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作者：一席YiXi，原文标题：《去了这三个非洲国家，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公共卫生的最后一公里｜周轶君 一席》
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我发现这场战役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工具是否被发明，而是取决于这些工具是否被有效使用。我们并不缺乏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问题会自动消失。公共卫生领域里的最后一公里都是靠具体的人推动的。
抵达，是最艰难的旅程
一席x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6.02.11上海
大家好，感谢张医生刚才精彩的演讲（张文宏|弥合医疗不平等的最后一公里）把我们从上海带到了中国的各个基层。我要把大家带得更远一点，去遥远的非洲。
去年，我接触到一个项目，它的关键词是非洲和疟疾。
疟疾这个词离我和在座的大多数人都非常遥远。先科普一下，疟疾是一种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一旦得上疟疾，患者就会发烧、恶心、呕吐、肌肉酸痛，严重的甚至会死亡。最要命的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如果得了疟疾，死亡率会超过6%。
中国在2021年就宣布全面消除了疟疾。我是一个70年代长大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很少听到这个词语了。可是对于非洲来说，它到今天仍然是最凶险的公共传染病之一。
出发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准备了最强力的驱蚊剂和药物，忐忑不安地前往非洲。
说起来非洲，如果没有去过的人，你们的大脑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是布吉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的一个露天的运动场。
这一次我们去了非洲的三个国家，对我来说都是头一次：冈比亚、布吉纳法索和乌干达。这三个国家全都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为什么去那里呢？因为全球95%的疟疾病例都集中在这一地区。
▲三个国家地理位置示意图
人类跟疟疾的斗争由来已久。在这场挽救生命的战斗中，人类已经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先进工具：预防性的药物、治疗的药物，浸泡了杀虫药物的蚊帐等等。
但是我发现这场战役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工具是否被发明，而是取决于这些工具是否被有效使用。我们并不缺乏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问题会自动消失。
如果我没有去过非洲这三个国家，便不会真切地感受到：公共卫生领域里的最后一公里都是靠具体的人推动的。请大家跟着我认识一些在当地工作的人，看看他们如何让美妙的创新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
公共卫生领域里的最后一公里
这个人叫阿律，40多岁，是冈比亚红十字会疟疾项目的经理。他说起自己的工作时，总是滔滔不绝，眼睛闪着光，非常有热情。
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值冈比亚雨季的尾声、疟疾高发期。他正忙着组织一场发药活动，要把一种叫作SMC（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药物）的药物送到12岁以下的儿童家庭里，还要看着他们喝下去。
进入每一个家庭之前，项目成员需要先问询孩子的过往病史、药物过敏史、是否在服用别的药物等等。阿律告诉我，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更可能失去家长们的信任。
在这一轮，阿律发动了176名基层志愿者一起行动。培训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位老人特别激动，他说去年有孩子服用药物之后产生了过敏反应，出现呕吐，恐慌就传开了，今年志愿者的工作会特别难。
还有假新闻的影响。有一些当地比较富裕的家庭，房子更大，有大铁门。正是这样的人最早用上了智能手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了更夸张的新闻，新闻说这些药物会让孩子得病、致死。所以他们的门上被标上了R，代表refused、拒绝，表明他们对这种口服的预防药物说no。
我跟随这些志愿者们去了冈比亚不同区域的家庭。大部分地方只有土路，有些地方汽车开不进去，要换摩托车，甚至骑驴子。志愿者两人一组，每组要在5天之内找到至少40个孩子，劝他们吃药。
