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城记工作室 ,作者:李杭
9月初,位于海南的陵水县骤然涌入大批年轻人。他们不是来旅游或是务工求职,而是奔赴落户于此的大学校园。
这样的现象早已不新鲜。近年来,包括“双一流”在内的不少高校向县域延伸,成为高等教育版图变化中值得观察的现象。
县域高校建设的节奏在近两年明显加快。2025年,安徽大学未来学院(新校区)在合肥肥西县全面开工;东北林业大学江北校区也获教育部批复,落址县级市肇东;同一时期,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持续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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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案例,是海南陵水。依托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陵水集聚11所中方高校和19所境外高校,包括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双一流”高校。2026年,试验区又新增东北林业大学等合作办学项目,继续扩容。
如果把视线从几所名校拉开,近两年更明显的变化,其实是县域高校建设正在增多。而“985”“211”等重点高校成为受关注的一部分。
大学开始走向县域,并不意味着所有县城能有同样的机会。真正的问题是,在新一轮高校布局中,什么样的县城才有能力吸引高校前来办学?
大学为什么盯上县城
“985”“211”落地县城办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如果把时间轴往前推,会发现名校逐步向城市之外延伸。
过去这些年,不少高校都在主校区之外的城市布局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威海、深圳设有校区;山东大学形成济南、威海、青岛“一校三地”办学格局,中山大学也在珠海布局校区。
近几年,大学的落点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县级市。而位于江苏的江阴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样本。
2024年,位于江阴的江南大学霞客湾校区启用。加上此前已经运行的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这座县级市同时拥有两所部属“211”“双一流”高校校区。
对江南大学而言,江阴是学校“一体两翼”办学格局中的重要一翼。学校以无锡蠡湖校区为“一体”,江阴、宜兴两个校区为“两翼”,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让学科更贴近地方产业。而江阴本身产业基础雄厚,江南大学因此围绕当地集成电路、先进制造、新材料、低空经济等产业,设置了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新学院,推动专业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
福建晋江走的也是类似路径。
作为制造业强县,晋江引入福州大学后,校区的专业和科研方向不断向当地产业靠拢。2025年,福州大学先后与安踏、七匹狼等企业开展合作,围绕高性能材料、智能制造、智能穿戴等领域进行研发。该校还与七匹狼联合设立产业创新研究院,将创新平台直接建在企业内部。
对晋江来说,引进一所大学并不只是增加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把高校的科研能力和本地企业的真实需求连接起来。
海南陵水则是另一种类型。
2020年挂牌的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是教育部与海南省共建的教育开放平台,核心任务就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园区没有围绕一所大学建设,而是按照“大共享+小学院”的思路,把不同高校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探索共享课程、学分互认等办学模式。2026年,试验区已集聚30所中外高校。
在2023年陵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试验区的建设,是该县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和精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内容。此后,海南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条例》,明确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围绕产业开展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和产业化,促进“教科产城”融合。
也就是说,陵水希望借高校集聚带来的教育、人才和科研资源,进一步培育产业。
2026年,试验区已围绕数字经济、文旅、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数字经济人才发展中心和数字实验室,联动华为、软通动力、强脑科技等企业共建实训基地,目前已孵化学生创业项目20余个。
高校扩容,谁能接住
高校向县域延伸,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高等教育本身正在扩容。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并提出到“十五五”末,“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对一些主校区空间已经趋于紧张的高校来说,建设新校区,正在成为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一条路径。
从近年来已经落地的案例看,高校布局较多的县级市,往往本身就是全国县域经济中的头部地区。2025年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100强榜单中,昆山、江阴、张家港、义乌、常熟、晋江、慈溪、诸暨、宜兴、太仓占据前十席;其中江阴、晋江、宜兴、太仓等均已出现高水平高校布局。
而这些强县的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城市功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县城。
以江阴为例,2025年GDP达到5272.1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1%。太仓也长期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2025年全市GDP达到1935.66亿元,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3433.58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6.8%。
当然经济体量只是其中一个条件。从高校实际落点来看,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它们很多都处在城市群或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内。
北京理工大学怀来校区所在的张家口市怀来县,处于京津冀城市群;安徽大学未来学院落在肥西,与合肥市区相邻,而合肥地铁3号线早已延伸至肥西。这类县域既能够承接中心城市的高校资源外溢,又能依托与中心城市的交通联系,降低师生学习、生活和实习的空间成本。
说到底,高校落到县城,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校区的空间,还要有能够长期维持办学的条件。稳定的生源、师资和就业市场,都离不开人口和产业基础。
对于经济实力较强、人口集聚度较高的县级市,这些条件往往相对充足。但对于一些产业和人口规模都有限的县域,大学建起来之后,后续的师资、运营、生源和就业,都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过去一些地方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2013年,贵州省第一座县级大学城——独山大学城,落户独山县城南部,距县城2公里,占地1.5万余亩,规划容纳10所大学、在校学生8万至10万人,总投资概算约135亿元。
但多年过去,这座大学城并没有达到最初规划的规模。据报道,园区内实际入驻的学校并不多,仅有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独山县中等职业学校等少数几所高校入驻,此前对外宣传的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并未入驻。
独山的经历说明,建设大学城并不意味着高校、学生和产业就会随之而来。对于县域而言,真正难的不是把校区建起来,而是能不能持续吸引高校、留住学生,并让教育资源与当地经济发展形成稳定联系。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已经对县域布局高校保持审慎态度。河南、贵州曾明确提出原则上不在县域布局高校;四川也提出,高校设置重点向区域中心城市和重要节点城市倾斜。
“十五五”期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在扩容,新校区也会继续增加。对于县域来说,高校落地只是一个节点,真正值得观察的,是这些新校区能否从一个建设项目,逐渐变成当地教育、人才与产业发展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