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故事FM ，作者：收集故事的人，原文标题：《万人工厂消失后，他的 200 万张照片成了时代档案｜故事FM》
爱哲按：
2010年的夏天，我正在南方周末北京站实习，编辑部当时讨论的最多的一个选题，就是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事件。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关注和报道这一系列的惨剧，这些报道让人们，包括我自己，第一次了解到制造业工人的处境。
而今天这期节目的讲述者占有兵，当时就在这样一家工厂里工作。
占有兵：当时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流水线通过细分工序，提高制造效率的稳定性，同时也增强了人员的可替代性。换句话说，换谁来都能做，换谁来都做得一样好。虽然当时还没有实现机器自动化，可是人的价值几乎就不太重要了。
你可能不认识占有兵，但你可能看过占有兵拍的照片。打工的人，工厂的车间，密密麻麻的床铺和生活用品，这些照片里的图景，都是占有兵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当时就是这些工人中的一员。
农村退伍义务兵
我是占有兵，1973年1月出生。我的老家在湖北襄樊，现在叫襄阳。
我家是农村的，家里非常穷。每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县城我姑父那里，拿一些《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回来。家里的墙是泥巴墙，过冬的时候，风会从墙缝里往屋里灌。我们就刷一点浆子，把这些报纸、画报一张张贴在墙上，既能挡风，也相当于给墙糊了一层墙纸。
那些图片我会反复看很多遍。墙上的字，尤其是床边那些小小的「豆腐块」，我一年里会反复读很多次。那时候，除了练习册和课本，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书。同学之间流传过一本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家翻来翻去，书都快翻烂了。到了暑假，别人都不看了，终于轮到我，我才有机会把它完整地看一遍。
1992年高中毕业以后，我整个暑假都没什么事情可做，就当了几个月的民兵。到了10月份，开始准备冬季征兵。后来我去了武警四川总队甘孜州支队，驻地就在今天的新都桥，也就是后来很多摄影师熟知的「摄影天堂」。
我们的驻地海拔大概2800米。高原上的天气变化很快，有时候能看到非常明显的「耶稣光」，太阳从云层里照下来，一束一束的，像手电筒一样。这个时候，羊群在山坡上，藏民在中间捡牛粪，远处还能看到贡嘎雪山，山尖上常年不化的积雪。赶上朝霞或者晚霞的时候，有很强的画面感。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拍照，但一个月只有37块钱的津贴，买一卷胶卷差不多就要32块钱，后面还要冲洗，更不用说买照相机了。对我这样的家庭和收入条件来说，根本不敢想。
1995年12月，我从武警四川总队退伍，回到了湖北老家。我属于是农村的义务兵，从哪里来还退回哪里去，回去后也没有工作安排了。
正好有一个战友过生日，我们几个人去参加聚会。大家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最后都觉得，还是去深圳打工。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1995年，我们想走出去，第一件事就是凑路费。我采访过一个湖南的女工，她想出来打工，需要100多块钱路费，只能把家里的粮食卖掉一部分，再去信用社贷款一部分，才凑够这100多块钱。我是退伍之后，有一笔退伍费，大概几百块钱。
那时候有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全国的人都想去广东，自然车票就很难买。那时候是坐绿皮火车，我们刚退伍，就穿着绿色的军装，在人群中间挤到最前面。别人以为我们还是正式的军人，我就和另外一个战友，还有一个战友的老表，用这样的方式买到了三张火车票。
从武昌站始发的时候，车厢基本上就已经满了。继续往湖南岳阳、常德这一带走，火车上就越来越挤。座位上有人，座位下面也有人，行李架上也有人睡，甚至厕所和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到处都是人。
■图/2008年1月1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南下打工的人。占有兵摄
到了郴州站，有些人直接扒火车。一板砖砸过来，车窗玻璃就在你面前碎了。紧接着，就有人被推了上来，就好像扔牲口一样扔上去。那时候出来打工，坐的已经不只是车了，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进了一个土匪窝。
