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作者：胡春春
【导读】2026年9月，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以43.8%的得票率居首位，距离过半所需的42席仅差3席。这一结果不仅对正在执政的基民盟造成严重打击，也使得针对极右翼政党组织的“防火墙”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
“防火墙”是指主流政党凭借自身政治资源、议会席位优势以及对规则的熟悉，对民粹主义政党实施的政治围堵。本文作者观察到，此前德国主流政治话语呼唤“防火墙”，是由于主流政党认为选择党代表了可能威胁民主政体的危险势力与意识形态。因此，支持民主政体的政治力量不应与选择党合作，阻止其进入政治决策过程。然而，德国和欧洲爆发的多重危机加速了选择党的崛起，使得战后形成的政治共识面临严峻挑战。作者指出，德国政治的“防火墙”尚且停留在意识层面，并非能够有效遏制选择党壮大的政治工具；一旦选择党顺利参政，德国应当如何维护战后的制度，以及建立在历史反思之上的国家叙事，将会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6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暧昧的德国
欧洲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尤其如此。政治上，德国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偏偏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当晚因政见不合提前解体，为德国内政的世界意义写下一个荒诞的注解；经济上，德国已经连续两年处于技术性衰退，在人工智能等突破性创新领域罕有建树，传统的汽车工业又陷入技术路线转型带来的存亡危机；社会上，极右翼势力已经接近颠覆政治生态的临界点，社会共识进一步碎片化。
随着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及其在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两党合称“联盟党”）在2025年2月提前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胜出，德国终于结束了自2024年12月以来处于看守政府治下的“垃圾时间”。然而，默茨在胜选后的誓言“德国回来了！”究竟是描绘愿景还是陈述事实？本文选择四个在当下德国具有高度争议性和分裂性的核心议题，即极右翼、移民、俄乌和巴以冲突以及中国，分析德国在这些议题上表现出的“暧昧”态度，并尝试在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的框架内寻找结构性的解释。
▍暧昧之一：“防火墙”还能够坚持多久？
观察德国社会和政治近些年的变化，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传统政党和极端政治势力的影响力和支持率正此消彼长，其中属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尤为引人注目。选择党在德国的政党生态中属于后来者，其成立的直接诱因是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失灵，即欧洲从2008年开始陆续爆发的金融、经济、主权债务、欧元等种种制度性危机。德国选择党在2013年成立时，仅仅以经济领域的反欧元、反欧洲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政策等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为诉求。2015年以来，难民危机在德国社会引发了极端对立的情绪，选择党敏感地抓住了时机，在路线和议题上完成了民粹和极右转向。
反移民、排外、民族主义，乃至试图把纳粹历史正常化的极右翼言论，成为选择党的身份标签。2017年，时任党主席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在庆祝成功进入联邦议院时说：“我们将围猎他们，不管是默克尔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我们将夺回我们的国家。”图灵根州党主席霍克（Björn Höcke）同样从不掩饰自己极端排外和历史修正主义的观点。2024年初，调查组织Correctiv揭露了德国选择党及其他极端保守和右翼人士在柏林近郊波茨坦的秘密聚会，他们在席间讨论了百万级的大规模外来移民遣返计划，并将其命名为“回移”（remigration）。2025年5月，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认定该党为“经证实的极端右翼”，已经踩上违宪的红线，选择党则试图通过法律程序推翻这种认定。德国主流政治话语呼唤所谓“防火墙”（brandmauer）意识，即选择党代表了可能威胁民主政体、造成“火灾”的危险势力和意识形态，支持民主政体的政治力量不能与选择党合作，而要将之排除在参与政治决策之外。
2025年1月，这道政治“防火墙”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压力测试”。时为最大反对党的联盟党，为了在联邦议院取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推动《非法移民限制法》草案表决，冒天下之大不韪地争取了选择党的支持。然而，党主席默茨不仅未能说服全体联盟党议员，更因此引发了德国的“政治地震”。[1]选择党将与联盟党的合作，视为政治上的重大突破，而数万德国民众则走上街头，抗议“防火墙”的崩塌，前任总理与前联盟党主席默克尔也罕见地对现任党主席的草率行为提出了批评。根据阿登纳基金会在2025年12月发布的选举动机研究，“基民盟与选择党共同投票的行为”和“防火墙的讨论”让部分原倾向于联盟党的选民在联邦议院选举时转向了社民党或绿党等左翼政党。[2]
默茨无视“防火墙”的行为引发的反弹，充分说明了“预防极右翼”作为德国社会不成文的政治共识的持久影响。德国的政治光谱中从来不缺少极右翼的声音，纳粹统治更是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于对纳粹暴行和自身历史的反思，德国逐渐形成了以“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3]为核心的国家叙事。从这一视角来看，二战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德国整体“精神处于左倾状态”（哈贝马斯语）。[4]这意味着德国战后的国家叙事的基础建立在从思想和行为上与极右翼的纳粹意识形态划清界限之上，也意味着要追求一个在道德意义上纯粹和正义的德国。政治光谱里处于中间的政治力量——中右翼的联盟党与中左翼的社民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执政五次，极右翼势力长期被边缘化，甚至无法突破进入联邦议院必须至少获得百分之五选票的最低门槛。
