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苏奎
2026年8月17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最令人关注的是，这份战略报告首次把“保持科技领导力”本身列为国家安全目标，将科技战略从美国“科技领先”升级为“科技即安全”的国安战略。不言而喻，这是一份美国科技教育领域进入“战时模式”的宣言书。
这是美国近年来科技教育领域革命进入高潮的标志，向前追溯，可发现已经有一系列铺垫。今年8月3日，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向全美高校校长及董事会发布《致大学校长与治理董事会的国家行动倡议》，对大学如何治理和科研管理提出意见，提出“思想中立”“科研安全与国家利益”“培养与国家使命的契合”这些本轮科教革命需要落实的核心理念。
7月21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对美国科教领域哥白尼式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
2025年11月24日，特朗普签署14363号行政令正式启动创世纪任务（GenesisMission）这个科教革命的旗舰载体，这个任务由能源部牵头，并集结微软、谷歌、英伟达、OpenAI、AWS等24家AI巨头，是美国科技政策进入“战时体制”下，以“国家动员”模式开展的头号项目。
2025年8月7日，签署第14332号行政令《加强联邦资助监管》，对如何使用联邦科研资金提出要求，明确自由裁量拨款须明显推进总统的政策优先级项目。
2025年5月23日，签署第14303号总统行政令《恢复黄金标准科学》，对如何搞科研确定了联邦政府的新标准。
特朗普试图让美国进入“战时体制”，启动国家动员模式，以AI为中心，聚焦“打胜仗”这个总目标搞科研和教育。攘外必先安内，其他凡是不直接有利于“打胜仗”的科教组织和个人目标都要让位或者边缘化，否则就是“敌人”，至少是“不美国”，这就是美国本轮科技教育革命的大致思路。
科技即是国家安全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是支撑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配套文件，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特别醒目，“国家安全战略认识到科技在实现其愿景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至于科技领导力本身是一项国家安全目标（S&Tleadership is itself a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
这份报告将科技从手段升格为目的，为后续所有科技教育国家安全化措施（如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科研安全审查），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正当性，这恐怕是其最大看点。这一表述的政策意义极为关键，它意味着科技不再只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工具，而是国家安全本身。
这份战略的核心框架是“聚焦、韧性、敏捷、安全”四大支柱。所谓聚焦，就是科研不再“撒胡椒面”，把科技竞争收敛到能决定未来军事与地缘优势的方向，或者说聚焦于“打胜仗”的“硬科技”领域。
按照报告操刀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本人的说法，“这项战略旨在帮助将美国更多研发事业聚焦于支持关键军事能力、国土防御与韧性，以及经济安全目标”，这意味着，美国的新战略是要由国家来确定研发如何聚焦，科学家要按照国家需求来搞研发。
究竟是什么方向呢？报告具体提出了水下、太空、AI三大主战场，以及14类关键赋能技术群，包括先进制造与材料、AI与自主、通信与网络、定向能、未来计算、高超声速与先进导弹、信息管理与网络安全、核能、定位导航授时、量子信息、半导体与微电子、传感与特征管理、空间技术等。
在具体打法上，报告提出“不镜像对手”策略，走“精致高端平台”与“低成本可消耗平台”混合模式，逼迫对手分散资源投入，并避免与对手在其容易低成本应对的领域硬碰硬（可能是吸取美伊战争无人机不对称作战的教训）。
所谓韧性，就是指导降低关键任务与技术领域的风险，确保即使遭受攻击或供应链中断，美国仍能维持核心能力，并形成“拒止威慑”。其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韧性是“优雅降级”（gracefuldegradation）而非“铁板一块的密不透风”（notimperviousness），报告认为后者在成本上是不可承受的，这应该是其方法论的一个亮点。