在绿皮火车上，长时间不能坐地，也不能喝水，整个人就是一种虚脱的状态。坐了三四十个小时的火车后，身体浮肿得非常厉害。
等到了广州火车站之后，广场上看到的全是黑压压的人头。那时候广州火车站里面有很多拉客的，有人帮你用小拖车拉行李，也有人问你要坐什么车，帮你找车。
我的战友的老表碰见一个拉客的，那个人说，20多块钱一个人去东莞，坐他的车就可以。于是我们拖着背包，拿着行李，走过一个天桥，又过了一个地道，再穿过一个民房，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了一个院子，里面停着几辆大巴车。
等人坐满以后，车开始出发。没多久就上了高速公路。司机说，上高速公路后，每个人还要另外交10块钱高速公路费。有人就抗议，说我们买车票的时候明明说好了，是包到东莞的。
那时候车里还有几个满脸横肉、肌肉块很发达的人，呼呼地站出来五六个。谁刚才说话的声音最大，上去就是左一耳光、右一耳光，打得啪啪响。其他人自然就被这种气势镇住了，高速公路费，每人10块，所有人都得给。
大巴车开了一段时间，又到了一个收费站。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旁边全是荒地，野茅草长得很深。他们就把车停在那儿，让我们下车。
我们说：「为什么下车？」他们就说：「换车，换车，换后面那个车。」
等我们所有人都下来了，前面的车开走了。后面的车让我们上去，说要买票。我们说：「不是已经买了吗？」他们又说：「你买了？谁给你买的？」
在那个时代，我们有一个词叫「卖猪仔。」
清代中期到末年的时候，广东开平有大量的人去美国加利福尼亚修铁路。当时通过船运，把这些人运到船上，像运猪仔一样贩到美国。这个行为在我们那时就叫「卖猪仔。」
这个词我用了很多年，直到去年，我才真正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1997年，《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广东已有1000多万流动人口和外地农民工，春运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运输压力。大批年轻人从内地南下广东。
初到异乡，人生地不熟，信息也不对称。有人在寻找工作的途中，被司机、中介以各种名目加价、宰客，甚至被骗往陌生的工厂和工地。打工人把这种被欺骗、被宰的经历称作「卖猪仔」。
听到摩托车声就发抖
占有兵的妹妹1993年就来了东莞打工。
接连两次被「卖猪仔」后，占有兵决定先去投奔妹妹。当时没有手机，占有兵只能先坐车到妹妹工厂所在的沙田镇，再四处打听。最后，在一位补鞋老人的引路下，占有兵找到了妹妹所在的JB工艺厂。
他们厂门口也是一片荒地，有两个大大的铁门，铁门旁边又套着一个小门。偶尔有人来问事情，保安就是打开小门，出来跟你对话。我们跟保安搭上话后，发现他还是我们的老乡，就请他帮忙找一下我妹妹。
那时候每个村里面都有治安队，治安员全部骑着摩托车。看到我们这种拎着行李的人，他们可能就会上来盘问，要看我们的暂住证。
可是我们那时候刚到，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找到工作了，哪来的暂住证？我们也不知道暂住证怎么办。但是那时候，治安员只要看到你在外面走动，基本上什么人都会问。抓住之后，就会把你送到治安队。到了那里，就要有人担保，所谓担保，就是要交钱。
我们也交不起钱。那时候，我们在厂门口等，一听到摩托车的声音，浑身就像筛糠一样发抖。
我那个老乡跟我们说：「我也不能让你们进来。台湾老板如果发现我放外人进来，会扣我的工资，甚至把我炒鱿鱼。不过，你们要是听到摩托车响了，我可以把门打开，让你们进去躲一下。等他们走了，你们再出来。等到工厂下班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到了下班的时候，电铃声「滴滴滴滴」一响。
保安把铁门打开，里面一下子涌出黑压压的人头，所有人都从车间里出来。那时候在台资工厂里，工人们都穿着统一的工服。办公室的人可能穿白色的，品检的人可能穿黄色的。一瞬间，穿着一样制服的人群，把我们整个淹没了。
■图/《下班出厂》2014年6月6日，广东省东莞市玩具厂的农民工下班后走出工厂。占有兵摄
我要找我妹妹，可是人太多了，我们根本找不到。那个保安大概知道每个车间会分几批出来，每一批隔几分钟。快到她那一批的时候，他就喊：「哎，你哥哥来了，在那儿找你！」
就这样，我们才在门口见到面。
我妹妹所在的玩具厂，女工大约占八成。她们早上7点半就要进车间干活，晚上下班最早也要10点半，有时候甚至到12点，第二天又继续。一天里几乎没有时间见到太阳。每个人的皮肤，都是那种苍白的白。
在酒店找到第一份保安工作
1995年我出来的时候，找工作是比较难的。我找了两天后，感到特别焦心，我心想，再继续这么找下去，我可能还没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住，身上的钱就先耗完了。
后来我沿着107国道走，国道边上有一个酒店，我看到那里密密麻麻站了很多人，不知道在干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在招工，我也就站到了人群中间。