但德国和欧洲爆发的多重危机加速了选择党的崛起，也让德国战后形成的政治共识面临严肃的挑战。2025年2月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选择党得票率为20.8%，仅次于联盟党。从8月开始，选择党基本领跑民调。展望2026年德国5个联邦州议会选举，主流媒体《时代周报》（网络版）特意制作了一期专家访谈节目，主题为“我们迟早会在某个联邦州迎来一位选择党的州长”。也就是说，更多是思想警惕而非政治工具意义上的“防火墙”，并未有效阻止选择党继续壮大。一旦选择党顺利参政甚至执政，德国应当如何维护战后的制度，以及建立在历史反思之上的国家叙事，才能避免出现“国将不国”的局面，将会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毕竟，极右翼掌权的剧本曾经在1933年成功上演。
▍暧昧之二：德国需不需要难民和移民？
默茨领导的联盟党对待“防火墙”的暧昧态度，起因是非法移民议题。作为目前难民和非法移民前往欧盟的第一目的国，这是当前德国政治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2015年，默克尔面临难民潮时一句举重若轻的“我们能做到”引发了德国社会的“欢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德国也成为众多国际民调中形象最佳的国家。但到了2023年10月，时任总理朔尔茨就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开始大规模遣返无权留在德国的人。”在2025年6月就任后的原则性讲话中，默茨把在国内和欧盟范围内实现“移民转折”作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德国试图反转自己的难民政策，但显然不得不面对极高的政治成本。
表面看来，民意反弹的原因是德国目前达到历史极值的难民，带来了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治安问题和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但如果逻辑如此简单明了，那么德国试图收紧难民政策为什么会引起“政治地震”？这种反常现象需要合理的解释。
所谓接受难民，即“为庇护申请者提供庇护”，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时在宪法《基本法》里的制度性安排。《基本法》开篇第16条事关“庇护权”，其第2项第2句仅有4个词：“Politisch Verfolgte genießen Asylrecht”（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护权）——这是世界各国宪法里罕见、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法律条款，因为这一基本权利并不针对德国人，而是针对德国以外的所有外国人。也就是说，全世界任何人理论上都可以在德国主张德国《基本法》所赋予的庇护权。
庇护条款首先指向的是纳粹时期的负面历史经验，即德国在本国以及所占领的地区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尤其是犹太难民）。因此，在1948年立法时，德国人最终决定纳入慷慨的、不设限的庇护权，甚至超出了国际难民公约的标准。德国知识和社会精英认为，德国在战后围绕《基本法》成功建立了新的爱国主义，即“宪政爱国主义”（亦译为“宪法爱国主义”）。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爱国概念，既诉诸情感层面，如具体的民族历史经验和文化；又指向规范性的价值观层面，即由《基本法》所确认的基于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等价值的制度性安排。[5]动摇庇护权，就是动摇立国思想之本和国家叙事。虽然两德统一后经过1992年修宪，庇护权被附加了限制性条件，但是庇护的原则保持不变。
根据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家施特芬·毛（Steffen Mau）等人的研究，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下能够激发德国社会矛盾的最大问题。[6]这也是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前言部分就重点指出的关切所在：“非法移民问题令我们的社会意见极化。”意见极化的最大政治受益者就是德国选择党，尤其在东部联邦州。然而，这其中的悖论是，按照政治学“议题主导权”[7]或者“政绩宣称”[8]理论，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中，如果A党模仿B党的主张、事实上遵循了B党提出的政治议程，最终得益的并不会是A党，而是受模仿的“原创者”B党。具体到德国，公众已经把排外议题与选择党自我塑造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而联盟党把难民和移民政策作为重点议题，反而强化了选择党的政治议程设置能力。
因此，表面看起来属于难民政策转向的问题，却纵向牵涉动摇德国国家叙事的根基、助长极右翼民粹势力，横向牵涉国家财政安全，间或还掺杂同样具有分裂社会潜质的东德地区转型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与此同时，德国作为老龄化社会，无论是要解决劳动力短缺，还是养老金结构失调问题，通过“持续性、实质性移民”[9]补充适龄人口，都是符合经济理性的手段，但是这种主张目前被社会的反弹情绪所掩盖。
▍暧昧之三：德国究竟如何看待俄乌和巴以冲突？
如果看德国在俄乌冲突中为乌克兰提供的、仅次于美国的援助数额和接收的乌克兰难民人数，以及2022年2月以来德国政府的相关言论，那么德国似乎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如果在更长的时间段内观察德国的相关态度，答案可能会复杂很多。
首先，德国对俄罗斯以及苏联维持了长期的“特殊关系”。出于二战的沉痛记忆，德国在勃兰特政府时期（1969～1974年）主动向东欧国家和苏联展开了以所谓“以接近求改变”为核心的“新东方政策”，开始了与后者的和解进程。在1990年东欧剧变过程中，也是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首肯，两德才最终顺利走向统一。[10]所以，考察德国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忽略其中源自历史的负罪和感谢等情感因素，这区别于所有其他西方和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在德国的政治力量中，社民党继承了勃兰特传统，一向支持与俄罗斯保持对话，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也建立了深厚的私交。
