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聚焦与余光 ，作者：常云磊
中国科创最容易陷入两种相反的叙述。一种拿投入和产出说话：研发经费增加了，企业成了投入主体，论文、专利、技术合同都在增长，说明创新体系正在加速运转。另一种从企业的难处出发：关键技术仍会受制于人，高校有成果却未必能用，平台很多却不一定解决问题，于是得出“科研和产业还是两张皮”的结论。
两种叙述都抓住了事实的一部分，也都可能遮蔽另一部分。投入在增长，不意味着每个关键问题都被解决；成果没有进入市场，不意味着这项研究没有价值。若连“我们谈的是哪一类创新、希望它完成什么任务”都没有说清，就急着寻找一个总病因，最后很容易把所有矛盾归结为缺钱、缺平台、缺企业家，或者缺一个更能干的技术经理人。我想按另一个顺序研究中国科创：先调查事实，确定讨论对象；再找这一阶段支配全局的矛盾；接着看矛盾的哪一方面正在决定资源流向和结果；最后才谈建议。所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这里不是一段开场白，而是对每一个判断的约束。
一、先把“中国科创”拆开，才谈得上实事求是
中国科创不是一条从论文、专利、融资到上市的流水线。它至少同时运行着三种时间尺度不同、成败标准也不同的活动。
第一种是发现新知识。它要回答此前无人能回答的问题，可能多年看不到明确产品。科学共同体对问题和证据的判断，在这里不可替代。第二种是围绕战略或产业瓶颈组织攻关。目标已经比纯粹探索清楚，但完成目标往往需要理论、材料、设备、工艺、软件、标准和使用场景同时变化。第三种是让新技术进入大范围生产与生活。这时技术要接受成本、可靠性、替代方案、采购和组织变革的检验。企业内部研发贯穿后两种活动，也可能反过来提出新的基础研究问题。
这三种活动相互连接，却不是前一段完成了、后一段就自然开始。基础研究不能被要求每年交出订单；关键技术攻关不能只以论文数量验收；技术已经可用，也不等于企业有动力改造产线或用户愿意承担切换成本。把它们统称“成果转化率低”，等于用一把尺子量三种不同任务。
这也解释了为何研究中国科创，不能只盯高校成果转化。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我国研发经费为3.63万亿元，其中企业投入占77.7%，高校占8.4%。2025年研发经费初步核算约为3.9万亿元，投入强度达到2.80%。中国创新活动的大部分，发生在企业自己的研发、制造与市场体系内。若把所有问题讲成“高校成果怎么卖给企业”，从一开始就看不见创新体系最大的行动者。
但企业出了大部分研发经费，也不能推出企业已经决定了所有重要的科研议题。国务院2025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企业参与或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占比已接近六成；同一份报告仍指出，企业在重大科技项目指南编制和立项评审中的参与度、话语权不足，高校院所部分选题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两项事实放在一起，比单独喊“企业主体地位”更值得思考：企业参与项目的数量，与企业能否把真实问题带进项目的起点，是两回事。
真正的调查，至少要区分四个问题：钱是谁出的，题是谁出的，人和设备由谁组织，结果由谁使用。四个答案若不一致，创新活动依然可能很多，体系效能却无法随投入同步提高。
二、几组大数字，分别说明什么，又不能说明什么
判断主要矛盾之前，需要把中国科创的成绩和不足都摆出来，而且不让一个指标冒充另一个指标。
2025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到7.6万亿元。这说明技术交易与服务活动的规模很大，却不能直接推导出7.6万亿元的新增产业价值。技术合同包含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服务等不同类型；合同金额记录的是交易，不是技术最终进入多少产线、替代了多少旧方案、让企业获得多少可持续利润。把“签了合同”直接写成“形成生产力”，会把过程指标当作结果指标。
专利数据呈现另一种分化。国家知识产权局披露，2025年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54.0%；截至当年底，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10.1%和17.2%。它们说明不同主体的专利运用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却不能简单得出“高校比企业低效五倍”。企业往往围绕现有产品申请专利，高校还承担更早期的知识探索；两者的专利组合、持有目的与时间尺度不同。更重要的是，专利产业化率统计的是专利是否用于生产产品并投放市场，不是企业利润率，也不是整个科研体系的社会回报。
基础研究同样不能在“大国投入很大”的叙述里消失。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初步核算为7.08%；国务院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不足，指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有短板。如果源头知识和关键环节本来不足，再高明的转化服务也变不出不存在的技术。反过来，如果问题出在工程放大、市场采用或组织协同，单纯增加论文和专利又不会自动修复它。