客观地看，“优雅降级”这一策略相当精妙，它其实是承认面对中国这样的同级别对手，追求绝对安全不可得，转而追求“抗打击、可恢复”的韧性。
所谓敏捷，即“速度本身就是优势”，就是要缩短从发现、发明到部署的周期，或者说从“学”“研”到“产”的时间要缩短。
在方法上也提出了三大抓手，包括激励创新者（如建立快速研发资助机制、倡导“快速失败、快速转向”的风险承担文化）、清除行政与监管负担或者去监管化改革（如更新或废除过时规定、避免咨询委员会沦为变相审批机制），以及加速国家采购改革（如扩大使用其他交易授权、基于里程碑的固定成本竞争合同）。
所谓安全，保护而不抑制，做好保护和应用之间的平衡（如对华销售AI芯片的市场占有和国家安全的平衡），防止外国窃取、转移与利用美国科技成果，同时也要避免过度保护损害创新活力。
具体工具箱包括研究安全、外国投资审查（如限制美国资金流向对手的AI、量子、半导体、超算、高超声速等军事相关领域，并鼓励盟友采取类似投资限制）、强化并精简出口管制以及数据安全计划（如严控与政府相关的数据及美国人的基因组、位置、生物识别、健康、金融等敏感个人数据外流，防止敏感数据被对手用于AI训练或开展恶意行动）。
报告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提出人才方面“不必硬性要求大学学位”。一方面，这是在战时英雄不问出处，不拘一格用人才。另一方面，这更可能是要在政治上与特朗普、万斯一直以来对“精英建制”的批判保持一致。
特朗普上一任期结束之际还专门发布总统令，要求联邦机构招聘原则上不得将大学学历作为基本条件，体现MAGA运动的“草根属性”，没有代表精英的高学历，不表示MAGA成员就没有实际研究能力，这是政治站队的大问题。
这份报告中，对华竞争的战略指向贯穿始终，本质是对华科技军事作战的顶层设计，将科技竞争直接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核心冲突层面。在策略上，小圈子协同的科技遏制成色十足，通过“技术繁荣协议”等双边机制，与盟友在AI、核能、量子、空间等领域深度合作，同时推动盟友建立类似投资管制机制，从而形成美国与可信盟友的科技排他性圈子，对华实施协同遏制，试图搞新时代的八国联军。
这个战略要彻底打破民用科技与国防科技的边界，将整个国家科技教育体系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从人才培养到基础设施建设，全部进入战时模式，聚焦打胜仗，科技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大国竞争，科技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研究不再是个人的志趣，科学不再说没有国界，而是统一成“为国家而研究”“为国家而科技”“为国家而教育”。
科教系统要进入“战时体制”
《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是克拉齐奥斯于2026年7月21日提交给特朗普的报告，定位为1945年范内瓦·布什呈给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无尽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的81周年续篇（模仿），呼应美国建国250周年，旨在系统性重构美国科学与技术研发体系。
如果说《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是进入战时的宣言书，那么《新的黄金时代》就是具体的作战计划。
事实上，2025年4月14日，克拉齐奥斯在奥斯汀“无尽前沿的撤退”（Endless Frontiers Retreat）大会有一个主旨演讲，这是他2025年3月参议院确认就职后的首次重大公开政策演说，今天看来，实际上就是这份《新黄金时代》蓝图的政策先声。
克拉齐奥斯在演讲中提出他对于美国科技的观察结论，“进步没有停止，但出了问题”，对于问题的原因，他则直指1970年代开始的监管体制，“1970年代善意开始的监管体制，变成了一个不断拧紧的棘轮”（ever-tightening ratchet）。
他更是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论断，“停滞是一种选择”（Stagnationwas achoice），美国选择了“借贷未来”而非“用技术做更多”，选择了“债务而非技术”，这显然是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对于开药方的部分，克拉齐奥斯明确批判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纯防守策略不够，他将拜登路线定性为“由恐惧精神而非承诺精神引领”，提出要“促进与保护”双管齐下。