俄罗斯曾经一度认为德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这也与俄罗斯从“历史终结”到21世纪初曾经渴望加入西方秩序的发展思路相吻合。普京总统曾于2001年9月2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以德语发表演说，称“俄罗斯与美国之间是大洋，俄罗斯与德国之间是伟大的历史”，当时德国联邦议员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是德俄关系的转折点。德国一方面认为俄罗斯单方面改变国家边界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另一方面，在2008年4月初北约国家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默克尔总理明确反对美国提出的吸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建议，这也被解读为顾及了俄罗斯的利益关切。
其次，德国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曾经在欧盟和西方国家中独占鳌头。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的2013年，德国在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中占据了30.21%，欧盟对俄罗斯的第二大出口国意大利仅占总额的9.04%，法国占6.46%。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德国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在俄乌冲突升级之前，德国的能源供应严重依赖俄罗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德俄从施罗德时期开始建设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试图经由波罗的海直接联系两国，一度曾引起东欧国家、美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严重不满。
再次，德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自我定位是“文明力量”，[11]坚持以和平和对话手段调解国际争端，维护国际秩序。德国最为自豪的外交成就之一，就是自己虽然既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是拥核国家，却能够在伊朗核争端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从2013年乌克兰政府因为不签署与欧盟的联合协议引发政治危机和国内动荡开始，德国在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俄乌之间展开了多种外交斡旋。直至俄乌冲突的升级，德国从2014年以来围绕乌东问题进行的外交努力才宣告失败。
最后，德国在俄乌冲突升级之后，虽然宣称直面地缘政治现实，推进“时代转折”（Zeitenwende）政策[12]，大幅提升安全防务开支，制定新《兵役法》，却从未对俄乌冲突应该如何解决、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等提出过清晰而且可执行的目标，极有可能沦为美俄直接交易的尴尬旁观者。朔尔茨所谓“俄罗斯不能赢，乌克兰不能输”，以及默茨所谓“我们既不处于战争，也不再处于和平状态”的政治表述，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暧昧。德国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尤其是坦克、巡航导弹等重型攻击性武器——异常犹豫和慎重，还为此设计了异常复杂的“多方连环交换”方式，即德国向拥有苏式坦克的东欧国家提供德国坦克，以交换后者为乌克兰提供苏式坦克。德国认为，进行多方连环交换是因为乌克兰军人更加熟悉苏式装备，而且保证了德国不直接介入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这种复杂的做法和心思引起了时任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利尼克（Andrij Melnyk）的冷嘲热讽。
德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更为暧昧。在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袭击后，德国政府和政界第一时间发表谴责声明，称“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源自拉丁文ratio status）。“国家理性”这个可以上溯至马基雅维利的概念，如今很难从德国法理角度进行清晰界定。2008年3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说道：“在我之前的每届德国政府和每位德国总理都确认德国为以色列的安全承担着特别的历史责任。德国的历史责任是德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于我作为德国总理来说，以色列的安全不容讨论。”此后，“国家理性”成为德国对以政策的标准用语。
德国对以色列的特殊态度与纳粹统治时期的排犹和屠犹历史有关。二战后，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52年9月10日与以色列签订的协议开篇，即承认纳粹时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unspeakable criminal acts），逐渐把自己的政治身份认同建构与“克服过去”的记忆文化话语联系在一起，而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作用。[13]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称，“不包括奥斯维辛的德国认同是不存在的”。德国当代话语甚至把德意志和欧洲文化传统描述为“基督-犹太/犹太-基督文化的德国/欧洲”；任何反犹的言论，既有可能触发《刑法典》中“煽动罪”条款，也是加重量刑的理由。“支持以色列”成为德国不容动摇的政治正确。
