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作者：方言，题图来自：AI生成
博弈最幸运的事，莫过于适可而止；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功成身退。
2015年3月，一个注定难忘的时段。中国股市自2013年从1800多点起步反弹，一路高歌猛进，到3000点后牛市号角吹响，直至此时已历经两年涨势。而我，从2011年起深受《穷查理宝典》中芒格思想的影响，看待世界的视角已悄然改变。
那段时间，我代理济州岛豪宅在中国销售的工作虽然已经进入尾声，但也还是需要经常在北京、首尔、济州岛之间往返飞行，国外机场的购物景象总是令我感到大为震撼。总能看见中国人疯狂扫货奢侈品，机场里满是提着大包小包礼品袋的中国人。那几年，国外奢侈品店为迎合中国顾客，还特意配备一两个会说中文的店员，就连纽约麦迪逊大道的高档画廊里，也有了中文销售。这些处处彰显着中国经济的狂热。
有一次，我和同事从首尔机场返京，身为男士的我们对购物兴致索然，坐在登机口附近看书。而候机乘客络绎不绝地穿梭于商店与登机口之间，一趟趟购物后还把礼品袋放在我们身边请我们帮忙照看。登机时，因每个人的手提行李太多，机舱行李架不堪重负，航班被迫延误，机长只得命令所有人下飞机办理托运后重新登机。彼时股市每日都在涨，每个人的账户金额不断攀升，可这次飞机上的经历，却如警钟在我心底敲响，我不禁思索：人们是不是都疯了？用芒格思想审视当时，我真切感受到那种疯狂。巴菲特那句名言“当别人贪婪时，你要恐惧”就在眼前上演。于是回到国内，我毅然在3月中旬清仓了股票账户里的所有头寸。
随后，取钱成了棘手问题。因为交易软件每日提现限额仅为300万元，要全部取出耗时太久，我只好专门前往开户券商营业厅办手续。与我熟识多年的周经理充满羡慕地祝贺我，说我是营业部为数不多赚到大钱的散户之一。好几个工作人员伸出脑袋看我长什么样子。他把1.2亿元现金转入我个人的银行账户。虽然从资产的角度说，我早就算是个有公司有房有车有投资的富人，但确实也是头一回手握如此多的现金，这些钱来自2012年底在股市最低迷时坚定的买入决定。
从券商大门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释怀涌上心头。从商近20年，经营、业务、现金流等各种压力总是萦绕左右。这一切在那一刻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我实实在在地意识到，自己成了有钱人。
回想做生意的历程，我这辈子从客户处拿到过无数笔钱，也有无数次大额支票往来，但真正让我终生不忘的时刻仅有两次。一次是1992年我待业在家时，陪母亲去宾馆看望来北京开会的钱小萍女士，她是母亲在工作中结识的好朋友，时任苏州丝绸博物馆馆长。一见面，钱阿姨就送给母亲一条围巾，说是丝绸博物馆研制的创新商品，一面丝绸一面羊绒，解决了以往冬季佩戴羊绒围脖花色单一的问题。聊天时，钱阿姨提到当时这款人见人爱的新产品正苦于无人推销，我听闻后便自告奋勇地当上了这款新产品的推销员。
之后一个月，我骑上自行车，带着一些样品跑遍了北京的五星级酒店礼品部、国贸地区专门售卖高档商品的商店、商场里经营出口商品的柜台等。那时，住在五星酒店的大多是外国人，尤以日本游客居多。就这样，我开发出十几个销售点。不久之后的某一天，我去某博物馆礼品部送货，对方结算了上一批货款，共1500元。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现金货款。那时候百元大钞并不常见，在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主要以10元面值为主。手握150张钞票，感觉厚厚实实的。我拿到钱后真是喜出望外，骑车路过西四副食品商店，买了一只烧鸡回家和父母分享，因为我终于有了收入。那天，一家人都很开心。
第二次便是2015年3月这回。我怀揣着巨额财富走在街边，正巧看见街角有个卖鸡米花的小摊贩，于是想起30年前买烧鸡的情景，便买了一小包鸡米花，边走边吃，回味往昔的滋味。之后，我拨通太太的电话，跟她说晚上下班先别回家，在我俩第一次约会的小餐厅见面。那家餐厅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当年第一次约她吃饭时，她说不饿，而我正在减肥，就点了两个素菜，一个是鸡蛋炒苦瓜，另一个是炒青菜，总共花了36块钱。没想到，这个寒酸的约会却让她对我的印象格外深刻。
