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长寿经济》，作者：泰康长寿时代研究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其核心在于地缘政治与科技革命的深刻演变。如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受这两大因素的影响。这样的大变局中还包含一个重要维度：人类进入长寿时代。科技进步始终围绕“人”展开：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的体力；自计算机在二战后诞生以来，数十年间我们经历了从计算机到个人电脑，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再到云计算、大数据，直至今天的人工智能的科技演变——这一切实质上是人的智力的延伸；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延伸，即大健康、生命科学与医学的进步，带来了人的寿命的延长。以上也就是“体力的延伸、脑力的延伸、寿命的延长”。
其中最显著、最根本且逐渐被广泛认知的现实是：人类正步入长寿时代。什么叫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来临，人人带病长期生存。中国老龄化进程可谓“呼啸而至”。中国1962年到1975年每年平均出生人口约为2600万，也就是说目前每年有约2600万人跨入老年人的行列。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2022年至2035年，我国处于老龄化急速发展阶段：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规模预计2057年达峰至4.3亿，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预计21世纪60年代超过35%，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百岁人生中，退休生活和老年阶段将占据约40%的时间。因此，养老、健康和医疗将成为一个超级赛道和产业，这就是长寿时代。长寿时代将带来长寿、健康与富足。
规模跃升
人口主体向长寿人群倾斜是全球性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数据，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从1950年的1.2亿人（占比5%）增至2023年的8亿人（占比10%），预计到2040年将增至13亿人，占比达14.3%，全球将整体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到21世纪下半叶中后期，这一比例或将升至21%，全球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见图1-1）。到21世纪70年代末，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将首次超过18岁以下的人口数量。长寿人口占比的增加和青少年人口占比的下滑，推动人口年龄结构从传统的“金字塔型”逐步演变为“柱状型”。长寿人口占比持续上升，青少年人口比重则持续下降，构成了长寿时代五大特征之一。
人口学家考吉尔和霍姆斯1970年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将国家分为青年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小于4%）、成年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4%~7%）和老年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大于等于7%）。根据这一标准，全球老年型国家数量从1950年的64个激增至2023年的137个，主要集中在欧洲、东亚和北美地区。预计到2050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约187个）进入老年型行列，这些老年型国家中又有约六成处于超级老龄化1阶段（见图1-2）。这一转变预示着全球正步入一个由长寿人口主导的新时代。
不同国家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和转变速度存在明显差异，总体呈现“欧美国家启动早、进程缓，亚洲国家启动晚、速度快”的特征。法国是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早在1865年，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超过了7%，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直到1990年才稳定在14%以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先后在20世纪进入老龄化阶段（见图1-3）。欧美国家老龄化发展进程较为平缓与其移民国家特征有很大关系。跨国移民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2024年全球移民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78%。这种迁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迁出国的老龄化压力，同时缓解了迁入国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延缓了其人口老龄化的节奏。当前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增加最多、速度最快的是发展中国家，亚洲正在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区域。而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北非、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预计将在未来30年经历老年人口数量的最快速增长时期。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比大多数国家更为剧烈。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叠加，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跃迁，老龄化进程被加速。截至2024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近6倍，从1950年的4364万（占比8%）激增至3.02亿（占比22.0%），首次突破3亿大关。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2.2亿，占全国人口的15.6%。