正常招工，首先是检查证件，然后跟你交谈，再决定录用谁。结果那个保安队长的思路很特别。他说：「我们今天招5个保安，所有应聘保安的，到后面的停车场去。」
到了停车场后，他发了一个口令，让所有人趴下，开始做俯卧撑。他想从这些人里面筛选出体力最好，而且真正有一点擒拿格斗本事的人。
他就故意把口令拖得很长，看看你的持久力如何。
数到10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还正常；数到20的时候，开始有人撑不住了；数到40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个人；数到50多的时候，只剩下我1个人。
他问我：「你还能做多少个？」我说：「可能还能做100个。」他说：「你吹牛，你做吧。」最后我做了102个。
做完起来以后，他又说：「我们找个人跟你对打一下，怎么样？」我说：「可以啊。」旁边有人就说：「哇，这家伙是少林寺的，你要小心哦。」
那个人给我展示了一个直劈腿，一腿踢过来，手直接在脑袋上把脚板扳住，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大一字马一样立起来了。
他亮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的腿了。他一条腿过来，我一侧身，右手把他的腿截住，左手把他的腿拎住，肘顺势就打到他的胸前。他失去重心，差点歪倒在地，知道我也不是个善茬。
这样打完以后，那个保安队长就说：「停。」
■图/1995年，占有兵在深圳打工的工作证
就这样，占有兵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酒店门口做门岗保安，每个月450块钱。
90年代末到千禧年初的珠三角，男性找工作，远不如女性容易。当时的流水线工厂偏爱招收年轻女工。有些工厂的招聘启事上，甚至会直接写明：只招18岁到25岁的女工。
那时候，从家乡来到珠三角的年轻女孩，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打工妹」。1992年，一部以「打工妹」为主人公、取材于她们真实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在央视播出，随后火遍大江南北。「外来妹」、「打工妹」，也从一个普通的称呼，成为了人们对那个年代的时代记忆。
在当时来说，制衣厂、电子厂、玩具厂，都喜欢女工。女工一个是身体的耐性更强一点，另外一个是手关节小一些，做一些精细的活更合适。男人可能情绪很激动一些，人多之后，会喝酒、打架，还有跟女孩子拍拖，因为吃醋而引起争执的情况，也会多一些。
■图/2015年4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玩具厂的注塑工吴宗梅的手。占有兵摄
在我们农业社会，包括更早期的社会里，一直都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可是到了外资企业的时候，男人反而是最不值钱的。所以我那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我怎么不是个女的？」如果是个女的，我可能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好不容易在莲雾酒店找到工作以后，别人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富婆把我包养了，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图/《等待面试》2011年8月2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有员工3万人，生产线上的工人主要招女工，她们在排队等待面试。占有兵摄
在那家酒店站了3个月门岗后，占有兵跳槽到了深圳机场大酒店，工资也涨到了800块。半年后，一次工作失误，占有兵被酒店炒鱿鱼了，只能再次加入求职大军。
虽然一门心思想找份技术活，但苦于没有经验，占有兵只能回到保安的老本行。1997年，占有兵入职了西乡的一家台资玩具厂，因为工作能力突出，2个月后就被老板提拔到了主管岗位，负责行政和人事工作。一年后，因为处理厂里事务，占有兵差点被烂仔（广东话里流氓的意思）打死，就辞职了。
但是，有了之前积累的管理经验，占有兵在找下一份工作时，就有了底气。
临时顶班开始的摄影生涯
2000年元月，我的孩子刚刚出生，刚过完春节，我就离开了老家，又出来打工。2000年3月份的时候，我在东莞一家大型电子厂找到了一份行政主管的工作。
那时候「万人工厂」遍地，我任职的这个大型电子厂，刚进去的时候，就有3000多人。
工厂内部办有一个刊物，叫做《SL通讯》，一个月出一期，大概四开大小的报纸。
有一次，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到我们工厂访问。原本有一个文宣员负责随行拍摄，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个子比我矮一些。他是那个年代很有「艺术家范」的那种人，男人留着一头大长发。结果，尉建行的警卫一看，还以为他是哪里来的小混混，这么一挡，就把他挡到外面去了。
