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冰川思享号 ，作者：职场黄皮书
新生人口的暴跌，已经传导到小学低年级，但基础教育“内卷化”并未因生源减少有所缓解；师资、经费划拨等方面，仍是大班级思路，“小班壳，大班课”，按人头划拨经费等等问题，亟待解决。
2016年，中国大陆新生儿数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期的最高峰，1883万。此后一路下跌。
2022年跌破1000万以后，再未回升到1000万以上。去年止步于792万，2026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27.5万对，预计未来新生儿数量可能还会持续走低。
与10年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一半以上新生儿数量跌幅，对消费、投资、生产、教育、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养老等等，都是相当负面的经济与社会影响。
单单拿教育一项来说，巨大影响已经显现。
2020年，中国大陆有幼儿园29.17万所，五年后的2024年，减少到25.33万所；小学则从157979所，减少到136332所。
更加具象化的场景如下：今年秋季开学季，广西桂林市灌阳县东流村教学点（东流小学）“一年级仅有一名学生”的视频冲上热搜。空荡荡的教室里，一名6岁男孩独坐听课的画面，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据报道，东流小学有4位全科值守老师。今年秋季开学，一年级新生仅1人，二年级3人，三年级5人，全校合计仅9名学生。
01
幼儿园和小学数量减少，不能仅仅归结为最近几年新生儿数量暴跌。
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启动以来，城市化率从不足20%增长到67%左右，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也带动大量学龄人口进城读书，农村学校迅速萎缩。
据统计，1978年，中国大陆有小学94.93万所，经过40多年不断的撤销、合并，"撤点并校"，到2024年，只剩下13.63万所，其中乡村小学6.5万所。2018年到2023年，城区小学在校生增加了33.5%，乡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31%。
两组数据的背后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村小学已经没有学生，或者如东流小学一样，只有区区几名学生了，学校随时关门歇业；另一方面，原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学龄子女往往进入办学规模庞大，且大班额的学校读书。
算“经济账”，撤并小规模学校相当划算。譬如一个班15个学生，需要一套教育资源配置；扩大一倍到30个学生，也是同一套教育资源；再扩大到50个学生一个班，几乎也是同一套教育资源的配置。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说，不把三个15个学生的班级合并成一个45个学生的班级，简直就是“浪费教育资源”。
面对数亿人口进城，相应学生数量也是翻倍增长的状况，很多城市政府在考虑要不要增加学校数量，要不要控制班级规模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算“经济帐”。
考量的结果就是，小学大办，班级扩容，以此达到控制办学成本的目的，以此“节约国家资源”。
02
如今，城市化步伐放缓，继续搬入城市的农村学龄人口增幅也相应放缓。
这个时候遇到总体出生人口暴跌，如果继续像过去那样算“经济账”，城市政府实际上可以大大节约教育开支，降低办学成本。比如关闭潮已在幼儿园发生，正在小学发生，即将蔓延到初高中和大学。
关一所学校，意味着可以“节省”大笔财政开支。
那么账是不是能够这样算呢？肯定不能。
首先，教育支出在政府的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基本恒定，也是有法律保障的。
中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
其次，在过去的计生宣传中，一个很打动人的说辞是，人口规模降下来之后，每个人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资源，当然包括教育资源。
如今，人口真的降下来了，人们当然有理由要求所承诺的更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
换言之，相对而言，以目前大概每年800万左右新生儿计算，哪怕不用兑现“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的法律规定，他们享有的相对教育资源，也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生儿出生第一波高峰时期1987年约2550万的三倍，新生儿出生第二波高峰时期2016年1883万人的两倍。
那么，当下的教育，是否已经准备好享受2016年时代好上两倍的教育资源呢？
显然没有。
首先是观念上并没有转变过来。
过去很多年里，已经形成大呼隆、大规模办学模式，1978年，小学平均在校生人数为154人，初中为442人；到2000年，小学初中人数分别为264、602人；2020年，小学初中人数分别为679、931人；到2024年，小学初中人数分别为777、1034人。
鉴于农村学校已经大幅减少，因此反衬出城市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单校区规模较大的小学，学生数超过4000人，多校区/集团化小学，学生数超过8000人；中学方面，初高中多校区的，人数破万。
很难想象，这种学校里，校长认识几成一线教师，叫得出名字的有多少，一线教师要见校长有多难。更不用说，校领导能够接触多少学生，能够倾听几成学生的心声。
流水线办学模式，可以大幅度降低办学成本，很适合制造标准化元器件，快速找到标准答案，而短于个性化的舒展与培养。
从最近一二十年单一学校在校生人数的增长势头看，要扭转这种工厂式的流水线办学模式，短期内在观念和行动上还很难。
其次，成倍增长的教育资源要堆叠到新一代学生身上，最可行的办法是小班化教学，以此“扩张”教育成本。
但目前的现状，呈现为两极分化，并不如人意。
一方面，像上文提到的广西东流小学，属于农村的“被动”式小班化教学，多数地区实现了“班额变小”，但真正完成了课堂、课程、评价系统性变革的，属于少数，大量乡村学校存在“形小班、课不变”。
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南京等地，看到了未来“被动”小班化的前景，提前进行了小班化的教学试点，此后，江苏、浙江、黑龙江等省和长沙、泉州等地出台专案，从单纯控制人数，转向编制、经费、课程、评价一体化改革。但整体而言，仍属精品试点，推进动力不足。
新生人口的暴跌，已经传导到小学低年级，但基础教育“内卷化”并未因生源减少有所缓解；师资、经费划拨等方面，仍是大班级思路，“小班壳，大班课”，按人头划拨经费等等问题，亟待解决。
03
上述关于小班化教学的需求和实践，还是一种被动需求，被动实践，被生源减少推着走。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小班化教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需求，应该成为一种主动选择。
最近几年，工业机器人正在快速取代流水线工人/工程师，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初级和中级智能需求的蓝白领工作，而恰恰，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匹配工业化时代流水线工人/工程师和蓝白领的需求的。需求端的萎缩，必然要倒逼教育理念和内容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解决衣食住行的工作，逐渐让渡给人工智能完成；标准化、按部就班的工作会越来越少，大量的工作需要个性化的创新思维，兴趣成为事业成功的关键要素；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终生学习从理念变为现实需求……
大班化的教学，大型化的学校管理，显然更适配工业化时代对标准化、程序化的内在要求，对照人工智能时代的上述工作要求，显得格格不入。
学龄儿童暴降，本来是个糟糕的事情。
但在人工智能时代，遇到这样的坏事，却意外带来实现小班化教学的机遇，如果还执迷于算经济账而不悟，意图借此进一步“撤点并校”，只能是降本而加倍降效。倘如此，那真是不可理喻了。
*题图为东流小学，来源于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