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发药这么辛苦，为什么不把药集中在一个地点，让父母带着孩子来领呢？那样是不是更快、更有效？要知道，在冈比亚防治疟疾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很多村子里，不少人认为疟疾就是中了邪，或者是被诅咒了，是魔鬼在背后作祟，不懂得它背后的原理。
所以阿律他们请来了一些村里的妇女，她们是最古老的媒体形式，把信息编成简单的歌谣，边走边唱，带进各个村子，歌谣的意思是：疟疾困扰着我们，是蚊子导致了疟疾，如果你得了疟疾，赶紧去卫生所。
在这样的地方发药就是得挨家挨户敲门，让别人接受你，看着孩子把药喝下去，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是我和阿律在冈比亚的中央药品库房里，堆得高高的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预防疟疾药物。
这些药，再加上其他各个国家的援助药品，在这个雨季一共可以覆盖74000名孩子。听上去这个数字挺大的，对不对？其实还有10万名冈比亚儿童得不到药物的。
而且这种药物不是服用一次就一劳永逸的，2025年一共要发四轮药，全发完以后，库存的所有药物将被耗尽。到了下一个雨季，吃过药的人还得再吃四轮。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承诺往后可以继续给他们提供资金或者新的药品。
2025年，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出现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么一个抽象的数字，我看到它在冈比亚体现为了阿律的焦虑。
阿律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是由于药物不能覆盖全国的儿童，所以他们每年在做规划的时候，要决定哪些社区发药、哪些社区不发药，这就好像让他决定选择哪些孩子可以活下去，这样的决定太痛苦了。
不过，阿律仍然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说，90年代自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冈比亚有40%到60%的儿童感染疟疾，全国人人自危。而今天，感染率已经下降到了2%到4%。这么大的进步，就差临门一脚了，所以他不能放弃，要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疟疾还没有被消灭呢？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还会产生一个问号：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对疟疾的治愈率极高，为什么疟疾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被消灭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接下来要介绍另外两位科学家，他们告诉我，青蒿素的确是抗击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但疟疾是一种复杂的病症，从来没有单一疗法。用青蒿素去治愈，并不代表不需要吃预防药，尤其是针对5岁以下的儿童。
即便人类发明出了世界上最好的药，也需要有人花钱制造、运输、分发并教导其他人正确使用，一个环节也少不了。更何况，这些药物、杀虫剂都有可能产生抗药性。有了一种治疗方法不代表人类就可以在疟疾面前躺平。
在这场战斗中，我在冈比亚见到了翁贝托和安妮特，他们致力于找到更有效的疫苗。
他们说，因为疟原虫比病毒更大、更狡猾，所以针对它研制疫苗非常困难。这对夫妇已经在冈比亚住了将近20年，两个人都是研究疟疾的专家。他们说，他们尽量在吃晚餐和度假的时候不要谈论蚊子和疟疾，但常常做不到。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在非洲待那么久呢？他们给我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不能看着孩子死去。
欧洲很多国家在上世纪末消除了疟疾，但非洲的疟疾如果控制不住，随时可能蔓延到欧洲。科学家和疟原虫进行着军备竞赛，其实就在看谁更聪明，谁最后能够胜出。
“我们不喜欢白色的蚊帐”
刚才我们说到疟疾是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那么针对传播的链条，聪明的人类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环节设置障碍、阻断传播呢？比如说用蚊帐物理隔绝蚊子的接触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传播疟疾的主要是雌性按蚊，它在晚上出没，所以睡觉时用蚊帐就可以很好地自我保护。