那他就完不成拍摄任务了。这个时候，我被抓去临时顶差。他把相机交到我手里，说：「你不用管别的，只要按下去就行了。」
过了几天，我拍的照片印在刊物上发布了。这一下，极大地刺激了我内心的虚荣心，让我觉得摄影这件事好像也不难。后来，这位同事又不断地请我帮他拍一些照片。
2002年，我觉得自己应该买一台相机了。那时候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就1500块钱左右，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了，老婆还在老家，我也不可能把每个月挣的钱全部花掉。后来我打电话跟我老婆商量，她说：「你喜欢你就买吧。」
我花了1800元买了一部相机。那时候批发胶卷，10个一起买也要18块钱一卷，加上5块钱的冲洗费，20多块钱的扩印费，还有买电池的费用，林林总总加起来，对我们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消耗。
那时候我拍摄的内容，主要是工厂举办的各类活动，比如客人来访、开会、员工拔河比赛。在那个阶段，我下意识的认为，拍照只要解决技术问题，把照片拍清楚就可以了。
直到我看了《中国摄影》杂志，才发现摄影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我记得当时讨论最多的一个议题是，怎样让一张照片具有视觉冲击力。国外摄影会使用开放式构图和超大特写拍摄，拍人的时候，甚至只保留眼睛、嘴巴的一小部分，让画面具有很强的张力。
■图/2019年12月28日，东莞手机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占有兵摄
后来我觉得，如果我要真正看懂照片，必须建立一套稳定的判断标准。不能今天听李老师的说法，明天听王老师的说法，最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判断照片好坏。
那时候我买了纽约摄影学院的教材，开始系统地自学。我记得第一课讲的就是，一张好的照片有三个标准：第一，要有主题；第二，要有主体；第三，画面要能够吸引人。我觉得这三个标准非常实用，就照着这个方法学。
博客时代的正反馈
那时候，摄影正好处在从胶片向数码过渡的阶段。别人已经开始使用大画幅、哈苏这些顶级器材，用非常细腻的胶片和稳定的支架，去云南的哈尼梯田、内蒙古的坝上、新疆、川西。
拍日出、拍日落、拍美女、拍风光，光线、构图、色彩都极其讲究，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别人在这个地方拍出了一张好照片，下次我就去同样的机位再拍摄一张。
这样的环境让我痛苦不堪，因为我既没有钱，器材又是最Low的，我拿着我的D70S数码相机，还有尼康F601，拍出来的照片，在别人看来就是一坨屎。
■图/占有兵在拍摄。曾必君摄
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摄影作品必须层层经过杂志编辑、摄影协会、影展评委的筛选，才能进入公众视野。
互联网普及后，论坛和博客陆续出现，给个人创作者提供了绕开专业评价体系，直接在网络发表作品的机会。
2006年，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就是博客。
我们过去在摄影专业论坛，比如「摄影无忌」、「车友」、「蜂鸟」，大家讨论的内容还是以器材和照片为主，可是到了真正写博客的时代，一切又变了。
从新华社出来的马晓霖，他创办了知识博客「博联社」，邀请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摄影理论家、摄影批评家，还有美术史研究者，在上面发表文章。
中国有一个摄影批评家叫刘树勇，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任悦老师，他们都会写很多博客。他们博客里提到的摄影师，我都会顺着链接点进去看。
那时候，谷歌的搜索引擎还能用，我搜到过大量美联社、法新社拍摄的照片。我还注册了一个雅虎邮箱，有一段时间对《Life》杂志特别感兴趣，找到《Life》杂志曾经刊登过的玛格南摄影师，把他们的作品全部找出来看一遍。
你一直在优质的资源里不断链接，你的品味就不会太差。但如果一会儿给你上一道好菜，一会儿又给你喂猪食，好坏混在一起投喂，你反而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品味。
那个时候占有兵除了给厂报写稿拍照片，偶尔也给上一级的长安集团快讯投稿，而且每张照片还能拿到10块钱的稿费。
后来他一发不可收拾，又给南方都市报投稿，结果南方都市报在2006年直接给占有兵开了个专栏。
■图/南方都市报东莞读本刊登的占有兵的摄影作品
我看到员工上下班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好像还没有人拍过。我就想试一下，我拍了几个工厂门口打卡的场景，密密麻麻的人。我把照片发上去，结果别人很感兴趣：「原来你们工厂这么多人是这样上班、是这样打卡的。」