然而，德国作为“文明力量”叙事的另一面，还包括维护国际规则、和平和人权等价值观内容。[14]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造成巴勒斯坦平民的大量伤亡，不但让德国在价值观叙事和支持以色列之间陷入难以取舍的尴尬（“尴尬”一语是德国总理默茨在2025年12月访以期间的正式表述），也引发了德国国内中东-阿拉伯裔移民与左翼民众的反以情绪，进而又激化了德国社会的排外情绪。德国政治领导人与以色列有关的语言莫衷一是：前外长贝尔伯克多次批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定居者政策，时任总理朔尔茨却在西方盟国纷纷设限的情况下坚持批准对以出口武器；默茨总理一方面称以色列进攻伊朗是在“为我们所有人干脏活”，另一方面又宣布对以采取武器禁运措施；德国支持两国方案，而这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完全不可接受。
“国家理性”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政策行动，当下的德国在两种关涉道德的宏大叙事中进退两难。2023年10月，联合国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针对巴以问题的决议，谴责针对巴以双方平民的一切暴力行为，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非法拘留”的平民，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地带。由于“没有首先谴责哈马斯”，德国投下弃权票，引起本国舆论强烈反弹，被斥为“无耻”。2024年5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领导人发出逮捕申请。作为国际规则的拥护者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约国，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不得不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德国“会遵守法律法规”、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即便目前尚且只是假设，但“公开逮捕犹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画面，对任何德国政治家，甚至普通德国人而言，都不啻一场噩梦。
▍暧昧之四：中国究竟是伙伴、竞争者，还是制度性对手？
德国的中国观，特别是朔尔茨政府以来的对华政策，可为分析德国的暧昧提供一个教科书式案例。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德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最为务实的双边关系，双方均从中得益良多。从德国的角度看，与中国建交和深度合作完全合乎德国作为“经济力量”的自我定位和叙事。[15]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曾将德国和中国并称为全球化两大赢家；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执政期间，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
然而，美国对中国定位的改变与2020年以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冲击，使中德关系在朔尔茨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时期（2021~2025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联合政府内的新生代绿党政治家代表了从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角度重新定位对华政策的激进派声音。绿党背景的外交部部长贝尔伯克主导制定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称中国是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并强调“近年来对抗与竞争的元素已有所增多”[16]。第一份国别战略文件《中国战略》中，同样突出了对华的三重定位，却同时刻意回避了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两国国民经济脱钩”（de-coupling），强调德国目的仅在于“降低风险”（de-risking，也常译为“去风险”）。[17]当地媒体嘲讽德国政府在涉华问题上频频自相矛盾，戏称其为“两个中国政策”[18]。
这一混乱态度在围绕中国电动车惩罚性关税的表态中可见一斑。
在没有欧洲汽车制造企业出面指控中国电动车进口违规、德国汽车制造企业甚至高调反对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坚持于2023年启动调查程序。实际上，德国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优势，纷纷与中国企业合作进行电动车开发和生产。作为新能源车领域的技术创新者，中国和德国本有成为汽车制造业平等伙伴的可能，但是，德国联邦政府囿于自己对中国的矛盾定位，既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德国汽车制造业第一大市场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德国汽车制造业的兴衰与中国的高度联动关系，反而转述了欧盟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府补贴”的指责。时任经济部部长、绿党人士哈贝克在2024年6月初访问中国时还为欧盟的征税企图辩护，7月，德国在欧盟投票中弃权，直到德国的汽车制造企业纷纷高调反对欧盟方案之后，总理朔尔茨据说动用了总理决定权，德国才在最后一轮投票中表示反对征税，但为时已晚。2024年10月29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征收最多高达45.3%的关税，德国车企在中国生产的德国品牌电动车返销欧洲也因此面临高达30.7%的关税。观察者普遍认为，欧盟针对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措施同时也打击了德国，而德国政府甚至没有努力保护自己的汽车工业。