这些数字合起来，不能证明“中国不缺科研，只缺转化”，也不能证明“中国只有源头创新不足”。它们提示的是一个更棘手的结构：总量在上升，创新活动的不同部分仍可能在各自的评价标准下增长；整体所需的能力，却要在它们的接合处才能形成。
实事求是还要求看见差异。同样叫“科创”，有的任务首先缺原创知识，有的缺完整的工程能力，有的有技术但缺愿意采用的企业，有的企业愿意采用却承担不起第一次试错。若调查不进入具体产业链与项目组织过程，所谓“主要矛盾”只能是一句听上去正确的口号。
三、在当前阶段，主要矛盾是什么
《矛盾论》提醒我们，一个复杂过程有多对矛盾，其中总有一对在一定阶段起主要作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可能随着条件变化而转化。把这个方法用于中国科创，先要限定问题：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已有大规模科技投入和产业基础之后，怎样持续形成新的产业能力。若讨论的是某项基础科学能否发现新规律，主要矛盾会是另一回事。
在这个范围内，我的判断是：中国科创的主要矛盾，正在从“创新资源总量不够”，转向“需要体系化创造产业能力的任务，与仍按主体、项目和阶段分割组织创新的方式之间的不适应”。这句话的重点是“体系化”。今天一种有竞争力的新产业能力，常常不只是一项技术指标领先。它需要连续的知识发现、关键部件、工艺、软件、人才、应用场景、标准、资本与市场反馈。如果这些要素各有主管、各有预算、各有绩效、各有风险边界，却没有主体对最后的系统能力负责，局部都可能交出合格答卷，全局却未必形成能打硬仗的能力。
这不是说政府、大学和企业互不往来。恰恰相反，它们已经大量合作。国务院报告列出企业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委托高校院所技术开发等进展，同时把企业主体作用、高质量供给、体制机制、专业服务和科技金融都列为尚待解决的问题。连接增加了，不等于责任已经贯通。签约、联合申报、共建平台，解决的是“能否一起做”；真正难的是“共同做的到底是哪一个问题，失败后怎样改变路线，成功后由谁把它变成持续能力”。
这里有一个比“科研不接地气”更深的组织问题。系统能力具有互补性：一环取得突破，另一环没有跟上，整套方案仍不能被使用。但现有资源和评价往往按机构、学科、项目分别配置，参与者因此有理由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一段，却没有足够权力或激励去补相邻环节。局部理性可以同时成立，整体结果仍然落空。这种情况下，再要求某位科学家“多懂市场”，或要求一位技术经理人“多跑企业”，都不能替代跨组织的任务设计。
另一个难点是，真正重要的产业问题并不总以一份清晰的企业需求清单出现。企业知道现有产品在何处受限，却未必知道哪项基础发现能改变技术路线；科研人员看见新的可能，也未必了解生产体系中真正昂贵的约束。如果只让企业发布当下能够表述的问题，容易得到现有技术的局部改良；如果只让科研机构从已有成果寻找买家，又容易得到无人承担应用成本的技术。问题本身需要共同发现：把用户的痛点、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与新知识可能打开的空间反复对照，再决定值得攻克的是哪一个约束。
第三个难点是收益和风险分布不对称。一次早期试验可能为整条产业链提供知识，直接承担试验成本的却只有一家企业；一套共性标准建成后人人都能使用，任何单一主体都难以独享回报。这样的任务若完全交给单个企业，投入可能低于社会需要；若全部改成行政项目，又容易失去真实使用者的纠错。公共资金应该承担哪些外溢性强、周期长、无法由单个企业回收的探索，企业应该在哪些可形成竞争收益的环节投入，是组织设计必须回答的问题。所谓“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科创中的分界，最终要落在这些具体风险和收益上，而不是停留在身份分工上。
为什么把它判作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而不是资金或专利不足？因为对许多已经拥有科研机构、企业、项目和投资的领域来说，单独增加其中一项投入，往往不能自动改变另外几项的配合方式。资金可能继续沿旧评价分配，平台可能继续服务设立它的单位，人才可能继续按与最终任务无关的指标晋升。若组织方式不变，新增资源会先放大原有体系擅长生产的东西，而不一定补上系统最薄弱的一环。
这个判断也要接受反证。若在某个领域，企业已能定义任务、统筹协作并承担长期投入，却仍因基础原理长期缺失而无法推进，那里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源头科学；若技术与组织能力都具备，但市场准入或国际供应限制决定成败，主要矛盾又会改变。“全局的主要矛盾”是现阶段研究资源配置的假说，不是给每个行业贴同一张诊断书。
四、矛盾的主要方面：今天究竟是谁在支配创新的选择
如果说主要矛盾确定了战场，那么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回答：在这对矛盾内部，究竟哪一方正在决定方向？
