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徐红霞
猫走进家庭之后，改变的不只是消费结构。它让人类承认，一段关系即使不增加产量、不服从命令，也值得我们分出资源，并承担责任。中世纪的价目表能把咕噜声折算成一头半牛，却不能解释人为什么愿意付出。《喵呜！》写下的那些小小爪印，最终指向同一件事：账本可以记录爱的成本，却不能成为爱的尺度。
猫的账本
——评崔莹《喵呜！：——一部关于猫与人类历史的奇妙物语》
中世纪的爱尔兰据传有过这样一条规矩：一只猫，如果既会发出咕噜声，又会抓老鼠，值三头牛；如果只会咕噜、不抓老鼠，就值一头半。
这张古老的价目表未必能当作精确的物价史，却保存了一种意味深长的估值方式：猫的身价被拆成两半，一半来自捕鼠的产出，另一半来自它趴在人身边时发出的低频振动。早在一千年前，陪伴就不是劳动之外的免费赠品；只会咕噜，也值一头半牛。
一千多年后，这种估值变成了一门大生意。今年初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中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达到3126亿元，其中猫消费1520亿元，增速快于犬。主粮之外，还有体检、诊疗、保险、寄养、智能猫砂盆、摄影和殡葬。许多家庭的预算里，已经有了一份独立的“猫账户”。
崔莹的新书《喵呜！》并不涉及经济史，而是“一封写给所有猫的情书”。全书22章，从古埃及的猫木乃伊、法国的屠猫狂欢，写到歌川国芳笔下的猫、冬宫猫和图书馆猫，配有200多幅插图。猫在神殿、战船、画室、沙龙、广告牌和键盘上留下爪印，也把价格、职业、交易、阶层和消费的痕迹带进了书里。
《喵呜！》
崔莹|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8月
这些材料若换一种次序排列，恰好构成一部宠物经济的前史：猫先是能够减少损失的生产性动物，继而成为现代家庭愿意供养的伙伴，又被品种标准和大众传媒赋予身份溢价与注意力价值。变化最深处，不是与猫相关的商品越来越多，而是人类逐渐承认，猫的陪伴也值得占用家庭的金钱、时间和空间。
会捕鼠的资产
猫最早进入人类账本，靠的不是可爱，而是功用。十世纪的威尔士德赫巴斯王国留下过一份简洁的记账簿：刚出生的小猫值1便士；捕杀第一只老鼠后身价翻倍；能够经常捕鼠，再翻一倍，值4便士。猫的价格不由品相决定，而由已经证明的产出决定。
猫也由此成为一些机构的固定成本。1293年4月，牛津郡库哈姆庄园的账簿记着“一块奶酪，给猫买的”；埃克塞特大教堂十四、十五世纪的账单则列有养猫专款，大约每周1便士，今天仍能在北耳堂看到当年为猫留下的通道。1745年，俄国伊丽莎白女皇又下令从喀山挑选30只“最大、最优秀”的猫送往皇宫，随行要有看护人，还要安排交通、旅费和食物。这几乎是一项手续齐全的政府采购。
用经济学的话说，此时猫的价值来自它避免了多少损失。老鼠吃掉的粮食、咬坏的绳索，以及由此传播的疾病，都是养猫能够降低的成本。猫不必被称为家人，也不必有一个别致的名字；会捕鼠，本身就是绩效。
然而，《喵呜！》开篇不久便写出这种估值的阴影。古埃及出土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具猫木乃伊，人们一度把它们视为爱猫的证据。检测却发现，许多猫死于颈椎脱臼，死亡年龄集中在幼年。作者转述考古学家的推测：节庆期间，朝圣者愿意出资把猫制成木乃伊，以表达对猫神的虔敬，自然死亡的猫不够，供给便用人工方式增加；幼猫既装得进小容器，也便于控制猫群数量。
爱在这里成了需求，猫则成了满足需求的耗材。人类把一种动物抬上神坛，也握住了决定它何时死去的权力。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制造宠物》中所揭示的，正是宠物关系中难以分离的两面：支配与爱慕。古埃及的猫木乃伊把这句话表现得格外冷峻：被珍爱的生命，并不因此免于被控制。
陪伴进入家庭预算