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半个多世纪之后，德国再度陷入“如何看待中国”“应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的原则性、战略性困境：“西方希望剪断（中国）这头龙的翅膀，以免它变得过于强大。然而，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也不能冒这头龙坠落的风险，因为这将在复杂的贸易关系中使（自己）本已不景气的经济濒临破产。”[19]
▍结语：德国的暧昧会持续多久？
以国家叙事为框架，德国的自我认知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面向和层次。首先，对纳粹暴行的历史反思，构成了德国国家定位的重要一环，是其根本性的底层叙事；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不理解这一点，便很难理解政治庇护、反对排犹、警惕极右翼等政策在德国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其次，德国自视为“文明力量”，也即和平、人权、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等话语体系的维护者。最后是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以接近/贸易求改变”的“经济力量”。
上述的多重面向互相交叠，形成一套自洽的体系，不仅受到国内精英和民众的高度认同，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可视度和接受度。在美国的衬托下，默克尔甚至一度被誉为“西方民主世界的领袖”。
然而，理解德国国家叙事，必须理解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外部条件、动态过程，不能脱离特殊的历史语境，只把注意力集中于抽象的成功。如果把德国国家叙事的成功视为规律性的“常态”（normalcy），那么就会无法解释为何当下的德国在应对本文所讨论的议题时，话语和行动每每语焉不详、游移不定、自相矛盾。美国政治学学者斯蒂文·穆勒尖锐地指出，二战后西德人怀有一种“常态的幻象”，他们“尽管仍未走出战争创伤的阴影，却得以置身于一个堪比顶级疗养胜地的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能够、也的确在一天天重拾生活的向好之感。而且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现状会恒久不变，坚如磐石。”[20]不幸的是，事实却与之正相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与西欧各国共享现状会永久维持的错觉，而且以一种格外强烈的热情加以鼓吹。西德人得以用最小的责任成本，换取了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同时还坐拥空前的经济繁荣。国家统一的目标虽被各方奉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信条而频频提及，但人们对这一目标的投入程度，却与他们所感知到的目标实现的渺茫概率，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穆勒的判断在统一之后同样成立。作为欧盟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欧洲其他国家期待德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与德国的自我认知产生了错位。始于2007年，在2010年全面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相关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当时虽然已经事实上成为欧盟危机应对的领袖，但上自政界下至民众，似乎都没有为领袖的角色做好思想准备，更没有意识到德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得益于欧盟的统一市场，甚至冲击了欧盟其他经济体。[21]在外交政策方面，尤其是军事上，德国“仍然喜欢将其委托给精疲力竭的美国，或者在欧洲内部交由法国和英国处理”，“德国的政治精英，甚至更多是公众，表现得仿佛现在应该消耗无限的和平红利，并尽可能远离这个世界的争端”。[22]
当前德国的暧昧本质，体现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二战后获得国内外普遍认可的国家叙事，脱离了其历史语境，被抽象为一种常态而获得了历史惯性。然而，随着历史变迁、政治环境转换，德国固有的国家叙事陷入了僵局。极右翼的崛起、移民和难民引发的民意反弹、两场国际冲突暴露的尴尬，以及面对中国的战略两难，充分反映出德国既不愿离开旧常态的舒适区，也不知道如何调和既有的国家叙事与变化的历史语境。
另外，国家叙事和历史语境的矛盾，也暴露了德国国家叙事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界限模糊的后果。比如，由历史反思而对以色列做出安全承诺，体现了德国国家叙事的特殊性；但是自我指认为“文明力量”、人权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则又陷入了以指向未来的普遍性诉求代替指向过往的特殊性经验的典型误区。历史上，德国也曾经长期受困于理想和现实叙事之间的矛盾，所谓的“德国问题”[23]，即德国如何实现文化疆域和政治疆域的一致，一度困扰了欧洲和世界达两个世纪之久。
也有研究者认为，德国的暧昧可以部分溯源至客观的制度性因素。无论是联邦制，还是曾经由联盟党、社民党等“全民党”主政的局面日益由碎片化的政党生态和复杂的多党联合执政现实所取代，都不利于德国进行快速决策。但是这种解释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类似的制度性因素并非德国所独有，因而不能作为典型的德国结构性矛盾的托词。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个极端情况：德国的国家叙事和历史语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德国必须重建新的国家叙事，回答“世界将面对一个怎样的德国”的问题。鉴于德国在战后塑造现有的国家叙事而且为国际所接受需要数十年之久，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大胆的判断：世界可能会不得不长时期面对一个暧昧的德国。
编辑|王尧池标题|MSD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dpa,„Merz legt vor,AfD jubelt-was bleibt?“ZDFheute,Februar 1,2025.