2022—2035年，我国将迎来老龄化的“加速通道期”。受1962—1975年生育高峰（年均出生人口约2600万）影响，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总量突破4亿，占比超30%。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结果显示，至2054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5.12亿，占比高达38.6%；若以国际常用的65岁为标准，老年人口将于2057年左右达到峰值约4.3亿。此后，虽总量略有回落，但占比仍将持续上升，2070年后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50%，65岁及以上人口亦将接近四成，社会或将迎来“半数人口为老年人”的震撼图景（见图1-4）。长寿人群的规模跃升，不仅标志着其从社会的“边缘、少数、弱势”群体向不可忽视的社会主体转变，也为长寿经济提供了坚实的人口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除了总量的增长，中国老年人口结构也正在快速走向高龄化。按照年龄结构划分，60岁及以上人口可进一步细分为60~69岁的“初老”群体、70~79岁的“中老”群体、80岁及以上的“深老”群体。近年来，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高龄老人的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
初老群体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从20世纪60年代的近70%降至2024年的54%，中老、深老人群占比分别从低点的27%和5%提升至34%和12%。预计到2050年，初老、中老、深老三类群体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将分别变为41.1%、32.7%和26.2%（见图1-5）。这一结构性变迁意味着，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将呈现出差异化显著的健康状况、社会参与能力与服务需求，对公共政策、养老服务、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也为长寿经济的精细化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当老年群体成为人口的主体之后，社会将面临怎样的转变？这一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不仅对经济运行、医疗资源配置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构成挑战，更将催生新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机遇。从根本上看，人口结构的转型伴随着社会权力关系的重塑。当老年人口不再是边缘群体，而是占据人口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需求、偏好与行为模式将对政策、市场乃至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正如《长寿时代》中指出的，长寿时代老龄人口占比将长期超过25%，这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将带动社会消费模式、产业格局与政策体系的全面转型。根据人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有些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群体通过选票政治、消费能力和代际转移机制（养老金）等路径，逐步实现从边缘群体到政策核心主体的地位跃迁。这一变化意味着，长寿社会不只会对资源分配提出新要求，还在重构社会的权力格局与制度逻辑。
以西方政治领域为例，老年选民不仅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持续增长，其投票率也往往高于青年选民。因此，老年群体的政治倾向和诉求对选举结果有着重要影响。例如，日本60~69岁老人的投票率高达70%以上，是青年选民的2倍。这种现象被称为“银发民主主义”。老年选民普遍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能够保障其福利的政策和政党，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向老年群体倾斜。在一些欧洲国家，老年选民的比例增加使得政党在竞选中更加关注养老金、医疗保健等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议题。这种转变正在改写传统的“得年轻人者得天下”的政治定律。英国脱欧公投便是人口结构影响政治选择的典型案例。数据显示，年长者的投票率高且多数支持脱欧，而年轻人虽大多支持留欧，但投票率较低。这是由于老年人更多认同传统的“英格兰”身份，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英国人”或“欧洲人”的身份认同。脱欧公投结果引发了英国社会的深层代际冲突，许多年轻人对年长者的投票选择感到不满，认为自己的未来被年长者决定了。
健康革命
从个体角度来看，健康是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从社会角度来看，健康和教育共同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其中，健康水平直接影响个体参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如果老年人群身体健康状况良好，那么人口老龄化不仅不是负担，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长寿红利，以多种形式对家庭、社区乃至社会产生益处，重塑老龄社会的正向图景。
从全球范围看，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以每10年增长2~3岁的速度稳步上升。到2019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已从1960年的51岁延长至73岁，发达国家普遍迈过了80岁门槛；全球健康预期寿命为63.7岁，部分发达国家可以达到70岁以上。更长的健康预期寿命，意味着人类不仅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健康。然而，新冠疫情期间，由于老年死亡率的增长，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发生了大幅倒退，2021年基本回落至2012年水平（分别约为71岁和62岁）。不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随着科技的突破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预期寿命的波动仅仅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小曲折，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依旧是可预见的长期趋势。