《新黄金时代》首先对美国科技教育进行了核心诊断，报告认为，科技体制已经“钙化”，1945年以来建立的“线性模型”已经失效，所谓线性模型，是指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产业的传统线性链条，已被“基础与应用迭代循环、产业与工程反哺基础”的现实取代，说白一点，就是科研与产业的脱节，产业外迁侵蚀转化能力，或者说产业的衰退使得科研成为无本之源，蜕变为智力游戏。
更重要的是，克拉齐奥斯认为，国际科技竞争已经从“单一技术的争夺”升级为“创新生态系统效率的对决”，因此需要在“研究型大学、科研劳动力培养、基础设施以及连接产学研的技术集群”上进行全生态的重资产布局。这其实回答了为什么需要对美国科技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革命的问题。
报告严厉指责了传统的大学等机构科研主体，提出了“在位者税”（Incumbency Tax）这个概念，科研体系过度依赖高校等少数传统机构，抑制了新型执行主体。传统项目评选机制僵化，奖励“从众”或者“合规”，而非“大胆探索”。
报告提出了颠覆式的四大目标与政策建议。目标一是研究者优先于传统机构，国家科研资金可直接投资于研究者个人及其大胆想法，支持新一代“任务驱动型研究机构”等更广泛的执行主体。科学研究要边缘化传统主力军——大学，这是报告最具争议的点之一。
目标二是改革研发资金的分配、拨付与评估，联邦研发机构应像严肃的资本配置者一样评估自身绩效、试验新资助方式（黄金机票制度，即快速资助机制，让非学术界的初创科技企业能更快拿到联邦资金），以投资组合思维配置资源，引入快轨资助、长周期资助、非常规提案机制等灵活工具。国家像硅谷风投机构一样资助科研选择项目，这也是另外一个颇具争议的点。
目标三是设定清晰科技目标，重建发现—制造链条，核心是建立国家动员模式，政府识别国家优先事项并动员资源（借鉴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科技领域搞去监管改革，
恢复“无许可创新”，特别是在核、制药、无人机等领域推广监管沙盒、权衡收益与风险、简化许可。
目标四是为AI革命准备科研体系，包括启动并扩围“创世纪任务”，十年内倍增美国科学的生产率与影响力，制度化黄金标准科学，为AI训练提供可信知识底座，AI赋能的规模化验证基础设施（如用AI自动复现、审计论文），试点AI原生科研制度。
报告附录的《2028财年研发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明确了资金分配的方向，其中基础学科优先领域包括：物理、化学与材料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程科学、生物科学，覆盖量子、半导体、先进制造、能源、空间、脑机接口等关键产业方向。资金分配向六大国家使命科技任务倾斜，包括AI（“创世纪任务”）、量子、核聚变（2030年代中期示范商用聚变堆）、空间（2028年前美国人重返月面并建月球基地）、机器人（通用自主系统、物理AI）、半导体（EUV及更先进光刻、3D先进封装、新材料）。
美国国家点火中心内部景象美国国家点火中心/芝加哥大学
实际上，这是要将美国科教系统拖入“战时体制”，因为新的体制实际包括了政治决断（研究什么，谁研究）、效率优先（程序、公平都让位于效率）、聚焦硬实力这些基本原则。这些措施的目的其实都是在短期内支撑“打胜仗”的能力，而不是国家科技教育的长远发展。心理学等社科研究、地球与环境科学研究、医学与生命科学研究（高校R&D的55%源于联邦政府总支出，57%用于生命科学）等不能直接带来硬实力的研究内容要弱化，这同样是最具有争议的设想。
克拉齐奥斯毕竟是文科出身，在2025年的演讲中说了一句颇有文艺范的话，“美国创新的黄金时代就在地平线上，如果我们选择它”，这确是报告的精准概括，黄金时代不是历史必然，而是需要通过“押注个人、抛弃大学、聚焦硬科技、弱化或者边缘化其他软科学研究、去监管、对华遏制、制造回流”这一系列政治选择，甚至是选择革命来主动创造，只不过究竟是选择了正确的一边还是错误的一边，恐怕就是各说各话了。
大学是敌人，一场清洗式的革命
2026年7月22日，美国国会为此举行了名为《释放科学的黄金时代》听证会，克拉齐奥斯作为核心证人出席了听证会。在这场全美瞩目的辩论中，了解各方的分歧实际上能让我们更好抓住这次科教革命的关键。
民主党领袖（首席成员）佐伊·洛夫格伦（ZoeLofgren）发表了极为辛辣的开场白，“这场名为‘释放科学黄金时代’的听证会充满了惊人的讽刺性，因为本届政府过去一年半里实际上一直在系统性地破坏美国科学”。洛夫格伦提议将听证会改名为“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的黄金时代”。她称由于政府大幅削减科研预算并向学术界开战，全美各大主要研究型大学在2026年秋季招收的理工科博士生数量同比减少了15%。
