，圣家堂建造委员会并未派员出席会议，因为委员会始终坚持只与市政府进行双边谈判。居民则希望三方能够共同坐下来，协商出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在巴罗索看来，这些住宅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建成，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依据市政府核发的合法许可兴建的。他借用《堂吉诃德》中桑丘提醒堂吉诃德的一句话感叹道：“我们这是碰上教会了。”这句话意味深长：圣家堂早已证明，它拥有让城市规划为自己让路的力量。
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一场谈判，更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三方博弈：建造委员会、巴塞罗那市政府，以及那些未来仍悬而未决的居民，都必须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这场博弈所关乎的，也早已不只是“谁搬走、谁买单”。圣家堂固然是享誉世界的建筑瑰宝，但它同时也是一座扎根于特定社区的城市教堂。而巴塞罗那早已因大众旅游和住房危机承受着巨大压力，居民搬迁更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而未来修建的阶梯和广场，究竟属于所有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还是成为一座私立宗教机构的前庭，也绝非枝节问题。
巴塞罗那今年同时纪念建筑师安东尼·高迪逝世100周年，以及城市规划师伊尔德丰斯·塞尔达逝世150周年。圣家堂所打破的，正是塞尔达当年建立的几何网格城市格局。摄影：Meng Dingbo/Xinhua News Agency/Getty Images
2019年，圣家堂建造委员会从当地供水公司手中购入马略卡大街邻近街区的一宗地块。外界普遍认为，这项收购是为了日后安置拆迁居民预作准备。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建造委员会最新提出的方案，将拆迁范围缩减至努涅斯-纳瓦罗公司开发的住宅楼以及少数几栋无人居住的建筑。相比此前设想，这一方案涉及的范围明显缩小，需要搬迁的居民数量也会大幅缩减。然而，距离市政选举只剩一年，市政府依然选择继续拖延。
2019年签署的合法化协议，或许反而削弱了市政府的谈判地位。根据这项协议，经历137年的违法建设之后，圣家堂终于取得了正式建筑许可证。随着教堂获得合法身份，市政府也失去了制约建造委员会的重要筹码。不过，有一点始终没有争议：无论是土地征收、建筑拆除，还是居民安置，所有费用都应由圣家堂承担。以教堂如今的收入水平来看，这显然不成问题。
无论最终广场与阶梯的规模、形态如何，圣家堂荣耀立面、跨街阶梯以及对面广场的剩余工程，预计至少还需要十年时间。待到全部竣工之时，圣家堂所见证的，将不仅是一项宗教奇迹、一项建筑奇迹，也将是一项政治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