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朱兆一，原文标题：《从创业国度到战争国度——以色列的战争经济学》
从2023年10月开始，以色列已经在战争状态中度过了接近三年。加沙、黎巴嫩、红海、伊朗，战线一轮轮扩大，军费、预备役、重建、疏散和债务融资也随之堆高。
按照以色列银行2026年的估算，2023～2026年的战争财政成本约为3500亿谢克尔，而且这一数字还没有完全计入2026年2月底以后新增的对伊军事开支。
2025年底，以色列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升至68.5%，明显高于战前约60%的水平。
如果只看这些数字，这是一场越来越昂贵的战争。但另一组数字放在一起，画面就变得很不一样。2025年，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私募融资达到156亿美元，较2024年的122亿美元继续上升；全年科技并购金额达到743亿美元，谷歌以320亿美元收购网络安全公司Wiz，Palo Alto Networks以约250亿美元收购另一家网络安全公司CyberArk。军工出口同样创下纪录，2025年达到19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接近30%。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财经问题——战争让这个国家越来越贵，为什么它的一部分科技资产也越来越贵？
答案藏在以色列经济内部越来越明显的分化里。战争给财政、家庭和普通企业留下的是成本，却同时扩大了全球对网络安全、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安全和情报技术的需求。更关键的是，以色列有能力把这种需求迅速做成产品，再通过美国资本市场和全球军工体系把产品变成估值、融资和出口。
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清战争、经济与科技之间那条看起来矛盾、其实相当清楚的链条。
战争账单
长期战争首先改变的是政府的钱往哪里花。
2024年，以色列经济只增长约1%，2025年恢复至约2.9%。以色列银行今年7月仍预计2026年可以增长4%，债务率有望稳定在69%左右。不过，这个预测本身带着很强的条件。
它假设黎巴嫩方向的战斗强度下降，也假设预测期内不再出现新一轮对伊战争。以色列经济现在最重要的宏观变量之一，已经不只包括利率、消费和投资，还包括下一轮战争什么时候发生、持续多久。
战争时期看GDP尤其容易产生错觉
政府购买拦截弹、给预备役发津贴、安置疏散居民，都可以进入经济活动统计。私人企业少投了一笔钱，政府多花一笔军费，总量上未必马上表现成经济崩塌。可两种支出的意义完全不同。企业建新厂、居民购买新房、大学扩建实验室，通常会留下未来的生产能力；一枚拦截弹完成任务以后，经济价值也基本随之消失。
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这几年的GDP比很多人想象得更有韧性，财政压力却持续累积。以色列银行估算，2023～2026年的战争相关财政成本约3500亿谢克尔（约6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约一半依靠举债融资。2025年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仍达到GDP的4.7%，债务率升至68.5%。战前以色列一直把较低债务视为小型开放经济体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缓冲，如今这部分缓冲已经被战争消耗了相当一块。
更难统计的是人。约30万预备役人员反复离开工作岗位，建筑和农业又因巴勒斯坦劳工减少而长期缺人。餐饮、旅游、零售和房地产面对的麻烦更加直接。战争虽然没有让以色列经济停止运转，却在不断提高维持正常运转的成本。原有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战争的影响逐渐从单纯的产出损失扩散到劳动力、私人投资和家庭部门。
所以，看以色列经济不能只问“还能不能增长”。真正重要的是增长靠什么维持。政府开支占得越来越重，国防预算拥有更高优先级，私人投资面对更高风险折价，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则需要在更紧的财政空间里竞争。时间一长，战争支出的机会成本就会从财政报表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也会进入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
