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作者：顾筝
“你在公证处待着，会发现一些形形色色的困境，一些老人的需求是那么的具体，困境也是那么具体，他们想去养老院，但没人签字，要做手术，也没人签字……这是当下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切片。”
而这，也是意定监护的需求所在。
01
李辰阳和陈鉴媛被“放鸽子”了。
李辰阳又打了一个电话去确认：“张阿姨（化名），侬下午不来了？”电话那头有点情绪：“遗嘱和我写得不一样……”
李辰阳解释道：“当时打成大字版快递给你看的，而且我说过，遗嘱是可以改的。”
对方听不进解释，就是一句：“不来了。”
不见李辰阳和陈鉴媛有什么情绪，这是他们工作中的日常。作为普陀公证处专职受理意定监护委托的公证人员，在工作中反复沟通，是经常的事情。就拿电话那头90多岁的张阿姨来说，已经反复了多次，遗嘱也已改过7、8遍。
“意定监护”算是个新事物。
2012年修订、2013年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首次将“意定监护”制度引入中国法律体系。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
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原《民法总则》33条完整保留，使意定监护制度法典化。
其实早在2013年“意定监护”被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前，李辰阳就发现了它的民间需求。
“我们翻阅1980、90年代的公证档案，看到有老人到公证处写一个简单的声明：万一我糊涂了，谁来做我的监护人。这实际上就是老年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安，他有一个自我的想法和安排，需要得到法律部门的帮助。那么公证处对于法律上没有禁止性的行为，我们就进行受理，把老人的意愿保全下来。”
这样的需求更多集中于孤寡老人、独居老人、老养残家庭中……当然，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之前，声明非常简单。更多时候，老年人“办错”了公证。他们办的是遗嘱公证。“我就会问，‘你为什么要办这个遗嘱？’他说：‘他要来养我啊。’老人的想法很简单，我给你遗产，你生前总会对我好一点吧。”
但李辰阳知道，遗嘱公证并不能满足老人的需求。
“遗嘱是死后才生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老人瘫痪走不动了，他的受益人拿着遗嘱到银行说，我要取他的钱帮他看病。那么银行窗口第一个问题肯定就是，老人活着还是……老人还活着，那么遗嘱没用。而且遗嘱要达到监护目的的话，很考验人性。对受益人来说，给老人住院治疗花的钱多，他拿到的钱就变少了，这就有利益冲突了，很不恰当。”
“我们在公证日常接待当中，就觉得老人的本意要通过另外一个制度去解决。”2013年，这个制度出现了，李辰阳有法可依，开始专门办理“意定监护”这项业务。
作为非业内人士，范士广和同事们比李辰阳晚了近十年了解“意定监护”。他们团队拍摄和制作了聚焦当代老年生活、回应老龄化时代议题的纪录片《前浪》。
2024年，《前浪》第一季关注了92岁的龚老伯办理意定监护所遇到的困难。第二季，他们再次把意定监护作为其中一集的主题，跟着李辰阳陈鉴媛等公证员打卡上班，记录着在公证处接待室里发生的故事。
“这是新事物，而且挺革命性的，在有些案例中，是要在两个非亲属关系的人之间建构一种监护关系，这符合当下的一些痛点和实际。”总导演范士广谈起为什么会两度关注“意定监护”的原因，“你在公证处待着，会发现一些形形色色的困境，一些老人的需求是那么的具体，困境也是那么具体，他们想去养老院，但没人签字，要做手术，也没人签字……这是当下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切片。”
02
《民法典》第33条短短100字左右，看上去简简单单，清楚清楚，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却一案有一案的特殊性，在具体的流程上，也有一个个卡点。
首先，得找到那个愿意做监护人的人。
李辰阳指出现在存在的一个误区，因为媒体报道意定监护多了，所以大家以为都需要办意定监护。“无论在其他国家还是我国，意定监护都不是主流，不是生活必需品。家庭成员比较完整，家庭关系和谐的，就不需要办。”办理意定监护的需求更多集中于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不被子女善待老人、老养残家庭等。
他在工作中看到了一部分老人的孤独，“现代城市生活割裂了人群，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想在日渐凋零的社会关系网中寻找信任的人太难了。”
而对于监护人，并没有权利义务对等这一说法，更多的是责任，而且监护也并不和遗产挂钩。所以在公证处的接待室，当有的监护人听李辰阳询问：“如果被监护老人没钱了，你愿不愿意垫付？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你最好得有心理准备，因为你有这个职责，去帮老人寻求国家医疗政策的补贴，但在空白期内，可能就需要你来垫付”的时候，会内心“咯噔”一下。“如果他们说愿意垫付的话，是个可信的信号，但也会有人说，要不我不做这个监护人了，责任好大。”
