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防冷涂的蜡&书斋 ，作者：防冷涂的蜡
“不能让人人都成为于东来，但不能让想成为于东来的老板吃亏。”
9月30日晚，于东来宣布，胖东来计划从2027年3月开始实行新的工作制度：员工及管理层每周工作5天、休息2天，每天工作7小时，每周合计35小时。此前胖东来已经长期实行较高工资和较长假期，2026年一季度员工平均工资达到9598元，上半年人员流失率只有0.50%。
围绕胖东来的讨论，很容易落到于东来的个人品质上。愿意把更多经营成果留给员工，当然包含经营者的价值选择。但如果解释停在“老板格局”，35小时工作制就只剩下一个令人羡慕的特殊案例：员工能做的，似乎只是期待自己也遇到一个于东来。企业为什么普遍很难这样做，反而没有得到解释。
胖东来带出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
企业更新设备、优化流程、使用AI，都是为了让同样的事情耗费更少的人和时间。当效率提高以后，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继续拿去扩张，也可以让员工少工作一些。现实中前一种选择远比后一种普遍。同样是效率红利，为什么大多数企业会把它重新变成增长，胖东来却有条件把其中一部分变成员工的时间？
利润也要参加下一轮竞争
假设一家工厂改进了生产流程，同样一批订单，原来需要十个人完成，现在八个人就够了。效率提升了，如果只看工厂内部，有两种安排：维持原来的员工规模，让大家轮流少工作一些；或者保持原有工时，用释放出来的人力接更多订单。
假如同行选择后者，把节省下来的成本用于降价，原有客户就可能转向报价更低的供应商。工厂即使满足于现在的利润，也必须回应新的市场价格。它可以跟着降价，也可以继续购买设备、扩大产量，用更大的规模摊薄固定成本。
每一家企业都只是在做局部合理的决定，结果却是整个行业的价格不断下降、效率标准不断提高，昨天的先进水平很快变成今天的准入门槛。
企业利润也因此带上了两种属性。它既是过去经营的成果，也可以买设备、研发产品、建设渠道，变成明天的生产能力。
马克思讨论资本积累时，描述过这种竞争。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进入扩大再生产，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更大的规模又为采用新技术和降低单位成本提供条件。在这套分析里，资本持续积累并不完全依赖资本所有者永无止境的欲望，竞争本身也会迫使单个资本提高效率，否则已有的市场位置就可能丢掉。
利润一旦进入竞争，就很难再被当作一笔完全自由的钱。今天看起来可以分出去的收益，可能已经对应着明天的设备、渠道和市场投入。对手持续投资时，“我已经赚得够多了”只能是一家企业自己的想法，无法成为全行业共同接受的停止条件。
这种机制也能解释为什么效率越来越高，很多岗位却没有因此变得轻松。一个部门用AI把原来一天的工作压缩到半天，管理者首先看到的往往是剩余半天还能完成什么；等同行也开始使用同样工具，更高的产出会成为新的行业标准。
技术确实省下了时间，但企业竞争不断为这些时间找到新的用途。过去的十小时工作压缩成八小时之后，剩余两小时既可以归还给员工，也可以进入下一轮增长，市场通常会对后者给出更直接的奖励。
所以，35小时工作制的难点并不只是企业有没有足够高的效率。企业还需要拥有一种更稀缺的东西：在同行继续奔跑时，自己有能力少跑半步。
胖东来给自己留下了分配空间
胖东来同样处在零售市场，也要采购商品、支付工资、承担库存和经营风险。它能够把更多资源用于员工，与三个条件有关：消费者为什么选择它，企业如何理解规模，以及最终由谁决定公司应该长到多大。这三个条件都在削弱上一部分提到的增长压力。
先看价格。传统商超销售大量标准化商品，同品牌、同规格的牛奶或日用品很容易直接比较价格。一家超市提高采购和周转效率后，最直接的竞争方式就是促销；同行跟进以后，效率红利更多地流向消费者，企业很难长期保留较厚的利润空间。零售行业持续多年的价格战，基本都沿着这条路径展开。
胖东来长期建立的选品、售后、服务和信任，让顾客的比较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件商品便宜几毛钱，未必足以让消费者换店，因为购买商品还包含筛选成本、品质风险和售后预期。价格依然重要，却不再是唯一尺度。企业能够保留的经营收益因此更稳定，也不需要把每一轮效率改善都迅速变成促销。