听证会核心交锋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资金方向应该将钱从“陈腐的大学”拿走，边缘化大学的基础研究，还是应该砸向AI和企业产业化或者说硅谷科技企业。科研拨款机制应该是继续坚持同行评审，还是取消同行评审而由政治任命官员推广“黄金机票”直接拨款，科学资金可能彻底蜕变成两党政治分赃的工具，加剧政治对科学的控制。
前美国科学基金NSF监督机构成员、天体物理学家凯万·斯塔森（KeivanStassun）对媒体表示，报告的表面言辞听起来很美，但撕开面纱后，它本质上是一个用“产业技术和商业化全面取代基础研究”的危险愿景。物理学家道格拉斯·纳特尔森（DouglasNatelson）称：“他们这是在砍倒苹果树的同时，幻想着能用AI催生出更多苹果派。”
科技媒体Ars Technica的评价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报告是“真实痛点与政治怨恨的杂乱混合体”，一方面谈论着高大上的AI科学基础设施（如“创世纪任务”），另一方面却掩盖了政府正在试图驯服科学界、迫使其屈从于行政意志的野心。
实际上，特朗普、万斯等现政府领导人一直在攻击美国大学为主的科学界，据统计，自2025年以来，截至8月31日攻击次数已经高达604次，其中攻击的重点包括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环境等领域。
忧思科学家联盟
副总统万斯近年来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领军人物，对美国大学发起了一系列最为猛烈和持久的攻击。他最引人注目的论调是引用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私下谈话——“大学是敌人”。早在2021年11月奥兰多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万斯直接以“大学是敌人”为题发表了极具挑衅性的演讲，系统性地对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此后一直在不断重复有关论点。其主要观点包括：
·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就必须诚实且激进地攻击这个国家的大学，高等教育是“敌对机构”。
·大学传播的不是知识和真理，而是欺骗和谎言。
·大学教授和管理层通过“取消文化”（观察者网注：Cancel Culture，即通过社媒抵制形成舆论压力）惩罚和边缘化持保守主义学术观点的学生和教职员工。
·推动人人上大学的社会目标纯粹是大学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联合财阀制造的骗局，这种体制正在加速破坏美国底层工人的饭碗，加剧了阶级分化。
2025年5月及2026年8月5日至9日，在福克斯节目及白宫消除欺诈任务组高级别国会圆桌会议上，万斯对大学的攻击再进一步，大学的问题不仅仅理念问题，而是严重刑事犯罪，具体观点有：
·各大高校内部存在严重的“自由派偏见”和“显性种族歧视”。
·要么配合政府彻底铲除DEI（多元、平等与包容）办公室，要么就继续高喊法西斯并被时代彻底淘汰。
·美国精英大学向年轻学生兜售虚假承诺，让他们背负重债却没什么职业前景。
·数年来美国顶尖大学通过“虚报间接成本”以及“骗取意识形态导向的研究资助”，从美国纳税人手中榨取了数以百亿计的资金。
·以“反欺诈”名义永久断供，把针对高校的科研经费削减和财务审计定性为“反腐败与反欺诈”行动。
为什么万斯如此痛恨美国大学？毕竟他是一个乡下人，因为精英教育（耶鲁大学法学院）才实现阶层跃升。实际上，看一下万斯2021年与右翼作家墨菲（JackMurphy）访谈时的一段话，就能很好理解他为何如此激进地攻击美国大学，以及这次所谓科技教育革命背后的真实目的。
“我们应该夺取左翼的机构，并反过来利用它们来对抗左翼。我们需要一个‘去复兴党化’项目，一个‘去觉醒化’项目。基本上，我的策略就是解构左翼的制度，重构右翼的制度。这非常艰难。参与的男男女女们，将需要难以置信的勇气。但我看不出还有其他出路。”
这段讲话对于理解万斯极为关键，万斯反大学立场不是“文化批评”，而是一场系统的“去左翼化”政治工程。夺取左翼的机构（seizethe institutions of the left），去复兴社会党化计划（de-Baathificationprogram）——借用伊拉克战争后清洗萨达姆复兴社会党（Ba'athParty）成员的“术语”，让左翼去制度化，让右翼再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e the left,reinstitutionalize the right）。