[2]Dominik Hirndorf,„Wahlmotive bei der Bundestagswahl 2025,“Konrad-Adenauer-Stiftung,Hrsg.,Monitor Wahl-und Sozialforschung,Dezember 2025.
[3]Torben Fischer und Matthias N.Lorenz,Hrsg.,Lexikon der»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in Deutschland:Debatten-und Diskurs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ach 1945,3.,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5.
[4]Jürgen Habermas,Hrsg.,Stichworte zur„Geistigen Situation der Zeit,“1.Band:Nation und Republik,Suhrkamp Verlag,3.Auflage,1980,S.8.
[5]Volker Kronenberg,„Zwischenbilanz einer deutschen Debatte,die notwendig ist:Leitkultur,Verfassung und Patriotismus–was eint uns?“in Bernhard Vogel,ed.,Was eint uns?Herder Verlag,2008,pp.188~209;Jan Werner-Müller,Verfassungspatriotismus,Suhrkamp Verlag,2010.另参见胡春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欧洲叙述的问题——论德国视野下欧洲的特殊和普遍性危机》，载郑春荣、伍慧萍编：《德国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175页。
[6]Steffen Mau,Thomas Lux und Linus Westheuser,Triggerpunkte.Konsens und Konflikt in der Gegenwartsgesellschaft,Suhrkamp,2023.
[7]Stefaan Walgrave,Jonas Lefevere and Anke Tresch,“The Limits of Issue Ownership Dynamics:The Constraining Effect of Party Preference,”Journal of Elections,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2014,Vol.24,No.1,pp.1~19;Stefaan Walgrave,Anke Tresch and Jonas Lefevere,“The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ssue Ownership,”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5,Vol.38,No.4,pp.778~796.
[8]David Mayhew,Congress:The Electoral Conne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9]Ramona Rischke,„Der Wirtschaftsstandort Deutschland braucht Migrationsnarrative jenseits der Verwertungslogik,“Wirtschaftsdienst,105.Jahrgang,2025,Heft 9,S.638~642,hier S.638.
[10]参见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是其中的第二部分《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波恩共和国”外交政策（1949—1989年）》。
[11]Hans W.Maull,„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in Siegmar Schmidt,Gunther Hellmann und Reinhard Wolf,Hrsg.,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7,S.73-84.
[12]Olaf Scholz,“The Global Zeitenwende.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Foreign Affairs,Vol.102,No.1,2023
[13]参见胡春春：《身份政治视域下的移民、犹太人与东德人》，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
[14]参见德国外交部官网“对外政策和欧洲政策”（Außen-und Europapolitik）部分。
[15]Michael Staack,„Deutschland als Wirtschaftsmacht,“in Siegmar Schmidt,Gunther Hellmann und Reinhard Wolf,Hrsg.,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7,S.85~97.
[16]Auswärtiges Amt,Wehrhaft.Resilient.Nachhaltig.Integrierte Sicherheit für Deutschland.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Juni 2023.
[17]Auswärtiges Amt,China-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Juni 2023.
[18]Marina Kormbaki,Christoph Schult und Gerald Traufetter,„Die Zwei-China-Politik,“Der Spiegel,Nr.26/24.6.2023,S.35.
[19]Stefan Lange,„Im Dilemma:Wie sich die Regierung den Umgang mit China vorstellt,“Dezember 04,2022.
[20]Steven Muller,“Democracy in Germany,”Daedalus,Vol.123,No.1,1994,p.36.
[21]Lord Green of Hurstpierpoint,Hans Kundnani,and Quentin Peel,“Germany and Europe:Uncomfortable Leadership,”Chatham House,Transcript,January 19,2015.
[22]Christoph Schönberger,„Hegemon wider Willen.Zur Stellung Deutschlands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Merkur,2012,Nr.752,S.1-8.
[23]Dirk Verheyen,The German Question.A Cultural,Geopolitical,and Historical Exploration,2nd ed.,Westview Press,1999.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