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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就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
朱镕基在北京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并把他视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满自信的领导能力，又有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和难得的改革魄力。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4次。邓小平在这4个春节里，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亲自听到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了解了朱镕基。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前往上海视察，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0日。
许多老一辈领导人喜欢去包邮区过冬。陈云晚年有次说：一定要去上海。北京冬天干燥，在北京过冬，身上发痒，睡不好觉，容易感冒，事情会更多。别的都要以去上海为前提。
邓小平在前往住地的途中，听取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汇报。听到上海1990年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十分困难时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
2月6日，朱镕基在邓前往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视察的途中，称想把外滩的一些大楼租给外资银行，但又有顾虑，邓随即表示了支持。
路上，朱镕基还说，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合资企业发展。邓说，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2月18日，邓小平登上新锦江大楼顶层俯瞰上海，指出抓紧开发浦东。邓对朱镕基说，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三天前，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连续发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
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
1991年4月8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
朱镕基到北京后，受制于当时的主流气氛，仍在忠实执行元老们保守政策的李鹏总理感到了来自邓小平的压力——这是要用朱镕基取代他领导经济。但李鹏顶住了压力，朱镕基在1991年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当时的谨慎政策。”
同年，党的干部开始筹备将于次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
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6月份，朱镕基就兼任了新组建的经贸办公室主任，这个部门成了在监管经济工作方面权力最大的机构。
邓小平爱才用才的态度坚决而明确。他说：“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
几个月后，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
当时，论资排辈的思想仍很严重，因此，朱镕基出任政治局常委具有很强的冲击力。翌年3月，朱镕基成为第一副总理。
1994年，中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当年CPI涨幅高达24.1%。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度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一系列紧缩调控后，中国的物价水平开始回落，1996年CPI下降到8.3%。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需受到巨大冲击，物价水平进一步回落，当年CPI只有0.8%。从月度看，PPI在1997年6月首度转负，CPI则在1998年2月首度转负——通货紧缩趋势日渐明显。
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也持续走低，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7月，持续下降了9个月。
1997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就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这个危险而陌生的敌人。但是这个恼人而陌生的面孔到底是不是通货紧缩，当时决策层还存在争论。通缩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认识。
对于通缩的具体认定，学界存在巨大争议。前央行行长易纲早年提出，通货紧缩通常表现为“两个下降和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下降，伴随着经济衰退。
1997年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人。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到1998年上半年，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北京城当时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这样，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1998年2月，李岚清副总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决策层不仅注意到了内需不足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决策层承认了通缩的存在，李岚清说，在未来3年内，中国将投资7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3月，朱镕基开启总理任期，在记者会上，他对国企亏损脱困问题表示，从现在开始，必须下决心制止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对一般工业项目，中央财政绝对不拿一块钱补充资本金。
当年8月2日，朱镕基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构想。国务院随后增发1000亿元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1998年8月底，全国人大批准中央财政临时增发1000亿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8月份，全国人大还首次批准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四大行资本金以化解不良资产。
前一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特别提到银行的重要性。“完全把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国际投机势力，或者说是政治阴谋，那是不行的。关键是你自己的经济出了问题。现在东南亚国家普遍大量借外债，把资金投在房地产上，最后房地产没有市场，资金就死掉了，银行纷纷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就转不动了。泰国、韩国最明显，经济虚假的繁荣，繁荣里面带有很大的泡沫、水分，经不起考验。”
朱镕基说到，这次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普遍出在银行上，都从银行开始垮。商业银行本身资本金、准备金也不足，大量的投资形成不良贷款，中央银行根本就不管，事先也不发出警告，最后一垮台就不得了。
当时，中国除了用中央财政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外，还成立四大AMC承接四大行的不良资产，提高了货币传导效率。
在这以后，1999-2004年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总计近万亿。
同时，与普通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三项，也从1998年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开始的黄金周等措施一起，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1998年的政策调控中，最忙碌的部门是税务、海关、审计、以及交通部门和军队。前三者忙着收钱，后者忙着花钱，军队则忙着抗洪。
1998年，全国各地的税务局门前冷落，百万税收大军散落街头小巷，与各色人等一笔笔清算陈年旧账。年底一算账，居然增收了1560亿元，乐得朱镕基跑到国家税务总局拱手相谢。在一次与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朱镕基说：“这主要是上一年打击进口走私，进口环节的税收增加了700多亿。”
这年，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筹资，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元，然后又飞快地把这些钱花出去。这些钱花得如此之狠、之快，连广州一家习惯于坐冷板凳的私营企业主都感同身受：他看着仓库里积压的测绘仪器像水一样流出，看着人民币像水一样流进自家腰包，恍然若梦。
突然暴富的交通部“愁眉不展”，10月份，时任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召集各路人马，号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全年1800亿的投资花出去。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及时果断地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大决策。
并强调，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明年（1999年）仍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政策今年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明年还要继续实施。
1999年春天，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例对财政扩张作了解释说明：在通常情况下，靠扩大财政赤字搞建设，势必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在当前的特定条件下，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不大。现在银行储蓄存款比较多，通过财政债券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过量发行货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供应充裕，物价比较稳定。
数据显示，PPI在2000年1月开始转正，CPI则由1999年-2%左右的增速逐步回升，2000年2月报0.7%。中国走出通缩。
2000年朱镕基总结，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既积累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丰富经验，又取得了遏制通货紧缩趋势的初步经验。
后来，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朱镕基很在意这个说法。
2001年春，他对一些政协委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与他大多数发言一样，色彩鲜明并雄辩：
“有的同志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贬值成赤字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不正确。如果不是这个政策，1998年就已经垮了，同志们。1000多万人的职工下岗，出口萎缩负增长，怎么能贬值为赤字财政呢？
面对当时的下岗潮，朱镕基十分关注下岗再就业问题，强调职工下岗后要分流到其他行业；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要保障基本生活，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其基本生活费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1/3。
福州下岗女工陈晓萍创办了福州真味包点有限公司，并吸纳下岗女工到公司工作。后来，朱镕基专程到她的公司考察，并点了一份包子。
朱镕基还在这次分享中说：
“去年增收1960亿，比预算超收680亿。同志们，这钱不都回来了嘛？
“你不就是发了1500亿的国债嘛，来搞这个基础设施嘛？”
“我超收的680亿用在什么地方？同志们，200亿用于减少了赤字，就等于说又少发了200亿国债，去年实际上只发了1300亿。把300亿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我们成立了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来弥补全国的养老金的不足。”
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进一步辩驳说：“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多亿的优质资产，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END.
资料:
《朱镕基讲话实录》
《邓小平年谱》
《邓小平时代》
《通缩往事》
《陈云传》
《中国的货币化进程》
《朱镕基:战胜通胀烈火与通缩寒冰》
《邓小平如何力排众议扶植“黑马”朱镕基》
《朱镕基做对了什么》
《“九五”（1996～2000）：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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