当摄影不再以影像的画质为唯一标准，而开始关注照片本身表现了什么的时候，反而有更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开始对你拍的这些东西感兴趣。他们会觉得：「这是我们没看过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值得记录的。」
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又是一种正向的反馈和激励。
趁着工厂休息的间隙，占有兵拍下了工人们站在路边吃早餐、下班后走路去食堂、排队在银行自动取款机前取钱的那些瞬间。在博客上，越来越多的人给占有兵留言，鼓励他多拍打工人的生活，越详细越好。
■图/《通道》2011年8月19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的员工通道。占有兵摄
拍下工厂的日常
2004年以后，长三角制造业加速扩张，原本涌向珠三角的劳动力，开始有了新的流向。根据南方都市报的相关报道，东莞2004年的用工缺口就达到了23万人。
面对一年比一年严峻的用工荒，东莞的工厂开始想方设法「留人」，除了除了提高底薪、增加福利，还要通过增设网吧、KTV、模特比赛等文娱活动来吸引工人。
工厂从2007年开始举办模特大赛。工厂里的女工，在工厂内部穿着泳装、晚礼服和自选服装，站上舞台展示自己，还有钢管舞和泳装展示。
2008年那一回，我拍摄时突破了一下常规。原来都是站在观众这一边拍模特，我后来跑到舞台后面的背景板那边，从高处往下拍。前面是模特，远处是黑压压的观众。
■图/《模特比赛》2010年11月7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有员工近2万人，女工模特比赛特别受欢迎。占有兵摄
我把照片拍下来以后，第一时间传上了腾讯。腾讯把它放到了门户网站上，一上午就有几千万的点击。但是，网上的留言又说：「这些是在给老板选小三，给厂长选情人。」它把舆论的导向扭曲了，老板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后来老板就让我把照片删掉。我给腾讯发消息，让删掉照片，腾讯那边回复：「现在只能隐藏。」当时的网站是一种病毒式传播，没法控制别人不转载。
最后，那家工厂让法务给我发了一个通知，我记得上面写的是：「保留对我的追溯的权利。」
借着在工厂工作的便利，占有兵大量拍摄工厂的照片。在他拍下的照片中，最具影响力、传播度最广的一张照片叫做《工间休息》。
这张照片的左右两侧，白色无尘衣整齐排列，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工厂车间。画面最中间的长排座椅上，可以看到一排工人依靠座椅休息的背影。画面中心，一名女工突然抬头看向镜头。
■图/《工间休息》2011年1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占有兵摄
2011年1月5号，当时我是厂里的高级主管，负责全厂的安保工作。那一天，我要进无尘室里面检查消防。平时无尘室是不允许带相机进去的，但借着这次的工作需要，我就大大方方地带着相机进去了。
我们厂里的无尘室，工作两个小时以后，会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从无尘室里面出来后，就是工人们换工衣的地方。我注意到，没人穿的无尘衣，像腊肉一样挂满在衣架上。在那一大排无尘衣前面，坐着两个人，其中就有一个女工，是我的湖北老乡。
我按了一两下快门，她可能听到了声音，就抬起头来看我。她抬头的那个动作，又好像是在极力地想从这个环境里面挣脱出来一样，这个瞬间感染了无数人。
我们那时候学摄影，其实自己还没有建立起对影像的认知。别人告诉我们的经验就是，看镜头的照片都不是好照片，所以这张照片我一直没有怎么用。
有一次，中国人民大学任悦老师组织一个OffPix奖项，我在投稿时用到了这张照片。结果任悦老师竟然把这张照片用作头图，而且反复在用。
后来我认真地看这张照片，发现的确有一种吸引力。也许不同的读者在观看时，都能带入进自己不同的内心感受，所以我觉得，作为摄影师，我们要尽量少去解读照片。
占有兵拍摄的另一张照片《女工郑婷》，也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张照片中，一名染着黄色长发、手上有纹身的女工，坐在车间的缝纫机前，熟练地缝制着一个黑色皮包。但是，她的表情显得非常淡漠，眼神里也失去了光彩。
■图/《女工郑婷》2012年6月18日，手袋厂女工郑婷来自广东省湛江，19岁的她已经做车工3年了。占有兵摄
我每次去手袋厂的车间，她在车间里总是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她染着黄色头发，身上有纹身，还喜欢穿吊带这样比较露的衣服。每次去车间，都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她的工位，然后过去拍几张照片。