这非常直白地暴露了万斯的真正目的，这是右翼要对美国大学进行系统性清洗与重构，或者说政治清算，不是大学不好，而是大学必须是右翼掌权。最重要的是，万斯在最后说道，这需要难以置信的勇气，但是我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出路（ButI don't see another way out）。这表示，清洗美国大学没有退路，是右翼政治的必然选择。
“敌基督”理论树结的果
《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与《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两份教育科技领域的革命文件是由同一个人撰写的，他就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而克拉齐奥斯和万斯是师兄弟，背后站着同一个人——硅谷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
克拉齐奥斯在进入政坛前长期是蒂尔的幕僚长兼高级助理，万斯则是蒂尔的世代级赌注（generational bet），蒂尔在他身上的投入，绝非简单的普通政治捐赠。
早在2011年，蒂尔在耶鲁法学院做过一次演讲，这场演讲被当时在场的万斯称为“在耶鲁期间最重要的时刻”，蒂尔论述了“精英阶层的成就竞赛（内卷）”与“技术停滞”，以及DEI等大学的新意识形态是精英们在“技术停滞”后内卷的装腔作势的装饰。这是一次万斯精神上的重生时刻，把他过去的观念彻底抛弃，至此，就拜服在了蒂尔门下。
2016年前后，蒂尔为万斯的成名作《乡下人的悲歌》写了推荐语，这本书为当今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回归以及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理论和文化上的合法性辩护。
2017年，蒂尔聘请万斯加入其投资公司Mithril Capital，他正式成为蒂尔的“自己人”。2021年，蒂尔在海湖庄园将万斯介绍给特朗普，这应该是万斯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推了。
为这两份报告提供底层逻辑支持的核心理论著作是《科技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ech），作者卡普也是蒂尔科技右翼圈子的核心人物，是蒂尔创建的Palantir公司（主要服务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平台软件公司）的高管。
《科技共和国》是这两份科技教育革命报告的前置宣言，《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是宣言后的具体制度落实，把宣言中的理念从书房送进了白宫总统办公桌。
《科技共和国》批判硅谷把最聪明的头脑浪费在“照片分享、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算法、购物网站”上，而回避了与五角大楼的合作。这一批判直接源自蒂尔2019年在《纽约时报》的著名控诉，蒂尔当时痛斥谷歌在终止与国防部“梅文计划”合作的同时，却在北京无声地开设AI实验室，实质上是在协助中国的军民融合。这应该就是科研要聚焦国防硬科技的源头了。
卡普主张重建科技公司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让科技巨头不再回避与五角大楼合作，并毫不掩饰地主张Palantir这样的公司有责任支持美军，“积极捍卫西方价值观”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显然，这一立场背后是鲜明的技术民族主义，科学技术必须有国界，技术应当服务于国家力量，而非全球主义的市场逻辑，这同样也是美国科技教育革命要进入“战时体制”的先声。
卡普呼吁建立"科技共和国"（TechnologicalRepublic），一个以硬实力为基石、以软信仰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其具体主张包括：科技精英进入政府；政府像科技公司一样运行，引入工程思维（目标导向、快速迭代、结果说话），AI、量子不是商业产品，而是国家硬实力的新基石，过度强调DEI多元包容和政治正确正在瓦解西方社会的凝聚力。可以说，《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与《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核心观点基本全盘来自于《科技共和国》。
《科技共和国》毫不掩饰地主张“西方的崛起靠的不是思想或价值观的优越，而是在有组织的暴力运用上的优势”，并支持AI武器化。《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则把国家的命运和与中国竞争的胜败押注到了AI上面。