我们俩故地重游，又点了初次见面时的两道素菜，还拍了照片留作纪念。那年我俩已经结婚5年，并且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告诉她，今天从股市拿回一大笔钱，今后即使是3 家公司都关门大吉，全家人的日子也能过得去。那个晚上我们都很开心，距离我42岁生日只差几天。
其实从2015年3月清仓到6月这段时间，我的内心备受煎熬。离开市场后，股票依旧持续上涨，按我投资账户的体量，有时一天就能涨1000万元，心里难免后悔，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之后的3个月，我一直处于这样纠结的状态里，并不舒服。直到2015年6月15日周一，那天是我太太的生日，我早早让秘书订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家能俯瞰广场华灯的高档餐厅，为太太庆祝生日。可是，就在这一天股市暴跌。餐厅里气氛凝重，就餐的商人们个个垂头丧气，抱怨声此起彼伏，甚至能感受到一丝恐惧和绝望的气氛。而我和太太却互相对视，彼此都格外轻松。在那个气氛诡异的餐厅里，我更加笃定芒格思想的正确。2015年中国股市的这一段起伏，不仅改变了我的财富状况，更让我的心态历经波折后，慢慢归于平静与坚定。
上述故事仅仅是那一年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插曲。在此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有个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我，可我始终不敢将其说出口，既不敢向朋友倾诉，更不敢告知同事和员工。这个困扰便是：我已确切无疑地意识到自己不再热爱所从事的工作。与其说是不热爱，不如说已然开始憎恶与怀疑这份工作。憎恶它，是因为我感觉自己仿佛被工作牢牢绑架。我不得不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乃至思维都奉献给工作。无论何时，只要工作有需求，我就必须精神饱满地出现在相应的岗位上。最为极端的一次是2004年的一个凌晨，父亲在我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我将他推进太平间后，即刻跑回家洗了个澡，换上崭新的西服，便赶早班飞机前往广州与客户开会。
怀疑它，则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真的有意义，有时甚至难以分辨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正确。客户支付给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咨询费，只是为了让我们想出各种花言巧语，不是去说服政府，就是去劝诱消费者掏钱。然而，有时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投资对社会而言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我们这些自认为绝顶聪明的人，每日坐在环境优雅的办公室里，构思着用以恐吓世人的各种新说辞：“如果你不这么做，必定会被世界淘汰……”“要是错过了这班车，下次可得再等20年……”“没有什么是比你犹豫不决更愚蠢的……”
那些年，我常常思索一个问题：不违法但违背道德的事情究竟能不能做？各位，你们恐怕难以想象，在2015年之前，这简直是个愚蠢至极的问题，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态度几乎都是：还有什么理由比能赚钱更合理呢？
然而，连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的是，这份工作曾是我无比热爱的事业。创业的头10年，我几乎每晚都睡在办公室里，它让我热血沸腾，甚至引以为傲。我一手创办的公司已经跻身行业知名企业之列，凭借出色的宣传能力，那些年，很多在校学生都把能够进入我的公司当作奋斗目标。而且我正在试图收购世界著名的设计品牌Dumbar，并且已经和这家荷兰公司的第三任所有者见了两次面。那时欧洲经济低迷，那家公司的规模已经萎缩得非常小，交易价格并不惊人。如果实现了两家公司的合并，我就会成为中国这个行业里的第一家跨国公司。直至今日，我的公司关闭整整10年后，仍不时有人撰文怀念它。这便是我虽满心困惑、却无法言说的缘由。当时，公司还有近200名员工，我还得激励他们每日勤奋工作，又怎能让他们知晓，老板已然对这份他们最为看重的事业心生厌恶了呢？