拍了几次以后，我就干脆拿着脚架去了。我把脚架全部架好，手里面拿着快门线，然后跟她说：「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不看她，过两下就按一下快门。实际上，那组照片背后拍了几百张，相当于她已经被这个照相机拍「脱敏」了。
因为她们是计件制的，在单位时间内做得越多，一个月拿到的薪水才越多。如果她一直关注着相机，就赚不到那么多钱，所以她只能拼命去做她的活。
照相机虽然一直架在她面前，但她已经没有精力去关注它了。这个时候，我拍到的才是人在那个时间里最本真的状态。
所有新闻摄影的办法，拍摄的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异常。有句话说：「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但是，我反而想拍这个时代的日常。拍摄我们每天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做产品、怎么上班、怎么打卡。
拍这个时代的日常，就必须有足够多的时间待在这个场域里面。你如果不在这个场域里，你来到这里，那你本身就是一种异常。但是，我恰好身在其中。
■图/2012年6月18日，广东省东莞市。打工人在宿舍睡午觉。占有兵摄
■图/2010年5月26日，电子厂女工宿舍的公共电视房。占有兵摄
占有兵镜头下的女工，很少呈现出一种单一的形象。她们是立体、鲜活、真实的人，在流水线之外，有着自己的生活，也为自己积极争取着更好的未来。
在占有兵拍下的一张照片里，几名女工在广场上捧着英语培训教材，嘴巴张成O型，大声朗读英语，远处是正在建设的工地。
■图/《读英语》2011年1月1日，女工们利用业余时间，跟着老师在广场上大声朗读英语，为未来发展做准备。占有兵摄
我们这一代出来打工的人，大部分人只读到了初中或者是高中，极少数人能读到大专和本科。
一些人虽然学历不足，但凭借个人能力获得了工厂老板的信任，被破格提拔到了比较高的岗位。这部分人虽然身处高级文员、文员、经理助理的岗位，但对未来还是有危机感，想要补足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最快的方式就是学英语。外资企业的订单都来自国外客户，如果开口就能和客户直接交流，客户发邮件过来，马上就可以用英语回复，对于升职加薪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那时候学英语的方法，就是李阳这种「疯狂英语」。闭上眼睛、张大嘴巴，使劲的读，还要到广场上，越是人多，越要大声朗读。
有一张照片，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在那张照片里，工人们使用过的社保卡、暂住证铺满了画面。因为在一些城市，人们都需要小心翼翼地保证自己社保连续缴纳，才能换取购房、买车、孩子上学和将来养老的资格，而对于这些工人们，随意丢弃这些，是无奈的选择。
■图/工厂里丢弃的证件。占有兵摄
有一家鞋厂，原来有一位台湾高管，他也喜欢拍照，我们就在摄影协会的活动中认识了。2016年，他所在的工厂全部解散了，我联系他，问他工厂有没有丢弃不用的东西，我想去看看。
我去的时候，办公楼正在收拾。柜子里有几大盒不要的证件，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社保卡，一种是居住证。工厂每个月集中办理一批，有工人们有的来几天、几个月还没来得及领证件，人就走了。工厂人员一直在流动，等到工厂关闭，这些证件也就没有用了。
1995年我们出来找工作，有些工厂不要湖北人，也不要河南人，只要安徽人。那我就借了一个安徽人的身份证。
当时工厂之间的信息相互独立，没有计算机系统联网，社保也没有联网。一套证件就这样被不同的人借用，进过很多工厂。
2000年以后，社保开始联网，身份证号码、姓名、家庭户籍地址都能对应上，企业一查有问题，觉得你不诚信，甚至会把工龄清零。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快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有那么多年的工龄缺失了。
过去我们认为，证件背后代表着一种保障。但是，对于一个只能靠着眼下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很难让他再去考虑20年、50年以后退休的生活。
逝去的万人工厂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珠三角制造业遭受重创。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商之一的合俊集团，坐落于东莞的两家工厂宣布倒闭，6500名员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危机沿着产业链接进一步传导，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关闭。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当年东莞市关闭的企业多达1464家。