在国际援助下，乌干达政府每隔几年会花费9000多万美元采购药浸蚊帐。每一顶蚊帐的价格是4美元，如果我们只看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全国每两个人就有一顶最新的蚊帐。
这种蚊帐也是创新的结果，化学家们反复实验、改良，这种蚊帐上面浸泡了可以杀死蚊子、而且不会让蚊子滑脚的药剂，这种药剂又不会让人，尤其是孩子中毒。洗涤不超过20次的话，蚊帐可以保持药性。这种蚊帐听上去也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可是我在乌干达见到的这个人，梅达德，他作为乌干达药浸蚊帐的国家协调员干了15年发蚊帐的工作，他焦急地告诉我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我得顺便说一句，梅达德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导致双腿残疾，至今仍不能正常走路，他比谁都清楚疾病带给人的终身痛苦。
4700万顶蚊帐能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疟疾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在农村的一户人家里，大家可以看到他挂上了蚊帐。我和摄影师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大概10分钟以后，全身就已经湿透了，太热了。很多人收到政府发的蚊帐但不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夜里睡觉太热了，不舒服。像他们这样的房间里没有纱窗，也不通风，再加上蚊帐就更加闷热。
在这个地方，比闷热更让人意外的、更奇葩的拒绝使用蚊帐的理由是什么呢？有的人不喜欢白色，说白的不吉利，他们宁可自己花钱买粉色的、带花纹的，但那些蚊帐的驱蚊效果大打折扣。
而且政府发的药浸蚊帐都是标准尺寸，有些人家里的床比较大，还有人睡的是双层床，那怎么办呢？
梅达德在一线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是生产、采购、捐赠蚊帐的组织想不到的。他还得跟勤俭节约的传统观念做斗争。在乌干达，很多人领到了新蚊帐却舍不得用，要藏起来等到家里来客人了才摆出来。可这个时候，药浸蚊帐可能已经过期了，不但不能防蚊，还可能助长蚊子的抗药性。
直到今天，乌干达的疟疾病例数仍高居全世界第三，每年将近2万人死亡，大部分是儿童。
我们该责怪那些得到蚊帐的人不知足吗？责怪他们不好好使用蚊帐？还是说我们应该设计出更容易满足人们需求的蚊帐？比如说鼓励私营企业的参与，利用市场杠杆解决？或者效仿乌干达有一些地区已经在实践的方法，在学校里推行3美元一顶的蚊帐，让住宿的孩子把好习惯带回家。
顺便说一句，在乌干达已经有中国工厂参与到蚊帐的生产。我旁边站的这个人叫孔立勋，是一个90后的海归，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蚊帐工厂，为当地人，尤其是女性，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给蚊子动手术
说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消除疟疾太困难了？有没有足够的药物和蚊帐是一个问题，有了以后能不能好好使用又是一个问题。那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超越这一切人性之复杂，就像灭霸打一个响指一样把疟疾都消灭了？还真不是不可能。
在布吉纳法索，就是开头那个年轻人在路灯下健身的国家，它虽然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却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蚊子实验室。我拜访了一位当地的科学家，阿卜杜拉·迪亚巴特，他是本土的寄生虫专家。
阿卜杜拉·迪亚巴特小时候跟别的孩子一样染过疟疾，那差点要了他的命。他有好几个表哥、堂弟都得疟疾死了。所以他很早就立志要在布吉纳法索灭绝这种传染病。
这是我们在布吉纳法索中央科学院门口聊天时拍的，你可以看到地上有积水，这种环境会滋长蚊子的繁殖，所以阿卜杜拉面临的挑战非常多。
他曾经到美国留学、工作，接触到了先进的基因驱动技术。他的理论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蚊子的基因，让它们只能生下雄蚊子，几代之后，在特定区域里，传播疟疾的雌性按蚊不就灭绝了吗？
我去了他的实验室，看到实验人员在吸蚊子。从野外捕了蚊子以后，实验人员要把它们吸到一个管子里，拿到别的地方做实验、做解剖。我当时还担心：你怎么用嘴吸？不怕吸到嘴里吗？其实这个管子头上有一个活塞。
这两年这项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得非常快。阿卜杜拉的实验室经过7年的努力成功实现了对按蚊的改造。2025年8月，他的团队在布吉纳法索的一个村庄释放了16000只蚊子，整个过程15分钟。这是历史性的，因为那是整个非洲第一次进行转基因蚊子的野外释放。