那么，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厌恶这份我曾经为之付出青春的事业的？
回溯到2000年，彼时国内商业领域犹如一片信息的荒漠。走进书店，书架上陈列的书籍大多与当时的商业需求严重脱节；踏入图书馆，档案资料里也很难寻到能切实助力商业发展的相关内容。在这般困境下，我无奈将探寻的目光投向国外。当时我的公司刚刚起步，经济水平十分有限，出国费用高昂，并且手续繁杂，每一次出国都像是一场艰难的冒险。而我又不可能获得商业单位的邀请，只能以旅游的名义出国考察。
由于地理距离和相对熟悉度，日本成了许多创业者出国取经的首站，我也不例外。语言不通成为横亘在我面前的巨大障碍。凭借对信息的渴望，我选择了最质朴甚至略显笨拙的方法—像“捡垃圾”一样去淘宝。
我每每利用假期来到东京，拉着行李箱穿梭在日本街头。东京的新宿汇聚了众多新兴的科技企业，我像间谍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获取信息的角落，哪怕是街边小店发放的促销传单、公司橱窗里展示的样品。来到六本木这片充满活力与创意的街区，那些免费的画册、详尽的商业手册及企业精心制作的宣传册，都被我如获至宝般收集起来。当时银座是全亚洲最高端业态的聚集地，我置身那里，仿佛钻进了时光机，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样子。几年后，火爆京城的“后现代城”就是我的创意—把银座周围后街里的商业气氛复制到北京，只不过我们在广告上说成是“美国后街生活”。当时的表参道是世界时尚与商业融合的前沿阵地，深受青年消费者迷恋，这也是10年以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个样板。
整个东京的每个商业角落，都留下过我每日迎着晨曦早早出门、在林立的写字楼间奔波辗转的身影。当时处于纸质印刷品盛行的时代，网络尚未普及，获取信息的途径就是这么原始。每次出国，为了节省开支，我只能选择价格低廉、条件简陋的民宿栖身。就这样从早转到晚，直到收集的资料将两个皮箱塞得满满当当。当时一张机票的行李限额通常只有两个皮箱，这便装载着我一次出国的全部希望。
回国后，这一趟的收获并非简单地入库封存。我会第一时间组织公司的员工，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将收集来的资料认真地分门别类与整理编辑。比如，将零售行业的资料整合在一起，梳理日本零售企业的独特营销策略、店铺布局设计、打广告的途径和方法；再如，把制造业的相关资料归纳成册，研究其先进的生产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经过细致梳理，这些资料被转化为极具价值的商业资讯。这些凝聚着心血的成果得到了出版社的青睐，编辑出版后，获得的稿费又成为我下一次出国收集信息的宝贵资金。就这样，凭借这微薄的收入，我就像不知疲倦的行者，利用周末假期，一次次奔赴日本，不断充实着自己的信息储备。
随着生意逐步做大，资金逐渐充裕，我有了更多经费和底气用于拓宽视野。出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欧洲、美国等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成为新的探索目标。2000年初，房地产行业在中国刚刚起步。为了了解最新的建筑材料，我只身跑到英国伯明翰去参观世界建筑材料展。那时，在会展中心之外的街道两侧，站着许多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他们在地上铺一块布，摆放一两件样品。因为交不起场租，那些蹒跚起步的中国商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跻身国际贸易的。也是在那个年代，米兰举办的国际家具展中，经常能看见中国木匠带着卷尺进场测量外国家具的尺寸，当时被媒体拍了照片当丑闻传播。直到2024年中国北京汽车展上，多国工程师带着尺子在展场测量中国汽车的画面上了新闻，中国人才感到了一些释怀。
在这个过程中，结识的人逐渐增多，我不再局限于收集街边资料，而是走进当地知名公司，与企业高管、行业专家面对面交流。例如，我通过位于旧金山的两方设计公司介绍，认识了为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提供片头和特效制作的一家洛杉矶公司，这件事为我给中国电影行业提供服务铺设了道路。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谁掌握了最新的商业信息和资料，谁就能在国内市场占据一定优势，创业便是这样从无到有、艰难起步并发展起来的。
