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期优越感源于“脱亚入欧”思想,自视为西方一员和亚洲守成大国,导致其无法接受中国崛起,在中美博弈中选择制衡而非对冲,这是中日矛盾深层根源。** **要点** **1. 优越感根植于“脱亚入欧”与近代亚洲领先地位** 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后,日本成为亚洲最早西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对欧美崇拜、对亚洲轻蔑的心态延续至今,二战后仍以“西方社会一员”自居,幻想在美国支持下成为亚洲盟主。 **2. 二战反思核心是后悔“站错队”,而非认罪** 日本外交史学家的演讲表明,日本反思重点在于错误地与英美为敌导致战败,战后更坚定以美日同盟为战略根基,对二战期间中美联合作战的表述极为敏感。 **3. 中国崛起使日本态度从同情转为蔑视与敌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转折点,日本此前对中国的发展期待和同情消失,转而集中在钓鱼岛、台海等问题上吹毛求疵,仇华情绪重新燃起。 **4. 日本精英自视为东亚“守成大国”,拒绝战略对冲** 多数亚洲国家在中美间采取对冲策略,但日本精英潜意识中认为自身才是东亚守成大国,不承认中国为崛起大国、美国为守成大国的格局,因而选择制衡而非追随或对冲。
中日矛盾根植于日本的“优越感”
2026-10-05 09:09

中日矛盾根植于日本的“优越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在探究日本的心态时,必须注意到一点:二十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它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时有种强烈的优越感。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启蒙思想家,他早岁游历欧美,受近代科学和西方思想影响很深,回国以后极力介绍西方国家状况,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观点。


恰逢十九世纪后半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脱亚入欧”这一观点迅速被日本统治阶级视为金科玉律,并进一步衍生出“攀附西方列强、欺凌亚洲邻国”“与强者为伍、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


福泽谕吉对日本的影响有多深呢?


2022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是一万日元纸币的封面人物。


因为日本在亚洲最早西化并最早实现工业化,使得它对欧美产生了天然崇拜,对亚洲事物则带有一定的轻蔑,即便七八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施加了不少援助,也更多是出于一种“怜悯”心态。


在他们看来,二战后是日本领导了亚洲的现代化,内心深处充满自豪。


下图为20世纪70年代的东京。


更进一步剖析,日本国内对于二战其实有过深刻“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没有集中在对亚洲邻国犯下的罪行,而在于后悔“站错队”。


2003年4月,日本外交官、外交史学家冈崎久彦在大阪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日本有约四分之三的时间处于跟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盟关系之中,期间赢得了日俄战争、战后经济腾飞等重大成果;另外四分之一的时间与英美为敌,以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而告终。”


1902至1923年间,日本曾与英国签署同盟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英日同盟作为借口向德国宣战,出兵攻打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胶州湾。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俄国革命爆发,两大列强在远东地区对英国的威胁基本消除,反倒是日本迅速坐大,成为英国最大威胁,因此1923年8月英国不再续盟,同盟失效。


失去英国的“指点”后,日本一度陷入战略迷茫,在三四十年代昏招频出,直到珍珠港事件达到战略误判的顶峰。


下图为英日两国友好明信片。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实现经济复苏。


1946至1954年间担任首相的吉田茂提出了“败于战争,胜于外交”的理念,确立“国防交给美军、专注经济发展”的国策。


心态方面,日本仍秉持一百多年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属于西方世界,是“位于东方的西方国家”,并幻想着在美国支持下成为亚洲盟主。


由此不难体会,二战惨败非但没有让日本恨美国,反倒是恨自己曾经反美,更加坚定了以美日同盟为战略根基的想法。


日本对于美国的史观与世界观均极其敏感,近期因特朗普在中美峰会期间提到了二战期间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历史,在高市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反应。


特朗普原话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使两国人民跨越诸多分歧走到了一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我们成为盟国。正如我们的人民为了赢得那场战争而共同努力一样,您和我也将继续合作,为两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事后高市早苗紧急跟特朗普通话约20分钟,强调美日两国“如今是互信度最高的盟友”。


神奈川大学教授松叶明弘对高市内阁外交政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论:


“中日当前的紧张局势有些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甲午战争前夕,不过形势跟当年完全不同,发生了攻防互换。”


“1972年,日中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从80年代开始,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与美国一道为中国提供了经济指导。彼时日本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的同情和发展期盼,人们沉浸在一种显著的优越感之中。”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在21世纪逐渐赶上甚至超越日本,‘仇华’情绪重新燃起。一个重大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以及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


“此后对中国的同情转为蔑视,日本人开始在钓鱼岛、台海以及访日游客等问题上吹毛求疵。”


“即使到今天,日本仍保持着作为‘西方社会一员’的优越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不仅与中国,也与整个亚洲日益孤立。”


“在一个亚洲国家纷纷开始自豪于自身发展成就的时代,‘西化日本’的优越感实际上成了障碍,就像19世纪作为亚洲传统强国的清朝一样。”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中间地带国家如何应对崛起大国是一个经典课题,历史上有颇多案例可循。


一般来说,可供选择的策略无外乎制衡、追随、对冲三种方式:


“制衡”主要是通过对外结盟或对内强军来达到威慑和均势——无论“借助外力”还是“增强自身力量”,都只是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罢了。


“追随”意味着主动向崛起大国靠拢,接受其主导地位和规则体系,借此寻求保护。


“对冲”则是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模糊策略,具有更强的战略弹性,不明确站队。


不难体会,大多数亚洲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了对冲策略,这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做法,那为什么精明的日本不在中美之间做对冲呢?


这里面就牵扯到日本精英的深层次认知,他们不认为中、美、日三者是崛起大国、守成大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在潜意识里,日本觉得自己才是那个东亚地区的“守成大国”。


与之相较,韩国对自身就没有那么高的定位,更容易转向一些。


至于说东南亚国家,他们原本不属于美国霸权体系的一员,所以较早选择了战略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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