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正和岛 ，作者：拐枣
10月7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归属。
获奖者分别是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名誉教授硖合宪三，以及法国原巴黎南大学名誉教授亨利·B·卡根。主要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方面”的发现。
很多人都在问：凭什么是他们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有什么价值？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和发现，正在解开一个百年谜题。
凭什么是他们获得诺贝尔奖？
在这之前，先跟你解释一个词，手性。
人有左手和右手，看起来一样，但不管怎么旋转，都无法完全叠在一起。有些分子也是一样，它们就像是人的左手和右手，也具备这样的特征，它们的能力也有所不同。而化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手性”。
关于手性，还有一个特别痛心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一种叫沙利度胺的镇静药在欧洲卖得很火，孕妇用来止孕吐。
但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有数千名新生儿长出了像海豹鳍一样的四肢。
后来通过研究发现：沙利度胺中的手性分子，一种确实能镇静，但另一种会致畸。更麻烦的是，人体还会把镇静分子转化为致畸分子。
从那以后，全球药监部门立了一条规矩：手性药物必须把两种镜像分别做毒理，或者干脆只做单一构型。
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尽量多制造需要的那一种镜像分子，而不是先得到两种，再费力区分。于是，科学家们就找来了手性催化剂当“帮手”——不仅能促进反应，还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生成更多。
但往往手性催化剂，也存在这个问题，左右混杂。当时化学界有一个默认的常识：催化剂里右手配体占多少，产物里右手就该占多少。75%的右手配体，就该得到75%的右手产物。
但卡根不这么想。1986年，他研究了一类催化剂。每个金属中心会同时抓住两个配体分子。如果体系里混着左手L和右手R，就会冒出三种组合：LL、RR和LR。卡根做出了一个假设：LR这种混搭催化剂活性很差。
他通过实验，将配体按75%R、25%L混在一起，产物里R型居然占到了90%。配体里R比L多出25个百分点，产物里R比L多出40个百分点。催化剂里只多出来25%的优势，产物里却被放大成了40%。这就是诺奖说的“非线性效应”。
卡根打破了一个化学界默认了几十年的假设，证明了催化剂微弱优势能被放大。
而日本科学家硖合宪三研究的成果是：产物分子可以自我复制，进行放大。
1995年，他开始研究，最终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化学反应，后来被称为“硖合反应”。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产物本身可以充当“催化剂”，帮助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产物分子复制出来。核心就是通过右手可以持续地复制右手出来，当右手足够多，左手的比例就微乎其微，甚至基本等于零。
从手性纯度极低的起点出发，通过多轮反应，就能得到纯度极高的单一手性产物。这就是所谓的“不对称自催化”。
他们二人，一个证明了配体比例不等于产物比例，微弱优势会被放大；另外一个则发现手性产物能自我复制，优势可以一轮轮滚大。从理论到方法，两人共同解决了单一手性分子高效制备的核心难题，这正是诺贝尔化学奖认可他们的原因。
对人类意义重大
而他们的研究，对人类的意义也是极为重大的。主要体现在这2个方面。
第一层意义，是成本逻辑的翻转。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委员邹晓冬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药物分子的不同手性形式可能对人体产生不同作用，因此精准制备单一手性分子十分重要，两位获奖者的发现已成为理解和设计不对称合成反应的重要工具，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和药物研发。
过去制药，要么先合成出两种手性混合物、再费力拆分扔掉一半，要么就得用高纯度的昂贵配体去催化。而两位获奖者的发现，让制药工业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精准合成出需要的那一种手性药物。当制药变得便宜，销售端的药品价格也会变低。
而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也让沙利度胺那样的悲剧，从工艺层面就已经被系统性规避了。
此外，他们的研究在香精、香料与农用化学品、部分新材料的生产中，同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所以无论怎么看，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第二层意义，推开了生命起源问题的大门。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海纳·林克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两位获奖者为一个困扰化学界逾百年的谜题提供了解答——“同手性如何能够自发产生”。
要知道，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蛋白质，几乎只由左手氨基酸构成（L型）；DNA和糖，几乎只走右手（D型）。
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困扰着人类，大家都想不明白。尽管现在依旧没有定论，但卡根和硖合宪三至少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在生命起源的化学阶段，微小的随机偏差，不需要外部干预，可以在化学反应中被自己放大，直到形成绝对优势。
所以，手性问题非常根本，且具体，与生命起源深深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二人的发现则像是打开了一扇门，开辟了一个起点，从而帮助更多人对生命的起源进行不断地追问。
那些造福人类的发现
所以，硖合宪三和亨利·B·卡根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就不难理解了。
1895年，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巴黎签下一份遗嘱：把绝大部分遗产设立基金，每年奖励那些“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
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翻开诺奖的名单，就会发现诺贝尔奖所奖励的，大多都是这样一个个的具体的，对人类有益的发现。
比如，青霉素。
弗莱明于1928年发现了它，但真正让它变成药的是弗洛里和钱恩。在青霉素之前，感染和死亡之间几乎画着等号。青霉素把“感染”从一个死刑判决，变成了一个可以治疗的问题。最终，1945年，三个人一起拿到了诺贝尔奖。而青霉素自20世纪40年代大规模应用于临床以来，挽救了数千万至上亿人的生命。
比如，光纤。
在办理宽带上网时，每一个人都知道“光纤入户”。而让光纤通信有机会走进寻常人家的人，正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光纤自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铺设以来，支撑起了全球互联网、跨国通信、高清视频和云计算。
比如，LED。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赤崎勇、天野浩与中村修二，表彰他们发明了高效率的蓝色发光二极管（LED），如今它正藏在千家万户的照明灯里。
再比如，锂离子电池。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约翰·B·古迪纳夫（John B.Goodenough）、M·斯坦利·威廷汉（M.Stanley Whittingham）、吉野彰（Akira Yoshino），以表彰他们对发明锂离子电池做出的贡献。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正应用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包括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这一发现推动了抗疟药物的发展，大幅降低了疟疾死亡率，带来了巨大的公共卫生效益。
……
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很长。X光片、合成氨、胰岛素等等。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完成了一次从“理论可能”到“现实可用”的跨越。
结语
说到底，诺贝尔化学奖这次颁给亨利B·卡根和硖合宪三，不是在奖励某个孤立的发现，而是在奖励他们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门。
这扇门后面，是更便宜的药、更安全的制药工艺，也是关于“生命为什么只选一边”这个百年谜题的一条可能路径。
诺贝尔奖，看似是在为站在人类智慧金字塔尖的科学家们加冕。但真正让它沉甸甸的，从来不是那枚奖章以及丰厚的奖金，而是它发出的终极叩问：对人是否有益，能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