好不容易找到了，还得确保自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前浪》第一季拍摄到龚老伯故事的时候，他92岁，长年独居，和儿子长期失联。他先后两次选定近亲属作为监护人，后又自行撤销。有一次他在路边摔倒，路人刘大姐出手救助、送医。在后续的相处中，他决定指定刘大姐做自己未来失能后的意定监护人。
只是这个时候，他在神经内科脑功能室里卡了壳。在做语言功能、记忆功能等各项评估之后，他被诊断为轻度认知障碍。也因为不满足这一法律硬性门槛，公证处无法受理这份意定监护申请。
李辰阳多少觉得有点遗憾：“我们公证处的审慎，让老人意定监护的这条路走得有点坎坷。”
但是，不审慎又是不行的。虽然意定监护和抚养、遗产都不挂钩，但老人有时会在附加的协议中，写上“监护人负责养老，他就把遗产留给对方”的内容，这个时候，老人其实是把自己的健康、财富、生命交托出去了，那么，对于那个受托人的审核需要非常谨慎。
“我们每个个案为什么要谈很长时间，反复多次。一是要和当事人建立信任，第二个，就是要通过各种证据来下一个结论，他们的信任基础到底是什么？”李辰阳说公证员的工作方式和医生有点差不多，既要有“问诊”，也要借助社区走访等检查工具来了解更多真实情况。
陈鉴媛说，工作的时候，会把老人和受托人分开进行谈话，“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不会说真话，因为老人觉得我找到这个受托人很不容易，就会想尽量哄着他。但如果单独聊天，老人就会愿意把心里话和我们说，包括自己的担心。”
当公证员嗅到一些“危险”的信号，“我们会拒绝，这种拒绝是一种保护的措施。或者我会对委托人说，你们俩现在才认识一年，要不再过几年之后再决定，看看还是不是要这个人做监护人。”
意定监护尊重的是个人意愿，在李辰阳看来，是“自爱”的方式。但“个人意愿到底是完全真实的，还是被迷惑的？我们要通过反复的交叉谈话，来验证这种信任的基础。”
当然，公证员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工作中也会有“看走眼”的地方。“但这个制度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可以单方面撤销。办了公证之后，有的人态度360度大改变，老人觉得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么可以来撤销。反过来，受托人也有很多来撤销的，有的老人会有误解，以为意定监护人和抚养挂钩，办了公证之后要监护人每天来报到，那受托人会觉得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也会来撤销。”
总算是人找对找好，彼此你情我愿，但在真正办理的过程，还是会有“幺蛾子”出来。
《前浪》第二季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老张胆管癌晚期；桃姐是陪伴照料他多年的伴侣。老张早年离异，有一个儿子，清楚父亲和桃姐的关系。
老张生命进入晚期，希望指定桃姐做自己的意定监护人——未来自己失能，由桃姐处理医疗、养老；并希望死后把房产留给桃姐。
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其中有一个bug（问题）是，桃姐虽和丈夫分居几十年，但离婚官司没有打完，法律上还属于已婚身份。
这个案例在普陀公证处内部发生了激烈讨论，虽然法律允许任意具有意愿的人做监护人，但公证处顾虑公序良俗和伦理风险，最终终止了公证申请。
03
存在着这种种困难，所以办理意定监护是场长期战。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后的最初5年中，全国大约只办理了500件。这几年，不管是咨询人数，还是办理人数，都在不断增长。
“现在每天打到我们公证处的电话中，有三分之一和意定监护咨询有关。”而在李辰阳办公室的窗台上，垒着一大摞委托人所填的咨询表，他们咨询之后没有再来，但说不定在哪一天，又会打开这张咨询表，当事人来要求办理意定监护了。
最初，公证员们摸着石头过河。而今年6月，《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出台，为实际工作提出了更多细化指引。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那么现在已经有社会组织可以承担监护义务。“我们监护的社会化，我觉得啊，可能是一个趋势，也是对付人情世故的一种方式方法。”
如果担心监护人不能很好地履行责任，那么还可以找一个监护监督人。“权力失去了监督，他会滥使嘛。所以说不管是近亲属还是非近亲属做监护人，还可以再找一个监护监督人。”
上海所办理的意定监护案例，在全国一直处于最多数。而且对意定监护制度的地方立法、司法支持工作，也都走在全国前列。
李辰阳解释说：“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而上海又有海派包容，大家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这是自我意愿的实现，我们一直对老人说，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但同时又有法律的安排，政府部门出台具体的工作指引，这就从上到下，从个体到社会，都在推动意定监护制度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