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作者：维舟，题图来自：AI生成
长久以来，你可能也有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忧：按说如今的生活条件是祖祖辈辈做梦都想不到的，但人情味淡薄了许多，人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也少了，别的不说，以往亲戚邻里帮忙带孩子是常有的事，但现在甚至连家庭内部的合作都少了，变成当妈的独自承担的“丧偶式育儿”，到头来，似乎每个人都独来独往，什么事都只能靠自己。
不止国内社会如此，在美国也是，虽然原因有所不同：数十年来，美国人越来越多地退入私人生活，对主动参与公共生活表现消极，而与此同时，企业文化也比以往更强调利润和效率优先，所有员工都成了随时可替换的零部件，在这样流动化的高度竞争环境中，人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和同事构建起充分合作的深度关系。安稳、持续的职业生涯一去不复返，现在只有一连串不可预测的短期任务，每个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非合作型自我
在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看来，当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非合作型自我”，其特征是“失去了与他人合作的意愿”，最终“无法应对复杂、具有挑战性的社会交往形式，因此选择隐退”。
确实，现在自称“社恐”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一代连谈恋爱都没啥兴趣了，仿佛大家都觉得跟人交往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或是不愿，或是不会，人们最终都宁可放弃合作。更有甚者，许多人即便跟人合作，往往也只是把他人当作是达成自身目的的一个手段。
当下像AI这样的前沿科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人跟人的合作”，倒不如说是“人机合作”，并且明里暗里承诺了这样一个未来：通过科技赋能，你都不需要耐心、费力构建复杂深入的合作关系，直接下达指令给机器就行了。这给人带来一种幻觉：每个人都可以无须他人合作就成为无比强大的“超级个体”。
现代组织内部森严的壁垒，阻碍了跨部门合作，而这种彼此沟通不畅带来的“筒仓效应”，正是许多问题的根源，甚至出了问题也无人负责。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搞出一堆问题的高管们仍旧享受丰厚的奖金，而“社会却被留在废墟之中”，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普通人的怨恨，带来更为深远的社会问题。
这一切正是桑内特所担忧的，因为这样一个合作弱化的原子化社会，不仅仅是“冷漠”而已，最终也会造成社会的瓦解。当人与人之间纽带断裂，那“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说不定重新回到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极为错综复杂，除了现代组织内部的沟通不畅、权力机制的单向传递、资本主义赢家通吃的逻辑、大众对公共政治的冷漠之外，至少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文化，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定无须去考虑他人感受、学习管控彼此间的分歧并找到共识，而只需要尽可能满足自己就完了。
然而，人类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而合作正是我们赖以发展壮大的最强大机制。城市之所以比分散的村落发达，就是因为人口的高度聚集，使城市产生了一种“集线器效应”，不同的人可以在此密切互动、彼此协作，爆发出孤立的个体无法想象的能量。从育儿到航天发射，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类事务，都离不开分工合作，而越是前沿、尖端的突破，就越需要大规模的深入合作。
俗话所说的“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讲的就是合作的威力：普通人之间的精诚合作，可以产生出1+1+1>3的效应。这不仅带来更好的产出，而且这种彼此互帮互助本身就可以让人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正因此，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断言：“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彼此的帮助，同时也会受到彼此的伤害。当必要的帮助是出于爱、感激、友谊和尊重而互相给予时，社会就会繁荣和幸福。”
对桑内特来说，问题还不止如此，毕竟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不存在社会瓦解的风险，而在当下，“合作”乃是避免碎片化的现代社会走向毁灭的重要机制，他是在诊断现代社会弊病并加以反思的基础上，试图让人重拾合作精神，修复这个已经有点运行不良的社会。
怎样合作才有利于所有人？
当现实问题一时找不到答案时，很自然的办法就是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找经验，因为时代虽然不一样，但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何况那至少也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在任何时代，人跟人之所以要合作，说到底是为了社会交往：没有人能自给自足，这时候交换和互助就很重要，前提是你清楚自己究竟需要别人哪些东西，而对方又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如果没有一套合作框架来协调各方利益，那么合作迟早将维持不下去。
桑内特此前在《匠人》一书中就已强调，真正好的匠人并不能闭门造车，在那自顾自地打磨自己的手艺，他必须要具备社交技能，与人充分沟通，了解人们究竟需要什么，又说服人为什么那是好的。
在这本《在一起》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认为良好的团队合作离不开“善于倾听、谨慎行动、找到共识、管控分歧或者在艰难的讨论中避免挫败感”，他称之为“对话技能”。
现代社会的诞生，就离不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人们应该如何在探索和实验中展开合作”。因为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科学发现，其实都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创新过程，而这是孤立的个体无法做到的，只有不断通过对话交流，就假设、方法和结果与他人展开开放式讨论，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新路。
在此，他敏锐地把握到，中世纪的行会所奠定的规则不仅使相应的实验得以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参与者的双赢交换。这种分工协作机制对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此前也有人说过，但桑内特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现代文明礼仪也看作是一种“为活跃交流所设立的社会框架”。也就是说，这些看似老派的社交规则，使人们既克制自我，又不羞于表达自我，彼此协调，最终实现合作与竞争的平衡，那是“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用来组织这种平衡性交换的特殊方式”。
当他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打破了竞争与合作的平衡，从而使合作本身变得更封闭，缺乏对话性”时，似乎将“非合作型自我”看作是一种现代病，但实际上，有时阻碍合作、破坏合作的因素恰恰来自传统文化。
日本拥有独特的两套电力系统，七大车企也长期存在零部件规格互不统一的问题，这与其说是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不如说是日本幕藩时代诸侯各自为政的遗产。相比起来，美国虽然也曾有过私营铁路公司规格不一的问题，但通过市场协调机制很快就达成了统一。
正因为将“传统”视为解决现代问题的一把钥匙，桑内特还称赞了中国人自己都经常诟病的“关系”，认为有理由“去学习中国式的合作关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个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是可持续的，“会惩罚或排斥那些日后不知回报的人”，并且在高度市场化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凝聚规范，让个人可以从亲友网络中获得支持和信任。
这些说的固然也是事实，但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无处不在的“关系”也用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运作不透明，还充满潜规则。
年轻一代对此深恶痛绝，想的就是摆脱这种关系网，而这三四十年来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也使得原先那种熟人社会间长期稳固联结发展起来的“关系”，逐渐变得不再必要。讽刺的是，有时费尽心机托关系找的路子，甚至还比不找关系花的钱更多。
更关键的是，中国社会以往的一些合作，其实也是迫不得已。在乡村社会，传统上之所以邻里互助，是因为很多事单靠一家无法完成，但这种看似互惠互利的合作，也导致每个人都会欠下“人情债”。至于家庭内部的分工合作，更很难说是互利的，太多男性正是以自己已经“赚钱养家”为由，拒绝在家务上帮忙，因为那都被默认是“女人的事”。
至少在当下中国社会，很多人之所以想摆脱关系、质疑原有的分工合作，正是因为那对个体而言成了沉重的负担和枷锁，假如自己就能买到服务而不必有求于人，对很多人来说都轻松自在多了。
以往的文化传统当然也有其参考价值，但最好的合作机制，说到底还是市场。因为只有在市场上，每个个体才能在保障自身自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与他人自由展开合作。
市场未必总是公平的，但在无数次反复博弈之下，它可以教会每个人意识到：即便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我们也最好与人合作，而要让他人自愿合作，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感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