2008年以前，我们在工业区看到的还是万人工厂遍地。到了下班时间，大门一敞开，里面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出来。现在，这种场景已经不存在了。
过去一个万人工厂占据一整片厂房，现在里面可能已经有几百个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有的甚至夫妻两个人就是一个企业。原来集中在一个工厂里的生产环节，被分散到不同的协力厂商，通过供应链重新整合起来。
■图/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打工人举办自行车婚礼，节约婚礼花费。占有兵摄
2008年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原来的制衣厂、鞋厂搬走了，一些工友可能买三五台衣车，买几台做模具的机器，开始自己做。
我采访过一个工友叫郭友林，是江西人。16岁的时候进了电镀厂，别人都叫他「小孩子」。他踏实肯干，跟着一位香港师傅，师傅安排什么事情，他都做得有条有理。两三年以后，师傅跳到另外一个工厂做老总，就把他也带了过去，他很自然地被提拔成了主管。
过了几年，他把技术和业务都掌握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就和另外两个人，在一个简易的铁皮房里创业。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化工试剂提供商。
每一个工友在工业区，都在发生各自的蜕变。有的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找不到工作，日子过得很一般。但更多的一批人，是像我们一样来自乡村，虽然对工业一无所知，但抱有一颗学习的心。
通过在工厂里的经历，我们开始学习技术、学习产品运作、学习营销，也开始真正理解一门业务是怎么运转的。
2008年，占有兵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MBA。
在他原定的职业规划里，拿到MBA学位，将有助于他晋升工厂管理层。但后来的发展却偏离了占有兵预设的轨道。在摄影这条路上，占有兵逐渐声名鹊起。
方法是反的
2019年，以《密集的打工生活》为线索，占有兵后来策划了一组照片，获得第三届映·纪实影像奖优秀奖和阿尔帕奖。
在这组照片里，「密集」无处不在。在高处俯拍的工人集会里，人头攒动，几乎没有空隙；挂满衣物的集体宿舍，从远处看密不透风；还有更为细小的日常，像是车间开关、钥匙柜、盛放工人碗筷的储物柜，整齐分割的结构，构成了一种观感上的「密集」。
■图/《运动会集合》2014年12月31日，广东省东莞市纸品厂举办运动会全体员工集合。占有兵摄
■图/《手机柜》2013年9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车间外的手机柜。占有兵摄
最初的拍摄是一种无意识，天天拿着相机，想到什么就拍什么。组织保安训练，拍一张；在马路上看到工友，拍一张；去工友家里，又拍一张。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地拍下来。
像《密集的打工生活》这一组照片，我前前后后差不多拍了20年。原来工厂那么多、那么密集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后来想到了「密集」这个线索，我再回头把过去的照片都找了一遍，发现原来那么多照片都有「密集」的特征。
我们的茶杯柜、水杯柜、产品、储物柜，工业区里的指示牌，还有每天的早操、上下班，到处都是这种密集。甚至工厂里的开关，看上去都那么壮观。
■图/《茶杯柜》电子厂车间外的茶杯柜。2012年5月22日。占有兵摄
大部分摄影师在出发拍摄前，都会提前制定好一份详细的拍摄计划。去什么地点拍摄？拍摄多长时间？哪些画面不能遗漏？但占有兵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太多预设，但他有明确的方向。他把镜头对准工业区，对准工友们，至于镜头会捕捉下什么人？什么故事，他选择随遇而安。
人抱着最急切、最功利的目的出发时，往往会忽略眼前的丰富。
假如你今天抱着一个「观察客体」的意识去观察占有兵，哪怕占有兵带来了5个朋友，在旁边打闹，可能也不会引起你的兴趣，因为你只会观察占有兵这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观看方式。我的方法是反过来的。
过去我拍摄，只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线索。空间上，我想把工厂里的宿舍、饭堂、车间都拍到，工厂里面、工厂外面也都拍到。时间上，我想到的是闲时和忙时，用对比的方式去拍。
工业区早上七八点钟，到处都是人。工人陆陆续续离开宿舍，慢慢地，工厂外面恢复平静，可工厂里面却开始轰鸣起来。我就把相机架在同一个机位，拍一张，再等他们全部进厂以后，再拍一张。