第二个条件是规模。连锁零售天然喜欢做大，门店越多，采购量越大，物流、信息系统和总部费用越容易摊薄。今天多开一家店，明天可能换来更强的采购议价权；规模优势又可以继续转化成低价。这也是利润很容易被吸回扩张的原因。
但胖东来最重要的一些能力没有那么容易复制。货架和装修可以快速复制，一批能够处理顾客问题的员工、理解经营方式的管理者，以及消费者长期形成的信任，需要更长时间积累。门店继续增加时，采购端仍可能享受规模经济，组织端却开始承担更大的管理半径。对于依赖服务体验的零售商，扩张过快甚至可能削弱它原来赖以区别于同行的部分。
于东来今年2月明确提出，胖东来“完成已规划样本目标，停止企业发展规模”，此前也多次表达没有规模发展规划；2025年他还曾希望把销售额控制在200亿元以内，理由之一就是销售增长过快会让员工加班、承担更多压力。一旦扩张被设置了边界，利润就少了一个几乎没有上限的资金黑洞。维护现有门店、改善组织状态和员工生活，才有可能成为长期而稳定的资金用途。
第三个条件是治理结构。上市公司赚钱以后，还要回答资本怎样使用：继续投资能否提高回报，现金为什么留在账上，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资本市场并没有简单要求每家公司无限扩张，但它要求管理层不断证明资本仍在得到有效使用。对于一家依靠成长支撑估值的企业，“已经足够大”很难成为一个无需解释的答案。
胖东来选择不上市，于东来今年再次明确“永不上市”，同时表示公司没有规模发展规划。这让控制人的长期目标更容易进入公司制度：企业可以接受较慢增长，也可以把员工的生活状态纳入经营结果，而不必把每一笔资源都翻译成下一阶段资本回报。
把三层放在一起，胖东来的特殊性就比较清楚了。差异化减少了利润被价格战迅速吃掉的压力，限制扩张降低了持续追加资本的需要，控制权又让企业保留了决定增长目标的自主性。这些条件解决的是“能不能选择”，还没有回答“最后为什么选择员工”。
有了选择权之后
一家企业拥有足够利润和经营自主权，并不会自动实行35小时工作制。钱仍然可以进入新业务，可以增加分红，也可以留在公司账上。到了这一步，于东来的个人价值观开始发挥作用。
而且，这种分配发生得比“利润分红”更早。工资本身就是成本，缩短工时还可能涉及增加人员、调整排班和放弃一部分潜在销售。公司在制定人效标准、排班制度和销售目标时，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分配：哪些效率继续属于企业，哪些效率变成员工收入，哪些效率变成员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等到年底利润形成后再决定分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时间尤其特殊。员工拿到更高工资后，可以自行决定如何消费，却很难单独购买一个工作日下午。门店什么时候排班、一个岗位需要工作多久、节省下来的时间能否离开公司，都由组织决定。把效率变成现金，可以通过奖金完成；把效率变成闲暇，需要企业主动修改工作制度。
于东来的价值观体现在这里。他曾把销售增长过快和员工加班、压力增加联系起来，并主动提出控制规模。当员工的工作状态可以成为限制销售增长的理由，企业对“成功”的定义就已经发生变化。多卖100万元当然仍然有价值，但如果这100万元需要持续占用更多员工时间，公司会重新评估它值不值得。
商业回报能解释其中一部分。稳定员工、降低流失、提高服务，都可能反过来增加企业价值。但如果每一项福利都能够确定地带来更高利润，所有理性的企业都会积极采用，高福利也就不会如此稀缺。35小时工作制继续往前走，终究会碰到无法完全用财务回报覆盖的部分：企业明明还可以把员工的时间变成更多销售，却决定把其中一部分留给员工自己。
所以，于东来的“格局”确实重要，只是它位于因果链的最后一环。竞争环境决定企业拥有多大的分配空间，经营者的价值观决定这部分空间最后给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希望中国多一些于东来”听起来正确，却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答案。企业家的价值观无法批量生产，其他行业也没有胖东来相同的竞争条件。一个老板可能真心希望员工过得轻松一些，但如果他的企业正在经历价格战、高负债和融资压力，他能做出的选择远少于于东来。把普遍的劳动状态寄托在少数人的个人品质上，最终只能得到少数例外。
