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CITY来不 ，作者：CITYLAB，原文标题：《东南亚的老建筑 正在被“拆”》
2008年，英国艺术家路易丝·戈斯‑卡斯塔德(Louise Goss-Custard)与丈夫在马来西亚槟城岛买下了他们的“梦想之家”。这片住宅街区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原为政府公房。街区紧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街道幽静，绿树成荫，房屋色彩明快，不少老宅还保留着原有的百叶窗。这里本该是安享宁静生活的理想居所。
但过去五年来，这对夫妇一直在反对一项27层高楼开发计划，该项目将把这里变成一片繁忙的商业区。尽管规划上诉委员会已暂缓部分开发，等待各方协商，但超过一半的二战前老房子仍计划被拆除或迁建，为开发让路，这片历史街区的未来也因此悬而未决。
“槟城留存着大量战前、独立之前的建筑，它们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过往，”戈斯‑卡斯塔德说，“可如今，打着发展进步的旗号，这些建筑正被一座座推平。”
威胁槟城历史建筑的并非只有这一个项目。槟城曾是英国在马来半岛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据点，也曾是区域重要的贸易中心。2016年，与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有关的伦米德别墅，连同另外六栋建筑一同被推平。去年，马来西亚大亨骆文秀(Tan SriLohBoon Siew)拥有的宏伟海滨宅邸文秀别墅，也被夷为平地，为一项43层豪华公寓项目让路。即便槟城首府乔治市于200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没能为建筑提供万全保护：今年3月，保护区内一栋战前老宅未经批准便遭拆除，引发公众哗然。
从仰光的殖民时代街景，到胡志明市的骑楼，再到雅加达的荷兰殖民时期建筑群，类似的拆除与荒废正在东南亚各地上演。东南亚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殖民时期建筑遗产之一，但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建筑正在悄然消逝。高涨的房地产市场、飞速推进的城市化，加上薄弱的保护制度，多重因素正将它们一步步推向绝境。而殖民历史本身充满争议，哪些遗存值得留存，至今没有答案，也让这些建筑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路易丝·戈斯-卡斯塔德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家门前。摄影：Karoline Kan/Bloomberg
“为谁而发展？”
经济是最显而易见的推手。在槟城，随着旅游业发展、外国买家涌入以及基础设施升级，黄金地段的地价屡创新高，开发商正争相购地兴建高层项目。类似的压力遍布东南亚各地。人口增长、外来投资和旅游业不断推高土地价值，也让推倒重建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
“在这里，进步好像就等同于钢筋混凝土。仿佛不拆旧楼、不盖高楼，就是跟不上时代，”戈斯‑卡斯塔德说，她是槟城爱乐乐团的首席长笛手。
对许多业主而言，维护历史建筑成本高昂，还受到严格法规的约束。产权也往往四分五裂：昔日由富裕个人持有的房产，如今常常由多位继承人分割共有，其中一些人还居住在海外，这让各方很难就保护方案达成共识。文保人士说，有些业主索性任由建筑破败，希望它们最终自行坍塌，为重新开发扫清障碍。
“如果一个家族里没有人足够珍视这些历史建筑，那我们又能怎么办？”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总经理洪敏芝(Ang Ming Chee)说。该机构是州政府旗下的文物保护组织。
槟城乔治市废弃的时中分校旧址。摄影：Karoline Kan/Bloomberg
文保人士认为，投机性投资催生了大量拆建项目，也把本地居民逐渐挤出房产市场。“人们总在谈论发展、发展，可问题是，这究竟是为谁而发展？”槟城本地出生的文保人士杰弗里·萧(JefferySeow)说，“我们拆掉老建筑，换来的却是一座已经不再属于当地人的城市。”
在东南亚各国，不在划定遗产保护区内的历史建筑，大多缺乏制度保障。违反规划条例的处罚力度普遍偏轻；很大一部分监督工作，只能依靠文保人士在网上曝光疑似非法拆建行为，以及本地媒体的跟进报道。公众压力有时能延缓项目进度，但更多时候，热度消退之后，老建筑仍难逃消亡的命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认定本身也有局限。该机构制定保护标准并提供技术建议，但对遗产地没有法律管辖权。拆除审批、规划许可、保护资金调配，最终决定权都掌握在各地政府手中。
“首先要明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不是一个提供资金的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负责人希马尔楚利·古隆(HimalchuliGurung)表示，“一处遗址入选名录之后，保护、修缮、维护、建设配套能力、创造就业机会，都是缔约国的责任。”她补充道，城市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把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发展考量。”
殖民印记
