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恒河公园，作者：大明湖底容嬷嬷，题图来自：AI生成
“配得感”这个词，想必大家都已经耳朵听起茧子了。
它最常出现的地方，是面向女性的情感、消费和职场叙事。不要总觉得自己“不配”，不要因为别人送了一件贵重礼物就惴惴不安，不要因为买了一只稍贵的包便觉得奢侈，不要觉得自己配不上更好的爱情、更高的工资、更舒服的生活。人要有“配得感”，要相信好东西落到自己头上并非偶然，更不是僭越。
这种话当然不全错。长期习惯自我贬低的人，确实可能把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拱手让出去。不过我每次听见“配得感”，还是觉得有一点古怪。因为它看上去在反对“不配”，实际上却与“不配”共享着完全相同的前提：欲望不能只是欲望，一个人在得到某件东西以前，似乎必须先拥有一张许可证。“不配得感”是觉得许可证没有批下来，“配得感”则是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放心，已经批了，公章也是真的。
可买东西哪有这么复杂。买得起，愿意花这个钱，就买；买不起，再强的配得感也不能改变银行卡余额。工资也是一样，公司肯不肯付，自己有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不付这个价格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至于天地之间是否另设了一个形而上的人事部，专门审核“此人是否配得月薪五万”，我一直没有找到。爱情就更加如此。两个人互相喜欢，于是在一起；有一方不喜欢，于是不在一起。“你值得一个更好的人”作为安慰很好，若当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命题，恐怕连审核标准都写不出来。
但人似乎很难允许欲望如此赤裸。我们不太愿意只说“我要”，总想在后面补出一个“因为”：因为我努力，因为我独立，因为我善良，因为我吃过很多苦，因为我给公司创造了很多价值，所以我应该得到。单说“我想要，如果可能，我会想办法拿到”，听上去多少有些不体面；加上“我值得”，欲望便忽然穿好了西装，手里夹着一摞证明材料，可以堂堂正正走进道德大厅了。
我越来越觉得，所谓“配得感”的问题，根本不在“配得”二字的程度太低，而在现代人对于正当性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饥渴。我们不仅想得到，还想证明自己的得到是正确的。失败的时候想证明自己本来应该成功，成功以后又忙着证明自己的成功绝非侥幸。赚得多，最好是因为“创造了更多价值”；位置高，最好是因为“承担了更多责任”。即便真实情况只是投胎不错、运气不错、谈判不错、赶上了风口，或者对面那个人恰好愿意出这个价，也总有人急着替自己补写一篇《论我为什么其实值得》。
在近代社会提供过的所有正当性凭证里，劳动大概是最成功的一张。
一个原子化的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他没有资本，没有强大的家族，没有行业协会，没有可靠的组织，也没有多少力量改变自己面对的规则，但至少还有一双手，还有时间，还有自己的劳动。于是事情很自然地连成了一串：我劳动，所以我创造价值；我创造了价值，所以我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至于现实为什么没有给够，那只是现实出了差错。 somewhere 总有一本账簿，把我的辛苦、加班、牺牲、专业和贡献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只等将来某一天重新结算。
这个想象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把“为什么我拿不到”悄悄改写成了“为什么别人不给我”。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只差几个字，精神世界却完全不同。“为什么我拿不到”会让人不得不去看一些并不好看的东西：自己是不是容易替代，有没有别的雇主，辞职以后能活多久，同事愿不愿意一起行动，自己的不合作到底能给谁造成多大麻烦。“为什么别人不给我”则舒服得多。并不是我没有筹码，而是别人欠我的；并不是我的议价失败了，而是社会没有正确认识我的价值。
所以让我越来越反感的，与其说是教科书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不如说是从这种语言里长出来的一整套贡献主义伦理。它要求一个人的所得最好都能找到贡献作为抵押：钱不能白拿，闲暇不能白有，位置不能纯靠运气，产权不能只因为规则如此，连享福最好都能追溯到某一代人曾经吃过苦。资本家拿利润，要解释承担风险、整合资源、创造就业；职业经理人薪水高，要说肩负重大责任；医生收入高，要讲十几年训练；明星赚钱，要讲创作压力；房东收租，也最好换一个“资产管理”的说法。至于继承财产，有时恨不得把父母创业时每天几点起床一并附在遗产后面，好像钱只有先在汗水里充分腌制过，吃起来才不带原罪。