一般而言，高收入国家在预期寿命与老年健康表现方面普遍优于中低收入国家。但受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国内贫富差距乃至人种构成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老年健康水平及变化趋势展现出高度异质性，即便发达国家内部也差异显著。例如，美国老年健康表现偏弱。联合健康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2002—2017年，尽管美国老年早期死亡减少22%，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或优秀的比例提高11%，但与此同时，过度饮酒、肥胖、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上升42%、36%、36%，心理问题增多，自杀率也上升了16%。另有研究指出，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虽然整体预期寿命延长，但在50~70岁阶段的健康状况却不如其父母辈同期，他们更容易罹患慢性疾病，表现出“长寿但不健康”的特征。
相比之下，英国的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约翰·比尔德（JohnBeard）等2024年底在《自然·衰老》（NatureAging）发表的研究显示，基于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数据，受益于教育、卫生、营养和医疗技术的进步，英国新近出生队列的老年人在身体与心理功能上明显优于前几代人在同一年龄时的水平。例如，1950年出生者在68岁时的功能水平，与1940年出生者在62岁时的水平相当；1940年出生队列的功能也普遍优于1930年或1920年出生队列在相同年龄时的水平。作者据此推测，对许多人而言，“70岁或许已是新的60岁”，但强调直接观测数据目前仅能确认“68岁是新的62岁”。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与健康干预的不断推进，长寿人群不仅“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好”。
与英国类似，中国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较过去有了长足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萧条，传染病、寄生虫疾病和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且缺乏全国性的预防计划和体系，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不仅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还很快推动了一场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初级预防保健工作，奠定了公共健康治理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事业更是取得长足发展，推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以较快的速率增长。到199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分别达到68.1岁、60.4岁；到2023年，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健康预期寿命同步提升至68岁以上。
老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显著提升。“自评健康”是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判断，与客观健康存在较高的一致性，被广泛用于大规模人群调查和健康干预研究。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1数据，2023年老年人群中，认为自身健康“非常好”和“好”的占比分别为7.1%、23.8%，相比2013年的3.9%、12.8%有显著提升（见图1-6）。回答“非常不好”的比例更是从2013年的31.4%大幅下降至2023年的5.9%，反映出随着时代的进步，老年人健康水平有了长足改善。类似地，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2020年老年人群中，认为自身健康“非常好”和“一般”的占比分别为10.0%、49.9%，相比2011年的4.5%、47.24%也有小幅提升；回答“不好”的比例也从2011年的27.5%下降至2020年的21.3%。
60后人群在健康素养和整体健康状况上明显优于前代老人。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23年数据，60后中自评健康为“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分别为28.3%、9.4%，高于40后和50后群体；同时，60后在当前年龄段的健康状况，也优于10年前处于相同年龄段的50后，呈现出明显的代际进步趋势（见图1-7）。这也反映出世代的不同带来的健康水平差异。60后一代基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社会动荡，也少有严重营养不良或饥饿的童年记忆，身体基础素质较好。与此同时，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较大改善。因此，相较前代，其健康水平有了本质性提升。这说明一代人身处的世代，对身体健康等多个层面均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健康水平的提升，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医疗水平的进步密切相关。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致死疾病多为感染外界致病性微生物引发的感染，尤其是传染性病原体。随着工业化制药的兴起与外科手术技术的飞跃，医生对个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显著提升。即便是曾经令人类束手无策的癌症，近年来也因早期筛查、精准干预等手段的不断发展，逐渐变得可治疗、可延缓、可控制。如今，限制人类寿命的主要疾病，已从急性传染病转为慢性非传染病及退行性疾病。这一变化不仅标志着医疗能力的进化，也对未来健康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方向。
