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时代周报 ，编辑：潘展虹，作者：王辰元
时隔五年，扫黑除恶再次从常态化治理转向专项斗争。本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已满40天，这场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已迎来权威办案进展披露。
9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与此同时，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7月31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提出，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后不到一个月，各地密集部署，专项斗争快速进入实战阶段。
但从整体数据来看，治安形势并不差。按照公安部年初通报的数据，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命案同比下降8.7%，双双跌入本世纪最低值。
刑案、命案少了，为什么打击力度反而加码？扫黑除恶为什么转入新一轮专项斗争？
一个重要变化是，黑恶犯罪换了另一种形式发生。中央政法委此前回应记者时说得很直白：当前黑恶犯罪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及新兴行业转向。
因此，在这一轮的打击清单里，很少出现传统刑事案件。相反，舆情敲诈、网络暴力、色情敲诈、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等行为，这些一度被视作普通民事纠纷或仅作治安案件处理的乱象，被多地划入新型黑恶犯罪打击名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始，8年时间里，科技日新月异，深度伪造技术已被不法分子用来实施敲诈勒索。如果各部门按原有流程各管一摊，很难跟上犯罪形态翻新的速度。因此，一场能把各部门联动起来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正当其时。
△新华社视频新闻截图
从影视舆情敲诈到“笋霸”
7月底的视频会议之后，多地密集开始行动。
安徽、重庆、天津、山东、陕西、甘肃、辽宁、浙江、湖北、海南等一大批省份迅速召开动员部署会，向下传导工作要求，市、县层面接续开会细化落实。
以北京市为例，8月14日会议明确“两手抓”：一边继续紧盯传统黑恶犯罪，一边重点整治网络非法放贷、舆情敲诈、跟踪滋扰等看不见伤痕的“软暴力”犯罪。东城区、朝阳区、石景山区、大兴区等进一步召开部署会，对辖区专项斗争工作再动员、再细化。
公检法系统同步启动自上而下的动员。
8月4日，最高检消息称，已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并集结196名业务骨干组建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人才库；8月5日，新华社消息称，最高法已召开专项斗争部署会，向全国法院系统下达工作部署；8月10日，据公安部通报，本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收网行动战果出炉：打掉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一批典型案子，正在撕开新型黑恶的真实样貌。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各地通报发现，新型黑恶大致分化为线上、线下两大类型：线上以网络套路贷、恶意投诉敲诈为主，浙江打掉实施网络“套路贷”搭配软暴力催收的团伙，抓获109人；河南破获恶意投诉网店牟利的敲诈团伙，抓获41人。
线下则涌现出新式碰瓷，山东打掉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讹诈司机的团伙，抓获27人；广东查处8个盘踞建筑工地的劳务碰瓷团伙，抓获65人。
除了这类通用性犯罪模式，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新型黑恶犯罪已经深度嵌入地方特色产业链，借产业土壤滋生牟利。
作为全国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省份，四川游戏产业整体实力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当地公安披露的本轮扫黑首轮收网案例显示，成都打掉宋某某团伙，该团伙借助网络暴力，逼迫网游陪练缴纳所谓的“保护费”。
影视行业同样成为重灾区。公安网安部门接连破获杭州、福州、广东河源三起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
杭州李某、廖某团伙堪称教科书式新型黑恶：该团伙注册成立文化传媒公司，形成流程化运作模式，手握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长期针对热播影视剧、综艺以及流量明星拼凑、捏造并散布大量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逼迫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剧服务”。
舆情敲诈案件集中爆发并不是偶然的。
时代周报记者发现，前述案件发生省份均在影视行业表现突出。横店坐落于浙江，有影视行业风向标之称。广东电影票房连续24年居全国第一，带动千亿级产业链。而福建凭借厦门金鸡奖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招商，2025年末落地了177个文化影视产业项目，总签约额达318.6亿元。但产业繁荣的同时，也滋生出依附产业链牟利的新型黑恶土壤。
线上花样翻新，线下也长出“本地化”变种。
四川乐山马边竹笋产业是当地民生支柱。当地扫黑办8月13日发布通告，在中央明确的“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新增了“笋霸”和“行霸”，打击垄断竹笋产业的黑恶势力。
看得见的暴力在变少，但藏在商业纠纷、网络舆论背后的胁迫，正在悄然生长。
软暴力为什么算“黑恶”？
软暴力、网络黑恶并不是这一轮才出现的新概念。
早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软暴力做出明确定义：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通过滋扰、纠缠、聚众造势等手段，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的违法犯罪方式。
但落到执法实践，这类案件长期面临现实困境：没有直接的流血伤害，单看每一起行为情节似乎都算不上重罪，可持续不断的骚扰胁迫，足以摧毁个人生活、扰乱企业正常经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靳高风将这种处境概括为：“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气死公安局，法院没法办，群众有意见。”
事实上，早在首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监管层就已经提出，要把打击锋芒延伸至网络黑恶犯罪。只是到了本轮斗争，犯罪加速向线上化、隐秘化、软暴力化转型，才成为治理的重点。
不过，这也带来公众普遍的疑问：仅仅是网络骂战、跟踪骚扰，没有动手伤人，为何能够定性为黑恶？
中央政法委相关负责人曾指出，黑恶犯罪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它会侵蚀执政根基，破坏社会秩序，危害波及的范围更广。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律师库成员、北京浩略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陈琦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黑恶势力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两部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名；恶势力概念则源自首轮扫黑除恶，经司法解释确立，属于普通共同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的过渡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教授曾点明：黑恶犯罪的核心是“控制”。
“很多软暴力的背后，都有硬暴力作为支撑。”陈琦进一步解读，黑恶势力并不一定要实际使用暴力，跟踪滋扰、聚众造势这类行为本身就能够造成心理强制。受害者之所以产生恐惧，根源在于清楚硬暴力随时可能付诸实施。
他借用抢劫罪“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法理逻辑类比解释部分网络黑恶：即便暴力完全停留在线上，一旦网络暴力摧毁当事人的精神，诱发精神失常，甚至轻生后果，它带来的实质伤害就等同于硬暴力。
值得注意的是，专项斗争不等于随意放宽定罪尺度。陈琦强调，专项斗争并不会改变软暴力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常态化治理和专项斗争二者的差异，主要是调配投入的资源不同。
何艳玲也认为，治理模式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常态化治理切换为专项斗争，待突出问题化解再回归常态，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常规模式。
整体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犯罪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传统暴力犯罪减少后，黑恶犯罪正在变得更加隐蔽，治理也需要从识别暴力本身，转向识别藏在网络、纠纷和行业链条背后的组织化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