现代人不能简单地有钱，最好随钱附送一份《本人对社会价值创造情况说明》。
可一旦真要填写这份说明，麻烦马上就来了。一家公司一年赚了一百亿，这一百亿是谁创造的？研发、销售、资本、管理、品牌、供应链，还是多年以前一个已经离职的人留下的制度？消费者因为某种毫无道理的时尚突然愿意多付一倍价格，这一倍又是谁的劳动？有人三年不眠不休做了一个最终失败的项目，有人开会十分钟否掉了另一个项目，替公司省下几个亿，前者劳动很多，后者劳动很少，到底谁“创造的价值”更多？
公司之所以是公司，本来就因为这些东西拆不开。过去的投入和今天的结果纠缠在一起，一个部门的存在改变另一个部门的效率，一项失败的工作可能留下人和经验，一个几十年前建立的品牌今天仍然可以卖钱。如果这些东西真的都能精确称重，标上名字，再逐份结算，那么现代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反而显得有些多余，大家每天把自己的劳动放上秤，称完重量，现场结账，天黑各回各家就是了。
更麻烦的是，贡献主义一旦当真，就绝不能只在看见资本家时才拿出来。
工会把工资谈高了一倍，其中超过单个工人最低接受价格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难道不是议价租？医生因为牌照稀缺赚得更多，究竟多少是医疗劳动，多少是制度位置？一个作家十年前写完一本书，今天躺在沙发上继续收版税，他今天早上究竟为社会创造了什么？一个老员工工作不多，只因为认识所有客户、大家都信任他，便比年轻人多拿一倍工资，这一倍该算在哪一张工时表上？更有趣的是，一个普通职员如果碰巧进了一家流程优秀的公司，每天两个小时就把事情干完了，剩下六小时无所事事，他是否应该带着羞愧去敲财务室的门，说自己本月劳动价值不足，请主动扣薪？
说到底，贡献主义真正容不下的并不是资本家，而是一切“租”。资本租、牌照租、品牌租、关系租、组织租、信息租、声誉租，当然也包括劳动者通过结社取得的议价租。偏偏一个正常人奋斗许多年，往往就是为了让自己多少有一点租。谁会希望自己的工资永远恰好等于让自己不辞职的最低价格？谁不希望一件已经写完的作品继续卖钱，一套已经建立的关系继续有用，一项过去积累的技能在今天仍然产生溢价？一个人如果每天一停手，第二天收入便归零，这固然很“劳动”，恐怕却很少有人把它当作理想人生。
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常常就是逐渐少做而多得。劳动沉淀成产权，关系沉淀成网络，经验变成声誉，组织变成杠杆，技术把原先需要八小时完成的事情压缩成一个小时。结果本人越来越不需要按照工时出售自己。可贡献主义偏偏对这种状态心怀不安：怎么可以没那么忙？怎么可以躺着收钱？怎么可以昨天做完的事情今天还赚钱？它似乎恨不得所有人的所得都能一一对应昨日的汗水，最好连睡觉的时候资产上涨都显得不够端正。
AI出现以后，这件事突然变得有些喜剧。
我现在经常看到一种场景：过去需要组织一个小公司、十几二十个人干上几个月的事情，在某些特定领域里，今天烧几百块钱的 token，几个小时以后东西已经摆在桌上。于是有人惊恐地问：那我们这些人的价值怎么办？
我每次看到这里，都觉得问题问反了。
原先要二十个人干三个月，现在一个人花几百块钱就能做，那么最值得庆祝的事情难道不正是那二十个人不用再干三个月了吗？至于“价值”怎么了，我实在不知道。难道过去因为大家加班到晚上十一点，所以成品就天然更有价值；今天有人点几下鼠标，出去吃顿饭，回来东西已经做完，成品便因为缺少足够的人类痛苦而贬值了吗？
如果一个工具把我八小时的工作压缩成一个小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当然应该是赶紧用上它，然后想办法把省下来的七小时留给自己。至于老板知道以后会不会把KPI提高八倍，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合同、信息、同事、组织关系和议价能力的问题。我唯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人会主动冲进老板办公室报告：“老板，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我一天可以干八个人的活了。”
这大概就是工作伦理真正异化人的地方。技术进步本来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必要劳动，人听到以后却首先感到“职业危机”；机器替自己干活，本来应该令人高兴，人却马上开始担心自己“不被需要”。如果这种焦虑只是“我下个月还要交房租，失业以后没有现金流”，当然再真实不过；可事情往往很快滑向另一句话：“如果这个职业不再需要我，我还有什么价值？”
到了这里，劳动价值论与技术失业焦虑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前面写着：我因为劳动而有价值。翻过来便是：不再需要我的劳动，我也就没有价值了。