在这一大背景下，老年人主动健康管理的意识大幅提升。《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老年人对健康饮食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自觉践行“营养均衡、低盐低糖”的饮食原则。定期体检也逐渐成为老年人的健康共识，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健康体检率已从2010年的不足50%提升至2023年的近70%。此外，“生命在于运动”的理念深入人心。各类老年户外健身活动日益丰富，广场舞、太极拳、健步走等团体运动盛行，老年群体在健身器械、健身课程上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呈现出健康观念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实践”的积极转变。
从长期视角看，科技突破与大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构老年人的健康轨迹。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衰老是各种分子和细胞损伤随时间逐步积累的结果。这会导致身心功能的逐渐退化，并增加患病与死亡风险。但是，这些变化不是线性推进的，也不存在固定模式，甚至同个体的实际年龄关系不大。
随着分子层面抗衰老技术（如基因编辑、细胞重编程）、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干预、智能监测与早期预警、康复技术和辅助设备、智慧社区与普惠型健康服务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健康曲线正呈现出新的演变趋势，60~80岁的老年人将更多地受益于科技进步和健康管理的优化，延长高质量生活期；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自然退化和多病共存的复杂状况，其健康改善的幅度和速度相对较为有限。
当我们解开“年老”与“体弱”之间的捆绑，长寿经济便展现出广阔的想象空间。年龄分层理论指出，社会通过年龄规范来分配角色与资源。例如在大多数社会中，儿童被期望接受教育，成年人则需要承担工作、养育子女等责任，而老年人通常被认为应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养老阶段。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否突破这些年龄规范的限制。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如学习新技能、参与工作和志愿服务等，从而突破传统上对老年人社会角色的限制，重构社会身份，获得超越年龄标签的社会价值认同。中国老年群体健康素养的积极变化，为他们保持活力、延长社会参与周期、继续创造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建设一个更加包容与多元的长寿社会创造了条件。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及其内部年龄结构的高龄化发展（以及超高龄老人的规模和占比上升），慢性退行性疾病伴随的长期或短期、不同程度的失能问题将变得更加普遍。人人带病长期生存成为长寿时代人类的生命常态。这对社会养老照料服务提出更高的需求，也构成长寿经济需求端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以疾病治疗为核心的医疗模式，需要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转型，在疾病预防、早期干预、慢病管理、康复服务以及社会心理健康等多个维度发挥作用。唯有如此，社会才能更好地支撑老年人在更健康、更有尊严的状态下实现长寿，从而真正实现有质量地活得更久的长寿愿景。
认知革命
发达国家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与20世纪欧美国家普遍推行的教育扩张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初至中叶，教育扩张主要是中等教育的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重建和技术革新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高等教育扩张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策略，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与普及化。随着经历教育扩张的出生队列（主要是1940年后出生的世代）陆续步入老年阶段，整体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提升了。以欧盟国家为例，各成员国中55~74岁人群里，低学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0~2级，即小学或无文凭）人口占比普遍下降。2010年至2019年，男性低学历的比例从39%降至32%，女性从51%降至38%。这一变化体现了教育普及程度的提升，老年群体整体知识素养有所提高。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年轻时接受了较好的教育，也为他们在老年时期继续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理念，推动各国发展老年教育服务。在这一进程中，欧洲国家走在了前列。1968年，英国发布的《西博姆报告》标志着欧洲老年教育服务进入新发展阶段，由社会边缘进入主流视野，被首次纳入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老年关照服务范畴。同年，法国教育部颁布《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规定境内所有高等学府有义务开设面向社区教育需求的课程，不得以年龄等特征限制个人学习机会，其中专门强调老年人在社区中获得受教育机会的权利不容阻碍。法国图卢兹大学于1973年创办世界上第一所“第三年龄大学”，课程涵盖休闲、健康、专业技能和人文科学等多个领域，旨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和认知能力。英国、芬兰等国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英国注重“自下而上”的社区和志愿团体参与，芬兰则采用研讨会形式，依托专家和参与者经验共同学习。美国则在20世纪60年代颁布了《免费老年教育方案》和《联邦老年教育政策》，明确规定老年人接受教育是政府的责任。