我的阶段性判断是：在需要跨主体形成产业系统能力的任务中，分段管理的组织和评价方式，仍是限制效能的主要方面。它的影响往往不表现为谁公开反对合作，而表现为一连串安静的选择：项目指南谁写，预算可否跨机构灵活使用，中试和首次应用由谁出钱，人才晋升看什么，失败由谁解释，采购是否愿为新方案提供进入机会。谁控制这些选择，谁就在实际上规定“什么问题值得做”。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的调研，给出一个可观察的切面：高校主导的平台偏向前端原理验证，企业主导的平台偏向后端中试，两者衔接不紧；部分平台主要服务于设立自己的机构；一些平台担心财政支持项目失败后被追责，倾向承接低风险项目。这只能说明江苏调研发现的问题，不能直接推算全国发生率，但它展示了组织逻辑怎样压过“全链条”口号：平台都存在，前后任务却未必由同一问题牵引，最需要验证的高风险环节反而可能无人愿意碰。
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正在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已占重要比重，更多企业参与重大项目，专利盘点与开放许可等改革推进，高校、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近年上升。这说明新的组织方式有了更多现实基础。但“企业参与更多”尚不能等同于“产业问题已经支配科研选择”；“专利卖得更多”也不能等同于“产业链已经获得系统能力”。要判断主要方面是否真的转化，不能只看主体名单，要看真实决策权有没有移动。
这里尤其需要防止把“产业需求”误解成当年的采购订单。基础研究探索的是尚未被市场清晰表达的问题；国家战略需求也可能指向十年后才会出现的能力。让企业和使用者更多参与关键任务，并不意味着让眼前销量裁判所有科学问题。对于原始探索，研究者应保有充分自主权和长期稳定支持；对于目标明确的系统攻关，最终使用者和产业组织者需要进入问题定义和阶段验收；对于已经可用的技术，市场采用和竞争则要发挥更强的检验作用。主要方面会随着任务阶段移动，不能用一种评价制度统管三种时间尺度。
五、解决办法，要从矛盾本身推出来
如果主要矛盾是体系化任务与分段组织方式的不适应，解法就不能停留在“再建平台、再办对接会、再给补贴”。改革要改变三件事：问题怎样产生，资源怎样围绕问题组织，结果怎样被判断。
对基础研究，先保护能够产生新问题的源头。长期稳定经费、同行评议和对失败的正常容忍，服务的是不确定性很高的知识发现。可以提出战略方向，却不宜把短期转化率当作所有研究的生死线。中国确实需要更多高质量源头供给；把大学一切成果都按当年销售额考核，只会让基础研究提前变成低风险开发。
对关键技术攻关，改变“先有项目、再找需求方配合”的顺序。应当由最终需要这种能力的产业主体或公共任务主体，把性能、成本、可靠性、供应安全和使用条件说清，再联合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工程团队共同拆解问题。相应的资金、设备和试验场景，要与任务同步配置。参与者可以各自负责一段，但需要有人对集成后的系统结果负责。企业也未必天然具备这种能力；若其只关心下一季采购价，同样无法承担长期攻关的组织者角色。
这里的关键制度不是给一家龙头企业更多名义上的头衔，而是明确任务所有者、攻关组织者和独立验证者各自的权力。任务所有者要能调整目标和停止无效路线，攻关组织者要能调动跨单位人才与设备，验证者要敢于指出整套系统尚未达标。三者若完全混成一个主体，容易出现自定题目、自选方案、自行验收；若被切成互不相通的部门，又会回到人人完成局部指标、无人对整体负责。改革的难处，正在于同时保留统筹能力与外部纠错。
对走向应用的技术，政策支持要跨过“已经做出来”的庆功点。首次使用者往往要承担额外试错、适配和责任成本，而收益可能被后来者分享。公共测试条件、首批应用场景、适当的采购和风险分担，可以帮助技术进入真实使用；随后仍要让它接受竞争、可靠性和经济性的检验。资金支持的目标，不是替市场宣布赢家，而是购买本来无人愿意独自购买的验证过程。
对科创服务，技术经理人和平台的任务也应从“促成交易”深入到“组织判断”。他们需要识别一个项目究竟缺原创知识、缺工程补全、缺真实场景，还是缺能承担长期决策的人；再把权属、数据、资金、试验条件和失败责任安排到同一任务里。技术经理人不能替科学家发现原理，也不能替企业承担经营结果，但可以让这些人更早围绕同一个问题工作。
最后要改的是成绩单。研发投入、论文、专利、合同、融资和平台数量都可以统计，却不能互相代替。对基础研究，看长期知识贡献；对任务型攻关，看关键瓶颈是否被系统性解除；对应用扩散，看真实采用、可靠运行、成本改善和持续经营。调查还要把停滞与停止的项目纳入分母，区分尽职试错与失职浪费。否则，所有人都只汇报成功节点，决策者看到的就不是科创体系，而是它的宣传册。
这套方案的关键，不在于让所有创新服从同一个总指挥，而在于让每一种任务找到相称的组织者、时间尺度和评价者。探索未知，要容许暂时没有使用者；攻克系统瓶颈，要有人统筹分散能力；进入市场，要让真实采用来检验价值。三者之间，资金与人才应当能流动，标准却不能互相偷换。
中国科创下一阶段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证明我们已经有很多成果。事实已经说明，投入、人才、企业研发与技术交易都形成了可观规模。更重要的是调查：哪些能力仍然缺在源头，哪些技术卡在系统集成，哪些项目无人承担第一次采用的风险，哪些指标正把资源引向容易完成、却不解决主要问题的地方。
能够不断把这些问题查清、按阶段重新识别主要矛盾，并让资源随着真实问题而不是机构边界移动，中国科创的增长，才可能更稳定地变成产业能力。实事求是，最终不是一句谦虚的话；它要求我们连最熟悉的成绩单，也敢问一句：它到底证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