现代宠物经济真正的门槛，并不是第一袋猫粮问世，而是“无用”获得了正当性。《喵呜！》写到，十八世纪以前，欧洲不少人认为饲养宠物浪费资源，因为这些动物既不能食用，也不参加劳动；启蒙运动以后，人们开始追问，只为陪伴而投入资源，究竟有什么不对？猫由此从房屋里的捕鼠者，变成家庭里的成员。
这个变化看似柔软，实际重写了家庭的分配规则。一只猫开始拥有自己的食物、睡觉的位置、就医费用，也占用人的时间和注意力。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甚至收到小册子，被劝说让孩子养宠物，以学习同情、耐心和责任。供养一只“不生产”的动物，从可疑的奢侈变成了有益的家庭实践。
市场很快跟了进来。书中有个极好的细节：当时仆人的工资不包括喂猫，主人远行后，猫可能被赶出门，或吃不到主人留下的食物，寄养于是成为刚需。照护原本藏在家庭内部，不单独计价；一旦家庭成员离家，它就被拆分、外包，成为可以买到的服务。街头猫肉贩、猫寄养所、动物收容所、宠物墓地先后出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斯普拉特公司在伦敦售卖工业猫粮，广告强调新鲜牛肉、健康配方和延长寿命。它不只是换了猫粮的原料，也把“喂饱”重新解释成“负责任的照护”。今天宠物食品所说的“科学喂养”，在那张100多年前的广告里已经有了基本句式。许多消费升级，正是从重新抬高合格照护的标准开始。
借用经济学里“关系性物品”的说法，有些效用不是由一件物品单独提供，而是在持续交往中生成。陪伴正是如此。罐头可以买，关系不能整箱下单；自动喂食器能够按时出粮，却不能替人了解一只猫何时害怕、何时想独处。宠物市场能够出售建立关系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却无法批量生产关系本身。它的扩张，依赖于一种很特别的家庭选择：人们愿意先把猫当作“我们中的一个”，再为这个关系购买外围条件。
品种和身份的溢价
猫一旦进入客厅，也进入了阶层生活。1871年，艺术家哈里森·威尔在伦敦水晶宫组织第一届英国猫展。他制定评比标准，邀请有声望的人担任评委；此后猫俱乐部、品种分类和竞赛制度相继建立。猫的价格不再主要取决于捕鼠能力，而越来越取决于毛色、体态、血统和证书。
标准原本是为了让评判变得清楚，却也擅长制造稀缺。某些身体特征一经认证，品种就像品牌，证书则像一套可以携带和流通的信用。凡勃伦所谓的炫耀性消费，在猫展里获得了一身柔软的皮毛：主人购买的不只是动物，也是在购买审美趣味、闲暇和社交位置的证明。
威尔后来对此颇不安。他发现，有些主人只关心能否得奖，不关心猫的福利；评委还会受猫主人阶层影响，普通人的猫几乎没有获胜机会。猫展本想提高猫的地位，结果也把人的等级投射到了猫身上。这是宠物经济中经久不衰的难题：标准可以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也会鼓励人为制造的差异；当外形和血统获得高溢价，动物的健康与天性反而可能退到后面。
中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古代《相猫经》早已按照毛色、体态给猫分等，明代宫廷还设有“猫儿房”，由专人饲养御猫。可是，零散的品相偏好和宫廷开支没有自然长成可以复制的行业。英国猫展把偏好嵌入俱乐部、注册和竞赛，标准才变成能够跨市场流通的信用。决定溢价的，既是人喜欢什么，也是这种喜欢能否被制度化。
书中更刺眼的一幕发生在十八世纪巴黎。印刷作坊的学徒住在阴冷肮脏的房间，吃的是连猫都不肯碰的烂肉；作坊主却养着许多猫，请人为它们画像，喂它们烤鸡。工人不敢直接反抗雇主，便打死附近的猫，连女主人最爱的“小灰”也没有放过。罗伯特·达恩顿据此说：“主人爱猫，因此印刷工恨猫。”
猫当然不是剥削者，只是阶层怨恨最容易触及的替身。这个残酷故事迫使人看到，宠物之爱也有分配问题：有人可以把剩余的金钱和柔情给猫，有人得到的食物和休息却不如猫。当一种生活方式被视为体面，它的成本由谁承担，它的温情又把谁挡在门外，仍然是经济观察不能略过的问题。