结果呢？一个星期以后，警察突袭了这个研究所，灭杀了所有的实验蚊子，连科学家的口袋里都没放过，并在村庄里消杀已经释放的所有蚊子，无限期暂停基因驱动实验。
阿卜杜拉至今不太理解为什么为消灭疟疾所做的努力会遭到反对。他告诉我，他曾经邀请了一些网络上的大V参观他的实验室，本来是希望跟大家做一个传播正面信息的良好沟通，没想到有人回去写了抨击文章，说基因驱动技术在布吉纳法索没有未来，在整个非洲也不会有。文章在不了解这项技术的人们中产生了恐慌。
发药、发蚊帐都是跟人打交道，太困难了，阿卜杜拉试图绕开这一切一招制胜，最后发现还是绕不开人。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自中国上海的科学家王四宝有一项创新技术，也在布吉纳法索的村庄里做实验。
王四宝的思路跟阿卜杜拉以及大部分想消灭蚊子的科学家不太一样，他认为蚊子也是疟原虫的受害者，所以首先要给蚊子治病，这样人即便被蚊子叮咬了也不会传染上疟疾。我感觉王老师的这个思路特别具有中式智慧，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的话，听上去更容易获得公众的理解。
我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位于布吉纳法索的蚊子半现场实验室，这个地方是世界各国疟疾专家们向往的前沿阵地。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牛，它们是喂蚊子的，每天要被蚊子叮咬，在哪做牛马都非常困难，非常惨。
这个实验室就在村庄里面，到了村庄里，阿卜杜拉先带我们去拜见了部落的长老。长老的爸爸以前就是长老，他说他小时候曾经跟其他孩子一起帮着捉蚊子，给科学家们做研究。等他自己当上了长老以后，接着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村庄里，人们跟疟疾做斗争的过程真是叫一个世世代代。
我当时还问王四宝老师为什么会选择研究蚊子这么小的东西？他说，在科学家眼中没有大小，大象和蚊子都是研究对象。
在抗击疟疾的战斗中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距离消灭疟疾其实还有最后一公里。但是缺钱、缺药、缺对新技术的理解和支持，导致最后一公里的抵达尤为艰难。
未来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冈比亚的一个社区医院里见到的这位医生。你可以看到背后长长的走廊里排着等候治疗疟疾的队伍。
我当时问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更多的钱、更多的药，还是更多的医生？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他说是教育。在炎热的天气里，他的诊所里没有空调，医院里药不够，人手也不够。但是他认为最迫切的是教育当地人获得抗击疟疾的科学观念。所以这仍然是跟人打交道的事情，没有捷径。
此刻我在这里跟大家演讲的时候，一线的工作者们、科学家们还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在撒哈拉以南，在最贫苦的地区，从来都不缺乏中国面孔。中国每年都向布吉纳法索的医院派遣医疗队，除了疟疾，他们更擅长做一些胸外科、脑外科等复杂的大手术。
我遇到的这支队伍来自甘肃，他们的队长叫武文斌，队伍要在医院待满一年。这个地方常常停水，所以他们用罐子储水。做手术之前，医护人员要舀桶里的水洗手。在手术室里，他们还要谨防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被按蚊叮咬、染上疟疾。
有一天，武队长在医院的墙边看到了一个12岁的姑娘。根据经验，武队长一眼就看出这个姑娘应该有先天性心脏疾病，他亲自给她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手术结束后，他淡淡地跟我们说：这个女孩从此有未来了，不然她可能根本就长不大。而这个女孩说她只有一个愿望，她想吃披萨饼。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整个旅程当中最难忘的一刻。有一天晚上，拍摄都结束了，阿卜杜拉邀请我们整个摄制组到他家里吃饭。为了招待我们，左邻右舍的女人们都来了，在厨房里从早上忙活到晚上。
我进来的时候，有一个穿蓝色长袍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孩子。我想问她孩子多大，但是语言不通，她也想告诉我，但是语言也不通。这个妈妈一着急，她把孩子塞到了我怀里。
这个孩子睡得特别熟，到了我怀里还是没有醒。我抱着他的时候，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整个人类的安详美好。我想在那一刻，他的妈妈和我，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希望这个来自非洲的孩子能够安全地长到5岁，健康地长大成人。
感谢大家。
本演讲来自“行动创造希望”主题演讲特别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