这才是长期战争真正昂贵的地方。
战场决定钱的流向
如果说宏观经济记录的是整个国家的账，产业数据记录的就是战争如何重新分配机会。最明显的受益行业是军工。
以色列国防部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军工出口达到192亿美元，连续第五年创历史纪录，五年翻了一倍多。导弹、火箭和防空系统占出口总额约29%，光电和观测系统占比也大幅上升。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一半的出口金额来自单笔1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政府间军贸协议接近100亿美元。
以色列国防部在公布这些数字时几乎没有回避战争与出口之间的联系。官方明确提到，过去几轮军事行动中经过实战检验的系统，提高了国际市场对以色列防务技术的需求。
“Combat-proven”——即实战验证，在军工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很值钱的标签。
雷达有没有在复杂环境里工作过，防空系统能不能拦住真实导弹，无人系统是否经历过电子干扰，这些问题很难靠展会宣传册回答。战争提供了最残酷也最直接的测试场。以色列国内消耗的是导弹、军费和人员，军工企业获得的却是一套可以向海外客户展示的实战记录。
科技行业的变化更有意思。2025年，以色列高科技私募融资达到156亿美元，明显高于2024年的122亿美元。网络安全融资约41亿美元，仅次于企业软件。与此同时，全年融资交易只有717笔，已经降到十年来最低水平，单笔融资中位数却升至1000万美元，比上一年高出67%。
这组数字很值得琢磨。钱回来了，但没有平均地撒向整个创业生态。投资人减少了下注的次数，却愿意在少数看得懂、已经被验证的企业身上下更大的赌注。
因此，“融资额创新高”和“创业生态承压”完全可以发生在同一年。
Wiz和CyberArk就是最典型的两个样本。
谷歌愿意为Wiz支付320亿美元，核心判断是云安全已经成为AI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Palo Alto Networks斥资约250亿美元收购CyberArk，瞄准的则是身份安全，以及未来大量AI智能体出现以后迅速扩张的权限管理市场。两家公司都有深厚的以色列技术基因，但它们服务的是全球客户，资本、员工和商业边界早已跨越以色列国境。
战争在这里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放大效应。全球越担心网络攻击、无人系统、导弹防御、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相关预算就越难被削减。普通消费行业面对战争，首先担心需求消失；安全行业面对战争，却会看到更多订单。这也是这轮以色列战争最值得财经观察的地方。
国家层面的战争风险和企业层面的商业机会，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沿着不同方向移动。
炮火没有吓跑美国资本
一个国家长期遭到导弹袭击，主权评级被下调，财政赤字扩大，照常理说，投资者应该要求越来越高的风险补偿。
以色列科技资产这几年却频繁获得创纪录估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色列科技企业的边界与以色列国家经济的边界早已不完全重合。
以色列科技产业从一开始就高度国际化。研发团队可能在特拉维夫，客户主要在美国，公司融资平台在纽约，销售团队分布于欧洲和亚洲。以色列创新署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以色列科技企业在海外雇佣的员工约44万人，已经超过国内约40万人。2023年10月至2024年7月，又有约8300名高科技从业者离开以色列一年以上。
这种全球化过去主要为了接近客户和资本，战争以后又多了一层作用，它能够降低企业对单一地理空间的依赖。
办公室暂时关闭，员工仍然可以远程工作；创始人被征召，海外团队还能维持客户和交付；国内风险上升，企业可以把更多运营和融资环节放到境外。对于轻资产科技公司来说，导弹能够摧毁建筑物，却很难摧毁代码、专利和分布式研发网络。
第二个原因来自美国。
以色列科技行业真正特别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同时嵌入美国的资本体系和安全体系。美国风险投资机构长期参与以色列科技融资，美国科技巨头又是最重要的并购买家。战争提高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风险，美国资本却可以把优秀的以色列安全企业按照全球科技资产来定价。