不会抓老鼠的注意力资产
到了大众传媒时代，猫甚至无须提供陪伴，只要被看见就能创造价值。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摄影师哈里·波因特给猫拍照，再加上“新年快乐”之类的祝福语，制成明信片和贺卡。后来，他让猫骑三轮车、滑旱冰、摆弄相机。到1884年，他已经出版200多种猫明信片。今天的猫视频、表情包和宠物博主，商业逻辑并不比这辆三轮车新鲜多少：人的注意力先被可爱截住，商品和广告随后到达。
《喵呜！》呈现的最完整的价值转换，或许是图书馆猫杜威。1988年冬天，美国艾奥瓦州斯宾塞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只快冻僵的小猫。它不会抓老鼠，也没有任何稀有血统，工作只是趴在读者腿边，被抚摸，被讲述。那时斯宾塞正受农场危机冲击，失业和疾病压在小镇居民身上，杜威给孤独的人提供了一种低声的安慰。
这份安慰很快显出可以计量的效果。图书馆访问量几乎翻番，杜威明信片每月带来上百美元收入；杜威去世后，出版社以120万美元买下它的故事版权，相关图书销量超过100万册。若只看账本，杜威是一项出色的注意力资产，为图书馆和小镇带来客流、声誉与版权收益。但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不在于一只猫完成了漂亮的投资回报，而在于收益是关系留下的副产品。人们先在困难时期爱上它，流量才姗姗来迟。
这也解释了今天宠物市场一个常被倒置的因果。市场并没有发明人与猫的感情；它更像一套灵敏的承接装置，把已经进入家庭的照料、焦虑、愧疚与纪念，翻译成食品、医疗、保险和服务。猫消费增长当然与城市居住、家庭规模和生活节奏有关，但更根本的变化，是猫的福利开始进入家庭效用，人们也愿意为一个不会给自己发工资、甚至常常不听话的成员持续支付。
账本以外
《喵呜！》的长处，正在于它没有把这条线讲得过于整齐。22章像22次随猫而行的漫游，作者在博物馆、旧画、报纸和旅行记忆中追踪它们，材料丰盛，图像精美。崔莹会认真讨论古埃及猫木乃伊的死因，也会忽然追问古代皇帝赏赐御猫时有没有猫条、罐头和小鱼干。历史因此没有板起脸来。
书中还有一只拒绝标价的猫。泰国人珍视科拉特猫，却不出售，只把它作为礼物相赠，而且一送便是一对。作者感慨：“是啊，幸福怎么可以买卖？”商品交换讲求等价，礼物却会把赠与者、接受者和往后的情分连在一起。科拉特猫的可贵，正在于它没有被价格从关系中剥离出来。在一部处处藏着价格的猫史中，这个小小的例外提醒我们：宠物经济越发达，越要给不能交易的部分留下位置。
沿这条路走到最后，还得从账本退回来。为猫花更多钱，并不自动等于更爱猫；把猫叫作“毛孩子”，也不意味着人已经放弃支配。繁育、绝育、圈养、训练、展示乃至安乐死，决定权大多仍在人手里。市场越能把照料做得精细，我们越需要追问，消费是在改善动物的生活，还是在安抚主人的自我想象？
崔莹在自序里写她的黑猫“大小姐”Ryska。它有一双绿眼睛，不喜欢被抱、被摸，也讨厌拍照；镜头一对准，它就高傲地扭过头。她的先生常提醒：“你要尊重瑞斯卡，不要做她不喜欢的事。”这是全书最朴素、也最重要的经济伦理。宠物不是装载人类情绪的容器，而是有偏好、有边界、会拒绝的生命。尊重这种拒绝，比买下更多昂贵用品更接近爱。
“大小姐”陪崔莹写完前7章，随后离开了。于是，一本从私人失去出发的书，写成了猫在人类历史中的漫长旅行，也写下人如何反复给猫估价。我们为一只猫付出的食物、医药、时间和哀悼都能在账本上留下数字；但使这些数字成立的东西，恰好不能定价。
猫走进家庭之后，改变的不只是消费结构。它让人类承认，一段关系即使不增加产量、不服从命令，也值得我们分出资源，并承担责任。中世纪的价目表能把咕噜声折算成一头半牛，却不能解释人为什么愿意付出。《喵呜！》写下的那些小小爪印，最终指向同一件事：账本可以记录爱的成本，却不能成为爱的尺度。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