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飞往以色列的FZ1073航班副驾驶持刀袭击机长,客舱机组和旅客合力将其制服,两名轮休飞行员接管飞机紧急备降沙特塔布克,无人死亡。事件表明驾驶舱双人制无法防范近身攻击,国际民航安全程序面临新考验。** **要点** **1. 副驾驶持刀袭击机长,飞机急降并备降沙特** 9月30日,迪拜飞特拉维夫的FZ1073航班应答机先后跳至7700和7500(劫机警报)。飞行数据显示飞机从34000英尺急降至16000英尺左右。最终备降沙特塔布克,两名飞行员受伤,无人员死亡。据报当班机长为阿联酋公民,副驾驶为阿曼人。 **2. 客舱机组和旅客介入控制副驾驶,轮休飞行员安全降落** 袭击发生后,客舱机组打开驾驶舱门,与旅客一同将副驾驶控制住。机上两名正在轮休的飞行员接管操纵,在一架经历剧烈下降、方向舵损伤的飞机上完成着陆,表现值得敬佩。 **3. 防弹门与双人制防线在近身攻击下失效** 9·11后驾驶舱门改为防弹,德国之翼空难后推行“驾驶舱两人制”。但本事件中,副驾驶在狭窄驾驶舱内对机长发起近距离持刀攻击,另一人既要自卫又需维持飞行,双人制无法阻止此类突然袭击,暴露安全程序盲区。 **4. 沙特在敏感外交背景下履行遇险航空器援助义务** 沙特与以色列未建交,但接到非法干扰警报后开放塔布克机场接收备降。《芝加哥公约》规定各国须援助遇险航空器,沙特此举保障了应急响应正常运转,值得肯定。 **5. 事件暴露背景审查局限,行业不能只靠“万幸”** 迪拜航空需调查副驾驶此前是否有异常表现。心理评估和背景调查无法杜绝极端行为,现有程序能否为机组提供更多防护值得反思。此次平安落地有赖多方英勇应对,但民航安全不能依赖偶然幸运。
当副驾驶劫机
2026-10-01 10:50

当副驾驶劫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停机坪 ,作者:停机坪大表哥


9月30日早上,迪拜飞特拉维夫的FZ1073航班,飞行两个多小时后进入约旦空域,应答机先跳到7700,七分钟后又跳成7500。


这些应答机的信号,从国外到国内,都有系统可以监测,无数飞行爱好者跟我一样设置了“应答机7500”后的app推送,所以这事很快便受到了全球各方的关注。


7700相对常见,7500就少见得多。如果把7700理解为“我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那么7500传递的信息就更让人紧张:飞机遭到了非法干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劫机警报。


这里需要说明,非法干扰的范围比劫持航空器更广,显示7500并也不意味着驾驶舱已经被攻占,或者飞行员已经失去飞机控制权。这个代码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传递非法干扰警报,尤其在机组不便通过无线电直接说明情况时,让地面能够获知处境并提供协助。


后面的事,各方已经证实的部分不多,但足够拼出轮廓——飞机没去特拉维夫,拐进沙特,于当地时间9点45分落在西北部的塔布克。


沙特方面确认两名飞行员都受了伤,旅客疏散到航站楼,没有人员死亡。以色列军方一度升空战机待命,总理办公室随后说事态可控。迪拜航空的口径是“航路中遭遇机上安全意外”,正在配合调查。


至于驾驶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是:


副驾驶在飞行中用刀袭击了机长,试图控制飞机,机长带伤抵抗,客舱机组打开舱门冲进去,和旅客一起把副驾驶控制住。同时,飞机上有两名正在轮休的飞行员,操纵飞机落了地。


其中,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班机长为阿联酋公民,副驾驶为阿曼人,并非网传的俄乌搭配。


媒体引述的旅客描述大致对得上——听到尖叫,舱门打开,一名飞行员身上有血,另一名被按住了。飞行数据显示那段时间飞机从三万四千英尺急降到一万六千英尺左右,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度差,用了很短的时间。


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便稍微扩展一下,聊点别的。


2001年9·11事件之后,全球民航业便把驾驶舱门换成防弹的。凯夫拉、装甲板、电控锁,里面的人一扳开关,外面谁也进不来。这道门的逻辑非常清楚——威胁来自客舱,飞行员是要被保护的人。


2015年德国之翼9525航班,副驾驶趁机长上厕所期间把门反锁,操纵飞机撞上了阿尔卑斯山,机上150人全部遇难。事后各国民航局补了一条规则:驾驶舱里任何时候不能只剩一个人,任一飞行员离席,得有一名客舱机组进去坐着,也就是驾驶舱两人制。


但这条规则假设的前提是:当一个人要做坏事。只要驾驶舱里有两个人,一个想干坏事,另一个能拦。


FZ1073里,其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拔了刀。


在狭窄的驾驶舱里,在不到一臂的距离中,面对毫无预兆的近身攻击,另一名飞行员的处境会非常被动。他需要自卫,却不能只顾着搏斗,飞机还在飞,身边就是操纵装置,袭击者甚至不需要先制服他,就可能直接干预飞行。


平时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工作,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人既要维持飞行,又要阻止另一个人破坏飞行,难度可想而知。双人制提供了有人介入的机会,但这个人究竟能争取多少时间,又能否及时获得支援,才是接下来的问题。


那道门最后是怎么开的,目前没有官方说法,但全球的空勤机组都知道,门是可以从外面被打开的,只是这事就不适合对外说了。


只是让上另外两名飞行员的接手显得格外关键,他们面对的是一架刚刚经历剧烈下降、方向舵已经出现损伤的飞机,需要迅速判断飞机的状态和操纵响应,再把它安全带回地面。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着陆,确实值得敬佩。


还有一个我觉得该单独说的细节,是塔布克。


沙特和以色列没有建交。这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载有大批以色列旅客的飞机,发出非法干扰警报后,最终备降沙特塔布克机场。


从警报发出到飞机落地,留给地面组织应急保障的时间并不宽裕,空管需要协调进近和着陆,机场也需要为可能的人员受伤和安保处置做好准备。


我们不知道当时具体怎样调度,但在中东这样敏感的地区,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出劫机警报,请求备降沙特,可想而知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紧张。


《芝加哥公约》对遇险航空器的援助有明确规定,落实到这次事件里,就是协助飞机安全落地,让受伤的人尽快得到救治——无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复杂。


沙特做了一个民航系统应当做的事。在那样敏感的地区,让应急救援照常运转,本身就值得肯定。


飞机落地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迪拜航空的背景调查和人员管理是否存在遗漏,这名副驾驶此前有没有异常表现,都需要查清楚。如果有征兆,为什么没能及时发现和干预;如果没有,面对这样的突然袭击,现有程序还能给其他机组成员提供多少帮助,也值得认真研究。


当然,不能因为一个人做出极端行为,就倒推所有环节一定失职。背景调查查的是既往记录,心理评估也有边界,谁都无法靠一份表格保证一个人今后永远不会出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安全保障才不能止步于入职时审查合格,或者定期检查时签了字。


这次万幸的是,机长受伤后,客舱机组和英勇的旅客们还能阻止副驾驶阴谋得逞,最终让飞机平安落地。


只是平安落地以后,机上旅客和全球媒体可以说一句“万幸”——但我们这个行业不能指望“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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