经济只是问题的一面。东南亚许多历史建筑，同时也是殖民统治留下的遗迹，这让“什么值得保护”变成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这些建筑塑造着城市风貌，吸引着游客，也受到建筑师和文保人士的珍视，但在一些当地人眼中，它们不实用、已过时，甚至与现代国家认同格格不入。
在世界各地，拆除殖民时期建筑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建构进程的一环，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1995年，韩国以拆除朝鲜总督府大楼、并在原址复建景福宫的方式，纪念摆脱日本殖民统治50周年。1962年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有意拆除了大量法国殖民时期建筑，其中包括教堂和纪念构筑物。1969年，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将加尔各答城市街头的13座英国殖民时期人物雕像迁移安置。
但也有一些国家选择了另一条路，比如印度尼西亚，通过改造和再利用殖民建筑，赋予其新的国家身份。1955年，印度尼西亚在原荷兰殖民时期的协和会馆举办万隆会议，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国家齐聚于此。那里过去曾禁止印尼人进入，这场会议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反殖民运动的发展。
但即便在印度尼西亚，对殖民建筑的态度依然存在分歧。去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数处经改造复用的殖民建筑遭到纵火，其中包括作为省长官邸的格拉哈迪宫和特加尔萨里警察局。独立遗产分析师诺安达·德加斯卡(NoandhaDhegaska)密切关注了这场骚乱，也看到了网络上的两极反应：不少评论者认为，这些建筑不值得惋惜，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殖民压迫，而非印尼文化遗产。
“人们一直在反思这些殖民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德加斯卡说，“没错，它们由殖民者建造，但历经数十载，层层叠加了新的时代内涵，难道还能简单将它们称作殖民建筑吗？”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在东南亚算是一个特例。这里的店屋和其他历史建筑大多保存完好，背后是严格的保护法规、严谨的修复标准以及适应性再利用。经过保护的店屋因稀缺性和独特风貌，成为这个城市国家最受追捧的房产之一。许多历史建筑也在保护之后被重新利用，成为政府办公场所、博物馆、豪华酒店、酒吧、咖啡馆和餐馆，并成为新加坡国家身份和旅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社会对这些建筑的总体评价相当正面，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在殖民时期的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来西亚泰莱大学建筑、建造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陈启贤(Keith Tan KayHin)说，“新加坡把殖民历史视为自身历史的起点。”
不过，这份珍视并非与生俱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经济高速腾飞，大量历史建筑遭到拆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以及二十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旅游业下滑之后，新加坡开始改变方向。政府旅游工作组指出，旅游业受挫的部分原因，在于新加坡丧失了自身的“东方韵味与独特魅力”。
“我们醒悟得稍晚，但所幸还保留了足够多的历史，让我们自己以及游客都能从中看到我们的过去，”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但新加坡模式并不容易复制。完善的保护法规、有效的执法以及长远规划，都离不开政治上的坚定决心与资源投入。陈启贤还表示，同等重要的是，遗产保护必须兼顾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可持续性。1887年开业的莱佛士酒店至今仍是新加坡最负盛名的豪华酒店之一。但东南亚那些藏在偏僻角落的殖民时期建筑，并不是每一座都能成为另一家莱佛士酒店。
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各国政府面对的往往是更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住房供给、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扩张等等。在缅甸这样的国家，战乱与经济困顿之下，文物保护只能让位于更基本的生存问题。在仰光这样的城市，许多历史建筑或许还没等到人们认识到其文化和经济价值，就已经消失。
“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失忆，”新加坡国立大学位于马六甲的陈祯禄亚洲建筑与城市遗产中心主任陈国林(Johannes Widodo)说，“我们变成了水培植物，失去了扎根的土壤。这就是我们追求所谓的经济发展，或者说追逐全盘翻新的快速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