随着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中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状况也持续改善。从历史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动荡和制度缺失，导致早期老年群体普遍缺乏正规教育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年人口文盲率高达79.4%，平均受教育年限仅1.4年，反映出这一群体受教育权的历史性缺失。这一现象缘于两个核心因素：其一，旧中国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基础教育覆盖率不足10%；其二，战争与贫困导致多数人口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形成代际积累的教育鸿沟。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队列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并持续积累教育资本，老年人口教育水平的提升基础开始形成。这一转变可从队列效应理论得到解释：受益于1949年后扫盲运动（1950年代全国文盲率从80%降至52%）及义务教育普及的出生队列，其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前代；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该队列陆续进入老年期，推动老年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加速提升。2000年至2020年间，老年人口文盲率从47.5%骤降至16.9%，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4年提升至6年。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达13.9%，较2000年增长7.72个百分点。这些均反映出人口在代际更替中受教育程度的逐级提升。杜鹏和李龙的研究预测，在21世纪中叶前，中国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有望提升至近10年，整体达到高中文化程度。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将超过35%（见图1-8）。累积优势理论指出，早期的教育和学习经历会对个体的后续发展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在年轻时接受的教育不仅构筑了其在老年阶段继续学习的基础，也增强了其在晚年阶段适应技术变迁、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有效延缓了身心功能的衰退。张文娟和李念的研究显示，高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衰退进程正在不断延迟，较晚出生的队列在认知能力上明显优于早期出生群体，这一发现为理解长寿时代老年群体能力结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越来越多长寿者奉行“终身学习”理念，持续积累人力资本，主动适应时代变革。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学习处理新信息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会下降。
然而，诺贝尔奖得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博士的研究表明，通过学习新事物，大脑会生长新的神经细胞，使老年人能更轻松地理解和掌握新技能。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追踪实验也发现，65岁以上人群通过系统学习，其海马体积可增加3%，认知功能相当于年轻5~7岁。面对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许多老人也希望继续学习提升，更新观念、调整知识结构、跟进时代发展。著名教育家卢乐山教授在其百年华诞上表示，她信奉“活到老，学到老。不学到老，就没有资格活到老”。这不仅是一句信念宣言，也映照出长寿时代学习观念的深刻转变。
我国近年来持续推进老年再教育体系建设，为老年人再学习提供了多元化的支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学习体系，建立学分银行、资历框架等制度，将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纵横贯通。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全国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已达7.6万所，参加学习的学员有2000多万人，课程设置日益多样，涵盖从合唱、书画等传统娱乐型课程到编程、视频编辑等赋能型技能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老年人还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字适应力。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普及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了解新知、参与社会和表达自我的渠道，显著拓宽了其日常生活的边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0%的60后表示自己经常使用互联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明显高于40后、50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15.4%，约1.7亿人，意味着每两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上网，较2018年相比，银发网民数量实现了3倍增长。银发网民还呈现“深度触网”的特征——78%的老人日均上网时长超过2小时，有51%日均上网时长超过4小时。他们对网络新闻尤为关注，网络新闻阅读率较网民整体高3.2个百分点，体现出我国老年网民关心时事、追逐热点的特点。这种跨越代际的技术拥抱，不仅让老人们与时代接轨，保持创造创新的能力，同时也重塑了老年文化消费形态，更催生出“银发KOL（关键意见领袖）经济”“知识付费银发赛道”等新兴商业形态，成为长寿经济中不可忽视的新动能。