Wiz的320亿美元估值，并非战争凭空创造出来的财富。AI和云计算扩张原本就在提高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战争进一步提醒全球企业和政府，数字基础设施所面对的攻击风险正在增加。以色列恰好在这一时间点拥有成熟技术、高密度工程师以及大量安全领域经验，于是美国资本愿意支付更高价格。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果关系，经常容易被说反。战争能够制造需求，也能提供测试环境，可它不会自动生产创新能力。
中东长期经历战争的国家很多，能够持续输出世界级科技公司的几乎没有。以色列今天能够把战争需求转化为产品，依赖的是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人才体系、军事技术部门、大学科研、退役技术人员创业网络、风险投资和美国市场。战争只是把已经存在的能力迅速推向了需求最旺盛的方向。
于是，以色列这几年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定价关系。一边是国家风险溢价上升，一边是安全科技溢价上升。两股力量同时发生作用。在部分科技企业身上，后者暂时压过了前者。
这也是为什么只看以色列股市、科技融资和军工出口，会得到一个过于乐观的结论；只看财政赤字、债务和战争损失，又会低估这个经济体的产业韧性。
战争的真实价值
安全科技很繁荣，并不代表整个以色列科技生态都在变好。
以色列创新署今年公布的数据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变化。
2025年高科技就业人数约40万，同比增长2.5%，看起来重新恢复了增长，可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接近6%。更关键的是，本土研发人员数量十年来第一次下降，减少约3500人，研发岗位占高科技就业的比例也从51%降到49%。与此同时，高科技人才长期离境仍在增加，2024年夏季长期离境人数比上年同期又增长了14%。
这些数字说明，资本市场的繁荣和本土创新能力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点距离。
大公司融资容易，成熟安全企业估值很高，跨国企业也愿意收购，可年轻创业者面对的融资入口变窄，研发人员向海外流动，越来越多企业把运营甚至部分研发放到境外。
一家公司的价值仍然可以归入“以色列科技”的统计，但这家公司的就业、税收、决策权和未来新增投资，却未必全部留在以色列。
这可能是长期战争最隐蔽的一笔账。网络安全、无人机、防空、情报分析得到越来越多资金，农业科技、气候科技、医疗创新和其他民用赛道就必须争夺剩下的资本和人才。
几年之内，这种集中会让总量数据很好看，因为最强的赛道会变得更强。时间拉到十年，问题就会变成这个国家是否还拥有足够宽的创新面。
以色列过去被称为“创业之国”，靠的从来不只有军工和网络安全。滴灌、医疗器械、半导体、通信技术、企业软件，都曾经从这个生态里长出来。一个健康的创新体系需要大量暂时看不到确定回报的尝试，需要资本允许失败，也需要年轻工程师愿意花几年时间解决没有军方订单的问题。
战争持续得越久，安全需求越确定，钱和人就越容易向同一个方向挤。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以色列正在形成的结构称为一种“安全资本主义”。安全开始成为配置财政、资本、人才和技术的重要坐标。政府预算向国防倾斜，资本向安全科技集中，人才向拥有明确安全需求的行业流动，国际经济联系也越来越与安全联盟结合。原本服务于国家安全的一套体系，正在越来越深地进入投资、创业和产业选择。
这种模式在战争时期非常强。真正微妙的问题，可能发生在和平到来的那一天。如果地区风险明显下降，军工订单和安全科技估值很难永远按照战争时期的速度增长；而被挤压多年的民用创新、教育投入和早期创业生态，也不会在停火后的第二天自动恢复。
战争可以在几个月内制造大量安全需求，产业多样性却需要很多年才能重新长出来。
所以，以色列过去三年的经验没有证明“战争能够让一个国家变富”。
它真正证明的是一个拥有强大科技基础、成熟军民技术转换机制，又深度嵌入美国资本和安全体系的小型经济体，有能力把一部分战争需求转化为军工出口、风险投资和企业估值，再用这些收益抵消一部分战争造成的损失。
可抵销从来不等于没有成本。战争的钱最终由财政和纳税人支付，预备役人员承担时间成本，旅游、建筑、零售和普通家庭承受收入和生活压力；另一边，军工企业、安全科技公司以及持有相关股权的人，得到更多订单和更高资本回报。
能在战争中生存，是一种能力。能在不需要战争的情况下继续创新，才是一套经济体系更难的考试。
这可能才是这场战争最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