拍完这些对比，我又想，为什么下雨天没拍过？更恶劣的天气是不是也拍一张？后来刮台风时，我就穿着雨衣、打着雨伞，站在水里面拍。
■图/电子厂的打工人中午冒雨上班。2008年6月13日。占有兵摄
我拍下的工业区，是这个时代怎样一天又一天，从我们眼前划过去的日常。等回过头看的时候，电报没有了，写信的方式不用了，自行车不骑了，公交车没有了，长途汽车站也倒闭了。
我拍的这些照片，虽然拍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但到了传播的时候，我反而有很强烈的编辑意识，我会带着我的编辑思路，再回到巨大的数据库里找，与我当下编辑思路最匹配的照片。
在万人工厂的那个时代，今天去也是这样，明天去也是这样，天天去都是这样。可是谁知道，等这个时代过去后，只有极少数人把那个时代记录下来了。
方法随着时代变
虽然占有兵不是科班出身，但多年拍摄积累的大量经验，以及对理论知识的广泛涉猎，反而让他跳脱出了常规的摄影范式，开创了一套独具个人风格的摄影方法论。在他看来，相机只是摄影师看世界的工具，摄影师必须建立起自我，才能拍摄出好的作品。
后来，我给自己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线索：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生命周期为纲，以资本对工业区的影响为主线，形成一个纵横交织的立体记录。
■图/2020年4月17日广东省东莞市打工者上班在深圳，居住在东莞，早上跨过小桥去上班。占有兵摄
这种记录方式，包括声音、图片、视频、文字和实物。所以我对工业区的记录，既来自我在第一现场拍摄的内容，也来自我对实物的收集。
但现在，我已经不再用这种方式了。我开始思考：打工是什么？谁在打工？一个人会打工到什么程度？打工人又是如何在工业区里呈现的？
我从「打工」这个关键词出发，在百度学术里找到10个主要关键词，再到百度搜索与工业区相关的内容，最终锁定了322个关键词。我把这322个关键词放进百度图片里搜索，把搜到的照片一张张截图下来。
当这些网络截下来的照片，与我真实拍摄的照片，放在一个巨大的展场里共同呈现时，就形成了一种对照。表明了我们正在一个虚幻的媒介环境观看时代，而真实的时代反而被忽视了。
所以，我的方法也随着时代在变化。我不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拿着照相机的摄影师，我也可以借助文字、图片和当代艺术，重新与这个时代建立连接。
■图/电子厂的打工人在无尘车间生产硬盘磁头。2009年。占有兵摄
■图/手机配件厂的生产车间。2025年。占有兵摄
2025年，占有兵的摄影作品《流水线上的中国打工人》入围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LOBA）最终名单。这个奖项创办于1980年，长期关注社会纪实与当代摄影。
2012年，东莞长安镇办了一个影像长安杂志，邀请占有兵加入，从那时候起，占有兵就成为了一位全职摄影师。现在，占有兵在长安镇融媒体中心担任摄影记者。他一直没有离开东莞，他的镜头还是在对准「打工人。」
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骑自行车。从家里走路到单位只要5分钟，骑自行车只要2分钟，可我偏偏要骑一个小时，绕着周围转一圈，到处拍一拍，拍完再去上班。下班以后，我还要继续拍。每天都这样。我不怕重复，也不怕累赘，我有一种恒心。
我常说，如果我们用一生去理解一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一定不会太差；但如果只用一天去看一个社会，理解一定是很肤浅的。所以我现在想用一生，把「打工」这件事做成一个人的民族志。
现在学术上有一个词叫「自我民族志」。过去所谓的民族志，更多是研究少数民族，汉族人反而被排除在外。而今天，我研究的是生活在工业区里的三亿人。
过去，一个博士生做两年的田野调查，导师都会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那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可是我在同一个地域，已经生活、观察了40年。
就像爬山一样，给那些出名的登山家背包的人，都是夏尔巴人。我就是那个夏尔巴人。
参考资料：
珠三角苦留外来工南方都市报：
https://news.sina.com.cn/o/2004-08-05/10063301322s.shtml?utm
珠三角「倒闭潮」真相：
https://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08-12/15/content_159201.htm?
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https://finance.sina.cn/sa/2010-05-13/detail-ikftpnny0339167.d.html?v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