我反而觉得，人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可以无耻一点。机器能做，就让机器做；过去要忙一天，现在一个小时能结束，就先想办法把剩下的时间还给自己。生产率提高如果最终只是让一个人在同样八小时里交付过去八倍的成果，那么技术当然进步了，人的生活却未必进步半寸。一个被工作伦理训练得太好的原子化个人，甚至会主动把刚刚获得的闲暇送回组织，再要求组织给自己安排更多劳动，以证明自己没有失去“价值”。这已经不是敬业，而有些像主动要求重新戴上枷锁。
也正因为如此，我逐渐不太相信那种普适的“应得”。合同写着完成工作以后付十万元，工作完成了，这十万元当然该给；公司章程写着某类股份有分红权，到了分红的时候就照章执行。这些都很好理解，因为这里的“应得”来自一套具体规则。可一个人辛苦、聪明、善良、风险承担得多，就凭这些事情本身，究竟为什么能够在天地之间自动生成一笔别人欠他的债，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自然权利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当然可以支持生命、财产、结社或者其他自由，却并不一定需要相信这些东西预先刻在宇宙的石碑上。制度完全可以因为好用而存在，因为能避免某种灾难而存在，因为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而存在。我们为什么非得先给它申请一个超越性的许可证？
这些零散的怀疑最后慢慢汇到了一件事情上：结社。
孤立的自然人其实没有那么厉害。面对公司、平台、行政机构、专业组织、家族乃至任何长期稳定的网络，一个人能写在纸上的权利再多，也未必能轻易变成条件。很多时候，真正改变局面的不是更加卖力地向别人证明“我很有价值”，而是几个人站到了一起。工人有工会，公司有行业协会，资本组成基金，居民成立业主组织，企业之间结盟，国家之间也结盟。法人本身已经是一种结社，而法人仍然会继续结社。
从这里看，许多宏大的外部关系拆到最后，无非是在反复做几件事：结社，议价，合作或者不合作，然后换一批人、换一种组合，再谈一遍。没有不合作能力的议价很容易变成请求；离开以后只能孤零零站在原地的退出，也很难说有多少力量。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一个人可以永远独自离开，而是离开一个营地之后还有别的营地可去，或者干脆可以和别人重新搭一个。
前面这些还很零散的念头，我刚刚给它们起了一个有些随意的名字，叫“现代游牧主义”。它当然不是什么已经完工的哲学体系，我也暂时不打算替它补齐纲领。所谓“游牧”，只是因为人不可能不依赖别人，我们需要公司、家人、朋友、社团、市场和各种组织；问题不在依赖，而在于一段依赖关系是否成了唯一的依赖。营地可以搭得很好，也可以住很多年，只是不必因为住久了，就相信这块地从此具有了形而上的神圣性。
这样想以后，我也就越来越懒得问自己“究竟创造了多少价值”。公司当然应该判断雇我划不划算，我也应该判断继续待在那里划不划算；合作双方都可以精于算计，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算盘升级成人格审判。老板不用证明每一元利润都曾经对应自己的某一滴汗，员工也没必要为每一元工资寻找相同数量的贡献。条件不好就谈，谈不拢就想办法换，力量不够就找人，原来的组织不中用就另组。所谓价值问题，在很多时候只是把这些非常现实的事情说复杂了。
何况现在连现实本身也越来越不给“价值总账”面子。货币越来越难以简单动员自然人，多给一点钱，并不一定就能买到同比例的劳动、服从和忠诚；资本也越来越难以简单动员法人，钱投进去，公司仍然有自己的组织惯性、专业人员、监管、声誉、内部关系和既有路径。与此同时，AI又在另一头把原先需要大量劳动的工作迅速压成极低的边际成本。我们一边发现钱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调动人，一边又发现许多过去需要人的事情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
在这样的时代，还一天到晚盘算“我的真实价值是多少”“这份收入是不是和我的贡献匹配”“我究竟配不配拥有现在的生活”，实在很像守着一本早已没有结算对象的账簿，认真计算每一栏应该写什么。
工具能替我干活，我就用；劳动可以少一点，我就先想办法少一点；一段合作不好，我就想办法改变条件；一个人没力量，我就找别人；旧的组织失效了，再搭一个营地。至于这些结果在某个虚构的总账上究竟算不算“公平”，我越来越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耗费多少精神的问题。
如今，货币越来越难以动员自然人，资本越来越难以动员法人，技术又在不断把劳动本身从生产中挤出去。在这样的时代继续思考价值尺度和价值正当性，除了内耗，什么都无法得到。
更本质一点说，也许真正该戒掉的，从来不是“不配得感”。
而是对正当性的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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