认知革命对于长寿经济的意义不亚于健康革命。在工业化生产初期，社会以体力劳动为主，老年工人往往因体能下降而被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所替代，这促使退休制度的出现。然而，随着社会结构与产业形态的不断演进发展，经验、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今，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对体力劳动的依赖逐渐减弱，而对智慧、经验和专业技能的需求则日益增长，这为重新评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提供了逻辑基础。受过充分教育、保持思想活力的老年人，凭借其丰富的阅历和专业素养，不仅能够在诸如教育、医疗、管理、咨询等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场景下，比年轻人更具判断力与稳定性，成为社会中不可替代的“智力资产”。
此外，认知革命还能够进一步推动健康革命。多项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通常具有更好的健康状况。这种正相关关系不仅体现在自评健康水平上，还体现在心理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
教育对健康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健康行为路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可能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减少吸烟、增加锻炼等。二是经济资源路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相关，经济资源的增加可以改善健康投入，如购买更好的医疗服务。三是认知能力路径。教育可以提升个体获取健康知识、理解医疗信息与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总体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在健康行为养成、健康知识获取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延缓了认知衰退的速度，并降低了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更在宏观层面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动能。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政府健康支出还是居民个人健康支出，均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作用会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而持续增强。这意味着，教育提升所带来的健康改善不仅能够减轻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也为激发“健康红利”与推动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财富革命
从传统视角看，老年人群是容易陷入贫困的群体。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个体在老年阶段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显著下降，而医疗、护理等刚性支出可能增加，导致财富消耗加速。尤其是随着寿命的延长，长寿本身可能成为压垮老年人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是NHK（日本广播协会）特别节目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作品《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为我们描述的图景，揭示了“活得更久”未必等同于“活得更好”的社会隐忧。不过，现实是否一定如此呢？或者，是否必然如此呢？
各国调查数据充分显示，大量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以日本为例，虽然“老后破产”的许多个案的确存在，但在宏观层面的数据上，老年人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最富有的群体。东京都政府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日本大约1800万亿日元的家庭金融资产中有近70%掌握在60岁及以上的人群手中。在英国，全球房产咨询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于2018年发布的调查显示，英国65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士控制着全国约40%的财富。在美国，这一现象同样显著。美国1946—196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是社会财富的关键掌控者。
目前，该群体以20%的人口占比持有超过50%的美国总财富。麦肯锡2025年1月的报告指出，2023年，以65岁及以上人群为主要户主的美国家庭，尽管仅占美国人口的20%，却持有全国43%的总财富。而在1997年，这一比例远低于当前水平，从1997年到2023年的26年间，该群体财富总量增长了6.6倍。相比之下，在主要户主年龄为40岁及以下的家庭中，同期财富仅增长了2.9倍（见图1-9）。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体不仅拥有财富，也在积极消费。麦肯锡最新报告指出，如今，在先行步入老龄化的经济体中，65岁及以上的居民的消费占直接消费（即家庭支付的消费份额）的21%，而在25年前这一比例为15%。这些现状表明，长寿并不必然意味着贫困。相反，在特定制度与经济结构下，长寿人群不仅是财富的蓄积者，更是消费与投资的关键力量。