2010年以后，中国国内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所有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国的频率大大增加，但是性质却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我出国不再是为了探寻商业资讯，更多的目的是为了拉近关系而陪同客户出行。当时，不少单位、机关的公务员都拥有每年两次出国考察的机会。每每领导出访，身后往往会簇拥着一大帮商人，商人出国变成了一种昂贵的社交活动。
这种一本正经拿着商务签证的出访，其实是地道的观光旅游，从出行到饮食，一路都是专人精心设计的，沿途都有当地华商接待，每天晚上必有宴会。“商务考察”极为热络的那些年，在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居然能碰到国内的熟人。这样的考察团，除了观光便是购物，人们在高级酒店和奢华购物中心流连忘返。各地的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如此豪爽的消费行为，既惊讶又难以理解。
十几年来，情形巨变。起初，我们拿着旅游签证朴素且艰苦地出国考察，求知若渴，一心想要汲取知识经验，助力事业。后来，堂而皇之的商务考察团却沦为穷奢极欲的社交、吃喝与观光活动，频繁往返，却带不回任何有价值的商业资讯。与此同时，人们的工作态度大变，从最初对工作的专注热爱，沦为只为赚钱而社交，深陷“赚钱—花钱—社交—赚钱” 的漩涡。追求爱情的少年变成了声色犬马之徒，令人感叹金钱对创业初心的消磨。上述感受只是我厌倦商人生活的一个切面，把本书的全部内容汇总起来，或许才能看到这一复杂内心转变的全貌。
总之，数年来我一直盘算着退出商场，但迟迟难下决断，每月庞大的财务支出是重要原因。那时，家里雇着3名司机、2位保姆，还有厨师、清洁工等一众服务人员，若不守住生意，实在难以负担这些日常开销。可以说，2015年3月的那笔丰厚的投资收益，给了我下定决心离开商场的底气。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穷查理宝典》这本书。查理·芒格对现实和价值观的剖析鞭辟入里，我从他的世界观里，预感到当时表面的繁荣难以持久。这种感觉，如同踏入了时间机器， 回到20年前站在银座大街上的那一刻，窥见了未来的变化。在《穷查理宝典》中，我仿佛看到了经济下行的预言。
同一时期，一位交情深厚的商业前辈濒临破产。我虽不是债权人，却深受其家人信任，便协助他的律师共同处理诸多资产事务。他的资产规模是我的数十倍，堪称一座金融大厦，可崩塌起来，却脆弱得如同破旧的茅草屋。破产给他和家人带来的巨大创伤，深深刺痛了我。记得有一回，他约我在餐厅见面，谈完事后，执意要坐公交车回家。我再三提议开车送他，他却坚决拒绝，我只好陪他走到公交站。看着这位年近七旬、曾叱咤商场的老人挤上公交车，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最终促使我在2015年末毅然关闭了那家生意尚好且颇具知名度的公司。为彻底告别商圈，我甚至搬到另一座陌生的城市，只因那里风景宜人。一年后，我裁撤了司机、保姆、清洁工等最后的服务人员，彻底回归到教育子女、陪伴家人的平凡生活。
世事难料。2015年后，中国经济步入转型阵痛期，又遭遇全球3年新冠疫情，商业遭受重创。此后，几乎每年都能听闻商圈里传来的坏消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成了资本市场里所说“在散场前悄悄离开”的人。
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我愈发坚信，若不承认运气的存在，就还算不上是个成熟的商人。这几年，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做到全身而退的？说实话，除了运气，我还真不敢说别的。但如果全部归因为运气，确实也不是事实，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本书。
本文摘自《第二天：金钱进化论》
方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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