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星宇辞退事件带出的一个更庞大但被忽视的群体》
一个被星宇辞退事件带出来的群体
2026年8月底9月初，车灯龙头星宇股份因辞退事件被推上舆论风口。这件事情的实质，是我们在市场经济、走势低迷、技术进步三重背景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劳资博弈机制的问题。
但这篇文章中，我想谈另外一个问题：派遣工的问题。实际上，辞退事件与这个背景也不无关系。
在这次舆论风波中，有有心人发现，在过去几年中，星宇股份劳务派遣工的比例在迅速提高，现在已经成为产线工人中的主体。
根据报道，在星宇股份所属的黄河路智能产业园中，产线工人接近90%是劳务派遣工，工人私下直接叫它“临时工园区”。其比例上升的速度更是引人注目：2025年，星宇股份在册员工从10426人骤降至7532人，一年净减少2894人；生产人员从7911人降到4729人，降幅超过四成。而同一时期，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4万小时暴涨到2025年的1087.4万小时，涨了近4.6倍。
更值得注意的是，产量与外包工时的截然相反的走势。2025年星宇车灯产量同比下降6.61%，劳务外包工时却同比增长25.89%。产量在下滑，临时工反而越用越多。这意味着正式工在大量减少。
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正式工要缴纳社保、公积金、工伤险，辞退还得赔N+1；派遣工和外包工按小时计费，离职说走就走。有人计算，仅社保公积金未足额缴纳的差额，星宇一年就超过1.22亿元。
星宇并非孤例。在2024年人社部抽查的3万家企业中，42%的企业派遣工比例超标，部分企业甚至高达50%以上。
谁是派遣工？规模有多大？
劳务派遣，是一种“雇佣”与“使用”相分离的用工形式。劳动者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却被派往另一家单位工作。在法律上，派遣公司是雇主；在现实中，用工单位是实际用工者和直接管理者。
在我国，派遣工的规模有多大？不同口径的估算差异巨大，但指向同一个结论：极其庞大。
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我国劳务派遣从业人员已超过7800万，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
全国总工会2013年的调研显示，当时派遣工已达3700万人，占职工总数13.1%。到2025年，与劳务派遣相关的灵活用工人数已突破8500万。
但问题是，派遣工问题往往被“藏”在数据与舆论的夹缝里。即使是在前些天那场关于灵活就业的热烈讨论中，他们也很少被人提及。
根据有关方面的数据，从人员构成看，在派遣劳动者中，农民工占比达61%，应届毕业生占18%，下岗再就业人员占13%。这个群体呈现出以基层岗位为主、就业竞争力较弱的特点。换言之，这是一个以弱势群体为主体的庞大队伍。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派遣工早已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流水线工人，他们遍布各行各业。当然，制造业是派遣工最集中的地方。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C电子厂，派遣工占比可达三分之一。制造业整体派遣工规模达4000万人。
可能会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在金融、互联网与IT行业，甚至在教育与公共服务部门中，也不乏他们的身影。银行客服、柜员、信用卡中心等辅助性岗位，派遣工占比超过80%；保险公司的基层业务员中约40%为派遣工；IT支持、行政助理等岗位也高度依赖派遣工；在互联网的内容安全与在线客服中，外包比例甚至高达70%。一些新建学校或偏远地区派遣教师比例也超过一半。
可以说，派遣工早已从农民工向白领阶层蔓延。
这是一个更沉默的群体
当人们谈论灵活就业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几乎成了这个群体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劳务派遣工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甚至更值得关注。
与外卖员、网约车司机那种无雇主的平台用工不同，派遣工有一个法律上的雇主（派遣公司），却不在实际工作的单位拥有正式身份。这种有名无实与有实无名并存的尴尬，构成了他们被忽视的底层逻辑。
这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果将派遣工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如何？
还是先直接说收入和福利吧。有报道说，某国有银行派遣工与正式工收入差距达3倍。一项2025年的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3909元/月和2715元/月，差距显著。另一项调查的数据则显示，派遣工工资多为正式员工的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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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派遣工没有年终奖、企业年金、公积金等，或这些福利的缴纳基数极低。有国企的正式工年终奖能拿3万元，而同岗位的派遣工可能只有1万元。这种同工不同酬是派遣工普遍的痛点。从总体上说，派遣工的整体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员等平台零工。
派遣工在收入、福利及升迁机会上面临的弱势，与其身份的模糊性和临时性有着直接关系。派遣工实际上要面对两个老板，但遇到事情没有人对他们负责。用工单位说“你不是我的人”，派遣公司则说“你听他的安排”，两头推诿，权益保障极难。
用工非正式化趋势的一部分？
我们国家《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有明确规定：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往往得不到认真执行。星宇自己在招股书中也承认违规，承诺进行整改。但实际情况是，派遣工比例确实在往下压，但外包工时却在同步往上走，骨子里还是换汤不换药。
派遣工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存在，从世界看，似乎也在成为一种趋势。可以说，这是用工非正式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规范的、稳定的正规就业制度，始于工业化的进程。因为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需要稳定的工人队伍。在工业化的巅峰时期，现在成为铁锈地带的美国五大湖地区，制造业工人不但工作稳定、福利好，而且大部分已婚男性都能仅凭自己的一份收入养活五口之家。在日本，尤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时期，终身雇佣制甚至成为一种非法律性的默契与惯例。欧洲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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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两次金融危机中，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加大，产业的转移和随之而来的空心化，更重要的是经济繁荣的结束，职业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也在逐步松懈。
派遣工队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壮大的。
以终身雇佣制著称的日本为例，在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之下，为削减成本，企业大量增加派遣、兼职等非正规雇佣人员。这些员工薪资低、保障少。截至2025年，日本的灵活就业者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终身雇用逐步被短期合同和非正式用工取代，由此，韩国进入了所谓"临时工时代"。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对这种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评说。但在最后，我想指出两点，第一，无论是好是坏，劳务派遣与正式就业的此消彼长，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第二，鉴于这个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何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保障他们的权益，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