与国际规律一致，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老年人口的财富储备也日渐雄厚。尽管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客观上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但随着1962—1975年出生的新中国第二轮婴儿潮群体步入老年，将会显著改变中国老年群体在财富结构中的话语权。60后既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建设者，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红利期的最大受益者，既受益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工资增长，又通过房产增值实现财富跃迁。1979—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速高达10.3%，为这一代人打下坚实的财富基础（见图1-10）。此外，养老金体系的不断完善也为老年阶段的收入保障提供支撑。中国老年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老年人财富积累量达到了78.4万亿元，平均每位老年人拥有26.4万元的财富储备。老年人财富积累的显著提升，使他们逐渐从传统刻板印象中的“弱势群体”转变为社会资源分配中的重要参与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老年人口财富增长在城乡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受限于较低的收入积累和养老金保障水平，农村老年群体的财富增长远逊于城市老年人。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约200元/月，仅为城镇职工养老金的1/10，城乡之间形成明显的“断层式”差距。不过，国家近年来已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养老金全国统筹试点、推动医保跨省结算等政策举措，逐步缩小城乡养老资源鸿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多年高于城镇居民。总体上看，尽管存在城乡结构性差异，但宏观趋势仍指向老年群体财富总量的持续扩张。
有了财富积累，就要考虑保值增值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中国老年群体的投资行为正经历革命性转变。过去，老年人的投资方式较为单一，大多集中在银行储蓄等低风险渠道。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信息传播渠道的拓宽和技术门槛的持续降低，除了传统储蓄，老人们也开始涉足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互融CLUB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研究中心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投资理财的比例接近总投资人数的10%，其中使用微信平台进行注册投资的老年投资者占比高达55%。投资金额大于10万元的客户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投资人数比例仅次于40~50岁的人群，位居第二。同时可以预见的是，40~50岁这部分群体，将在下一个10年逐渐成为老年群体，成为投资市场的核心增量人群。这一系列数据表明，老年群体在投资领域正逐渐崭露头角，他们不仅在投资渠道上不断拓宽，投资规模也颇为可观，正在成为金融市场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展望未来，随着中国金融产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个人在整个工作阶段进行长期资产积累与跨期配置的工具将更加丰富，从而能更有效地应对长寿时代的财务挑战。
当人口与财富的主体向60岁及以上人群集中，势必将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结构性冲击。当前欧美国家遗产代际转移规模已接近一战前的高位水平，如美国遗产继承占GDP比例超过20%，且未来10年这一比例或将持续攀升，形成财富积累越发依赖代际转移而非劳动创造的财富再生产格局。这一趋势折射出《21世纪资本论》所揭示的“r＞g”1陷阱的深化，即当资本收益率（r）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g），财富增长便主要依赖于资产增值与遗产继承，而非劳动所得，进而加剧财富的集中化与社会的不平等。历史上，类似矛盾曾在一战前的欧洲引发社会动荡，而二战后通过经济高速增长与福利制度得以暂时缓解。然而当前长寿时代叠加老龄化，使得财富代际转移周期延长，资本集中效应进一步强化，阶层流动性下降，社会分化加剧的风险需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结构性趋势下，年青一代正面临双重困境：其一，社会流动性因代际财富转移而减弱，个人能力对财富积累的影响力减弱，阶层跃迁通道收窄，这与皮凯蒂所指出的“继承财富重要性回归”现象相呼应；其二，劳动回报率相对资本增值的劣势加剧了“努力贬值”的集体焦虑，可能抑制创新活力与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中国虽未达到欧美代际财富固化的程度，但老龄化加速预示着财富传承模式的潜在转变。若放任资本集聚与劳动价值脱钩，不仅可能复现19世纪“遗产资本主义”的痼疾，更将动摇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对此，需借鉴历史经验，构建更加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一方面，通过累进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再分配机制调节代际财富流动，防止资本垄断世袭；另一方面，应加大对教育、科技与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提升知识资产在社会分层中的决定性作用，拓宽青年世代的上升通道。在遏制“r＞g”陷阱的同时，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持续性的财富创造体系。
独立性革命
老年人的独立性可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化”框架加以界定，即个体基于生理机能、认知储备及经济资源，在无须过度依赖外界干预的情况下维持自主决策与生活控制的能力。传统老年学研究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和生物机能衰退，老年人独立能力呈现自然衰减趋势。然而，当代老年群体通过三重维度实现了独立性重构：首先，健康素养革命为独立生活提供了生理基础；其次，教育普及提升了认知储备，使老年群体更有能力运用数字技术与信息资源，辅助其自主判断与决策；最后，财富积累通过经济自主保障了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这种结构性转变颠覆了传统依赖理论对老年群体的被动预设，约翰·W.罗（JohnW.Rowe）与罗伯特·L.卡恩（RobertL.Kahn）的“成功老龄化”模型证实，当环境支持与个体能动性形成共振时，78%的70岁以上老年人可持续维持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1能力。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独立性重构了老年社会参与模式——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7》显示，全球约40%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实现独立生活（独居或与配偶同住），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高达75%。具备独立性的老年人，其社会参与率与经济贡献显著高于失能群体，其消费贡献度更达后者的3.7倍，这为破解老龄化“负担叙事”提供了实证支点。