让善意不再成为竞争劣势
假设两家公司卖相似的商品，一家公司在不降薪的情况下把每周40小时降到35小时。短期内，如果原有服务量不能同步减少，它要么增加员工，要么接受更低利润。另一家公司维持40小时，暂时拥有更低的人力成本，两家企业随后还要面对同一批消费者。
先改善待遇的一方可能得到更低流失率和更好的员工状态，这些回报需要时间慢慢形成；新增工资和减少的工时却从第一个月就进入成本。假如消费者并不了解两家企业内部的工作条件，或者知道之后也不愿为此支付明显溢价，善待员工的一方就要单独承担这笔差额。下一轮价格竞争和资本投入到来时，这种差额甚至可能反过来限制它继续改善福利的能力。
消费者投票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一件商品背后有多少加班、多少休息、什么样的保障，普通消费者既缺乏信息，也没有精力持续核实。让消费者主动奖励所有“好企业”，在少数高辨识度品牌上可能有效，很难变成整个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
这也是劳动制度为什么会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它首先解决的并不是谁更有道德，而是不同企业以什么底线参加竞争。工作时间、休息、加班报酬和基础保障形成共同规则后，公司仍然可以比技术、比管理、比商品和服务，只是部分劳动条件不再能被无限压低，用来换取单方面的成本优势。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把劳动称为“虚构的商品”。劳动可以在市场中交易，却和普通货物有一个根本差别：它无法与人的生活分开。企业多占用一小时劳动，同时意味着一个人少了一小时属于自己的生活。后一部分成本不会完整出现在公司的账本里，却真实存在于员工和家庭之中。
共同规则的意义，也不在于把所有公司变成胖东来。35小时完全可以继续是少数企业主动提供的更高标准，不同行业能够承受的工作安排也有差异。制度更基础的任务，是让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来自技术、产品和组织效率，少一些来自把人的时间压到更低标准。
走到这里，胖东来的案例才有了超出“好老板故事”的意义。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经营者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企业家如何使用自己合法获得的利润，也应该保留足够空间。但当有人愿意少拿一些增长，把更多经营成果留给员工时，这种选择不该天然附带一张更昂贵的竞争账单。
不能让人人都成为于东来，但不能让想成为于东来的人吃亏。
时间，也是一种经济产出
工业化早期，效率提升的价值很好理解。同样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粮食、衣服、住房和工业品，单位商品越来越便宜，普通人因此获得过去无法负担的生活。把效率继续变成产量，是物质稀缺时代最重要的进步方式。
今天，人类当然仍然需要增长，很多需求也远没有得到满足。但技术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创造另一种产出：完成同样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一个过去要八小时完成的工作变成六小时，多出来的两个小时可以继续制造商品，也可以回到完成工作的人手里。前者会进入销售额和GDP，后者通常不会出现在企业报表上，却同样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这或许是35小时工作制比“胖东来福利好”更值得留下来的部分。我们已经习惯用更多产品、更低价格和更高收入衡量效率，却很少把一个不用继续工作的下午，当成效率进步的一项正式成果。
未来AI、自动化和管理工具还会继续节省人的时间。到那时，技术能做多少也许不会是最困难的问题。另一个问题会越来越具体：我们省下来的时间，准备继续交给增长，还是有一部分终于可以交还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