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散人懂四六 ，作者：飞哥爱思考
前总理去世的消息发布后没几天，又赶上了前总书记的诞辰纪念。一个过去的时代因为告别而突然转到台前。最近见了一位故友，我们相识于那个时代。彼时，中国刚刚入世，一些人从中国来到美国，一些人从美国进入中国。资本、知识、设计、大学、跨国公司和年轻人，在太平洋两岸高速流动。
那时我感觉，美国很高，中国很快。
这个朋友叫Paul，他的人生有点传奇
他祖籍在四川乐山。爷爷年轻时去了苏联，后来回到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运动中受冲击去世；父亲走了另一条路，黄埔军校十九期毕业，随陈诚去了台湾接收日本投降，后来移民美国。一个家庭，被20世纪中国的历史劈成了两半。
爷爷去世后，奶奶投奔了住在天津的大女儿，竟又在那里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发生后，海外华侨纷纷向中国捐赠救灾物资，身在美国的父亲以自己的名字组织了募捐——住地震棚的奶奶竟然在捐赠物资上，看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的名字。一个被战争、海峡和几十年时间切断的家庭，就这样重新接上了。家里至今还留着爷爷当年写给去台湾的父亲的信。
Paul在美国长大，不太会说中文。80年代初，20岁的他只身从香港、广州入境，背着一个电视机坐火车去贵州寻找奶奶，因为语言不通，中途还搭错车去了厦门，原本三天三夜的车程变成六天六夜。这一路，他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也是从那时起，才真正开始学习和使用中文。他见到了奶奶，见到了其他亲人，却没能见到已经去世的爷爷。
Paul 21岁的时候还没上大学，想以音乐为生，在一个朋克乐队里弹贝斯。他们的乐队由墨西哥裔、黑人、罗马尼亚人、Lesbian，和他这个亚裔组成，曾因为多样性被看好。
23岁，他离开乐队去读建筑。因为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留下一个建筑作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
后来，他去了哈佛。再后来，回到洛杉矶教书。
他有一个很小的建筑事务所。一开始，他能接到的活儿是一些当地的住宅项目。
等到中国开始建设了，一个会中文的华人、美国建筑师、大学建筑系老师，突然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组合。这个在洛杉矶只能做别墅改造的小事务所，到了中国，竟然可以参与竞赛做到上万平方米的项目。他自己都觉得幸运。
而我，恰好在那时走进了Paul的事务所
我初到美国留学时，交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后，只剩几百美元，未来毫无着落。有人劝我去华人教会可以免费吃饭，我就去了，但发现要听歌并唱歌，2个多小时才能吃饭，这个时间成本不划算，就再没去过。那时候就觉得，反正总有办法。
我开始到处敲门找工作。我大概就是Paul说的那种”脸皮厚”的人。
这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还专门讲了一件关于此的往事。当年他教书，发现很多华人学生上课不敢讲话，听不懂，也不敢举手问。他把他们叫到一起，专门请了一顿饭，说：“你们的父母或你们自己花这么多钱让你们来上学，你们是在购买教育服务，没听懂要问。你以为是你英语不好才没听懂吗？不是，我告诉你，教室里至少还有十个人也没听懂。脸皮要厚。”
我马上赞同说：对，我当时就是脸皮厚。
Paul给我开了一扇门。
他给了我一份真正符合我的专业的工作，不用去传说中的餐厅打工，在这里让我第一次看到美国建筑师怎样做美国项目，又怎样做中国项目。这份工作的收入让我继续完成了学业。
后来，他又把自己的皮卡借给了还没有驾照的我。我去学车，考了驾照。
洛杉矶是一个有车和没有车完全不同的城市。那辆皮卡第一次让我觉得，我可以自由地拥有这座城市。我开着它到处跑，记得那时候最流行的是Linkin Park和Norah Jones。有一次我开着Paul的皮卡，从10号公路转向海边，当太平洋迎面扑来的时候，车里正在放到Linkin Park的《In the End》的副歌，我的眼泪可以直接掉下来。我把这个画面讲给Paul，他秒懂。
刚学车的时候，我把他的皮卡前保险杠撞坏了。后来，我要回中国了，
问他：车要不要修修？
他说：不用。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就不能欠我一点人情吗？
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多年。
这次见面，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想要回报的人是不会帮助人的”。他说，后来那辆车又在其他留学生中流转，最终，他自己也不记得转到了哪里。我告诉他：“这个人情，我不准备还了”。
后来，又有另外一位老师给了我奖学金，把我引向投资。两年以后，我毕业，做过美国开发的工作，后来竟然拿到了一家华尔街公司的offer，回国负责中国业务。
在那批留学生里，我来得算晚的，却回去比较早。这段日子里我获得的视野、知识、资源和指点的极高密度和速度，让我自己也觉得眩晕，生命体验的时间感也因此拉长了，感觉似乎在那里呆了很久。
现在才越来越明白，我当然做了自己的选择，但那个选择背后，还有一个远比我巨大的时代。
我重新看到当时那一代人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他们打开的那扇门，后来变成了我们这一代无数年轻人的门。
国家的选择最终并不是停留在文件和新闻里。它会变成一个美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做了几十万平方米的中国项目；变成一个中国年轻人可以进入美国建筑事务所；变成美国投行开始寻找懂中国的年轻人；也变成我拿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
我后来把自己的选择总结成一句话：去美国获得势能，回中国寻找动能。
Paul如此。我也是。
孩子眼中的洛杉矶和我眼中的，为何如此不同
这次，我带着孩子旅行。他们一路看，然后总有一点——不过如此。
奥特莱斯和购物中心没有二十年前那种令人惊艳的感觉，甚至看上去暗淡了，美国设计也不再拥有当年的优势。酒店很贵，服务却不比中国方便。黄石大提顿也比不上亚丁稻城。
孩子好奇的问我：“为什么从你平常说话的感觉里，洛杉矶当年给过你那么大的影响？”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大概就是势能消退之后，留给下一代最难翻译的部分：他们看到的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后来我才意识到，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势能差存在的震撼，和个人急速变化形成的生命感知强度，留下来的情绪记忆。当年的我第一次站在一个巨大的落差上，看见另外一种世界；今天他们的”不过如此”，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发展的成绩——我们这一代人利用过那个势能差，而我们的工作，又参与了它的消失。
今天的洛杉矶不再拥有当年的势能，但一个地方一旦和一个人的青春、突破和身份转换绑定，它就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我的父亲年轻时从农村来到天津上大学，从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工程师。天津从此成为他人生密度记忆最高的地方。我以前并不完全理解他对天津的情感，现在我理解了。天津之于他，大概就是北京和洛杉矶之于我。
今天的洛杉矶，Library Tower旁边也已经盖了新的高楼，我不喜欢改变后的天际线。
当年美国设计的势能已经退去，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那个时代也结束了，当时那一代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领导人，也正在成为历史。
眺望窗外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的时候，Paul的生平，我的经历，那个时代的记录片画面慢慢叠在了一起。
我想，
有些账算不清。
只能记着。
或者，
纪念着。
附记：
Paul的父亲唐矼熙，黄埔军校第十九期学生，1942年5月入伍，1945年4月14日毕业于成都西校场（同期共902人），入伍登记地址为”成都柿子巷一五号”。家中至今还留着爷爷当年写给去台湾的父亲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