卡普认为美国的精神空心化导致了美国使命的空心化，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明史”课程从美国大学消失后，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对国家使命和共同目标的感知。他将美国科技教育的问题上升到了美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
2026年6月，万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重磅作品——《圣餐：寻回信仰之路》，这本书与《科技共和国》呼应，进一步将美国的问题引向了文化和宗教维度。他宣称，“我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而是我们继承了一个伟大文明，却在慢慢让它失修”，然后进一步将“美国危机”定义为基督教文明与世俗全球自由主义之间的文明冲突。基督教的衰落让他们失去了共同的道德语言。
最后，他从信仰叙事延伸出对策思路，主张将天主教社会思想与国家保守主义路线深度结合，
市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对“右翼崇拜市场”的修正；国家有责任保护家庭与共同体，这是对“左翼自我放纵的修正”。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传统右翼的小政府和市场化理念，否定了左翼DEI等“进步主义”理念，为他的新型美国举国“战时体制”提供了依归。在他眼里，科技教育革命就不再只是政策如何选择，而是“文明能否自我延续”的大问题。
相比之下，恩师蒂尔的“敌基督”理论恐怕才是这类文学-神学-文化理论的集大成者。蒂尔多年来一直在宣扬这套理论。在基督教正统神学里，“敌基督”（Antichrist）指末世时出现的伪弥赛亚，它冒充基督、以救世主姿态降临，但最终目的是反对基督、建立极权统治。
蒂尔借用了《圣经》末世论框架，“敌基督”在他眼里的现代化身就是那些满口和平、环保、伦理、安全，并试图通过全球化、多边组织来统一管理、严格监管科技发展的“仁慈管理者”。
显然，他口中的“敌基督”是一种世俗制度的隐喻。比如科学界的伦理审查委员会、AI法案、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诸如通贝里这样的环保活动家，都是“敌基督”军团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现代科学停滞和西方文明衰落的根源。
为此，他提出的道路是“国家能力自由意志主义”，蒂尔把传统神学阻止“敌基督”显现的“圣灵”这样的拦阻者（katechon）替换为“帝国与美国技术能力”，美国作为“拦阻者”必须具备强大的技术动员能力就有了神学赋予的所谓“正当性”。但这必须由爱国技术精英主导，而非传统的官僚体系。
蒂尔引入“敌基督”与“拦阻者”这些宗教层面概念，“宁红勿死”（Betterred thandead）的决绝，不由让人隐隐觉得不安，因为不得不使人想到这是美国版的“圣战”，他有“敌基督”的定义权，还有“拦阻者”的解释权，等于可以随意虚构敌人，再以“拦阻者”为名建立他自己方便行事的“战时体制”。
一旦对方被神学化为“敌基督的铺路者”，政策辩论中的妥协与共识就变得不可能，因为任何妥协都被视为与邪恶合作，它不仅提供了政策方向，更提供了让政策方向不可辩驳的神学盔甲。
以理论“大师”蒂尔的神学理论重建美国文明叙事，从文明危机的角度提出了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万斯作为他的衣钵弟子不遗余力长年攻击大学，并要对大学为中心的科教体制进行清洗式革命，改以白宫和硅谷风投为中心搞科研和教育，这些必然要遭到美国大学和建制派的拼死抵抗。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在挖美国知识生产体系的根，在摧毁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与全球人才吸引力。
违背美国个人主义传统基础上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科研教育“战时体制”恐怕也走不远。因为，无论如何，这个战争根本就是他们虚构的，强行进入“战时体制”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科技教育竞争，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征，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执意寻求决战，通常是失去耐心后的冒进与昏招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