美国老年人普遍倾向于独立生活，选择独居或入住独立生活社区的比例较高。根据资料，美国超过1200万社区老人独自生活（女性占比80%）。这种独立性根植于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个人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价值观。美国老年人倾向于自主管理日常事务，并保持活跃的社交、旅行甚至再就业，体现出较强的生活能动性。欧洲存在显著地域差异。北欧国家（如瑞典、芬兰）老年人独立生活比例超过90%，而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则低于60%。这种跨文化差异揭示了独立老龄化既依赖个体能力，也深受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的共同影响。
尽管国际差异很大，但各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比例与人口老龄化程度之间普遍存在正相关关系。2000—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小于10%的国家中，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通常低于40%。相比之下，在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国家中，独立生活已成为多数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世界人口老龄化2017》）。如果这一关联在未来持续成立，那么可以预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发展中地区，在未来几十年中，独立生活的老年人都将显著增多（见图1-11）。
在中国，老年人独立性的增强与代际关系的重构相互影响。家庭结构小型化与人口流动加速催生着新型代际关系，传统模式中“养儿防老”的伦理契约逐渐松动，而老年人独立性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以同居赡养为核心的养老模式向新型代际关系转型，代际分居正成为常态。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我国老年人独立居住比例快速上升，虽然2020年后受疫情扰动有所回落，但仍超过半数（见图1-12）。从“依赖养老”转向“独立养老”，核心不在于物理空间的分离，而在于观念和行为的自我转变，强调老年人要在思想上、精神上树立起不依赖子女的观念，在行动上养成一种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来完成老年生活中的各项任务的习惯。此外，独立养老尤其注重未雨绸缪，自主规划老年生活，例如通过储蓄理财与康养服务预置替代子女赡养功能，实现养老路径的自主掌控。这种转变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投射：当家庭经济资本积累超越生存保障阈值时，代际关系从生存依赖转向情感联结，父母更注重减轻子女负担而非索取赡养回报。尤其是60后老人，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更倾向于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尽可能减轻子女的赡养压力。正是老年人独立性的持续提升，推动了代际责任观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进一步巩固了独立养老的基础。
社会观念与制度设计的协同推进，正在进一步强化老年人独立性实现的可能性。研究发现，老年人地位与现代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J形，即在现代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老年人地位会逐渐降低，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老年人的社会和文化支持资源会增加。这一趋势正在推动社会对老龄的整体认知发生深刻转变。随着更包容的老龄观的建立，社会逐渐打破“老龄=衰退”的刻板成见，转向“老龄=经验资本”这样更积极的视角，老年人被重新定义为社会发展中的贡献者而非负担者。同时，在政策推动下，亲老化、适老化社会体系和制度建设，为老年人提高独立自主性提供了软硬件支持。
老年人的独立性革命，正在重塑人类对生命历程的认知图式。传统观念里，许多老年人退休后往往将生活圈子大幅收缩，容易陷入与社会脱节、产生孤独感和被边缘化的情绪中。
1961年，伊莱恩·卡明（ElaineCumming）和威廉·亨利（WilliamHenry）提出的社会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应该主动放弃原有社会角色，减少活动和社交，寻找更消极的角色，以平稳地适应人生阶段的转变。不过，这一消极理论在提出之初便遭遇罗伯特·哈维格斯特（RobertHavighurst）提出的活动理论的挑战，后者强调社会参与对老年福祉的正向作用。
从当代社会学观察看，现代老年人越来越注重晚年生活质量与尊严感，排斥弱势群体标签。他们敢于进行自我表达，展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活需求和心理诉求。在生活方式选择上，老年人依据自身兴趣与健康状况，自由安排日常作息、饮食结构和休闲活动。例如，许多老年夫妇选择在退休后开启自驾旅行，自主规划行程、选择目的地，充分享受旅行带来的乐趣与自由，展现出对生活的高度掌控力。在社会参与方面，老年人也日益活跃，通过社区、老年大学、志愿服务组织等多种渠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据统计，在过去10年间，老年志愿者在社区养老服务、环保公益活动、青少年教育辅导等领域的参与率增长了近30%。
当老有所为从愿景转化为常态，社会需重新校准对老年群体的价值认知：他们不仅是被服务的对象，更是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长寿经济的创造引擎、代际文化的传承纽带。这种认知跃迁将推动长寿社会从应对挑战向创造价值的范式升级，而老年人的独立性正是实现这种转型的核心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