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从正义路到经纬路 ，作者：法律科技人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ICC）实施制裁。国务卿鲁比奥的表态很直白：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其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同日，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迄今已有17名法院官员被列入制裁对象。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对国际刑事法院动手，却是第一次把制裁对象从“个人”升级为“机构本身”。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一个国家，能否凭一纸行政令，瘫痪一个由120多个主权国家共同设立的国际司法机构？法律上，到底站不站得住？
01先看清这次“升级”：从制裁个人，到制裁法院
当地时间10月9日宣布的这轮制裁，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对象。
过去一年多，美国制裁的是人：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时任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成为首个被制裁对象；到2025年底，被列入名单的法院官员增至11人；2026年8月，法院院长赤根智子、高级审判律师阿卜杜拉耶·塞耶也被纳入。
这一次，被制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机构本身。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美方将禁止与法院交易、切断其资源，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财政部同步发布四份一般许可证，为部分相关交易“开闸”，制裁措施将在半年后正式生效。
国际社会的反应几乎是即时的。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院长赤根智子直言，这是“企图妨碍司法公正，阻挠法院履行其设立之初的使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丹麦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承诺团结支持法院，并为今年12月的缔约国大会做准备。
为什么美国如此决绝？时间线很清晰：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加兰特签发逮捕令，指控其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这被华盛顿视为“越界”。此后，美国对法院的态度，从“不承认、不合作”走向“系统性削弱、逐步瓦解”。
02法律上“能不能”：先看制裁对象是谁
要回答“美国能不能制裁国际司法机构”，第一个问题不是“制裁”本身，而是：国际刑事法院在法律体系中，到底是什么？
答案是一个国际法人。《罗马规约》第4条明确规定，法院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享有行使职能、实现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法院与东道国荷兰缔结的总部协定、以及缔约方签署的特权和豁免协定进一步保障：法院馆舍、档案、文件不可侵犯，财产、资金和资产豁免于法律程序。
这与一个“外国”或“敌国实体”有本质区别。美国的对外制裁工具，如《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名单机制，本是为打击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设计的国内法工具；把它用在一个由多国条约设立、设于海牙、依国际法运作的国际司法机构身上，首先就存在法律身份上的错位——用国内法的“锤子”，去敲一个不受其国内法约束的国际法主体。
更关键的是，法院的存在与职权，来自120多个缔约国的共同意志，而非任何单一国家的承认。一国可以不喜欢它、不加入它，但不能单方面“注销”它。
03条约法之维：不加入，不等于有权干预
在国际法上，“条约不为第三国创设义务或权利”是一条基本原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
美国与《罗马规约》的关系正是如此：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上，美国投下反对票；2000年克林顿政府签署规约；2002年布什政府又致函联合国，明确“无意成为缔约国”。此后二十余年，美国始终不是缔约国，规约对美不产生条约义务。
但请注意，“不受条约约束”和“有权干预法院”是两回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逻辑，恰恰是美方长期反对的：根据规约第12条，只要犯罪行为发生在缔约方境内，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而不论行为人国籍。这正是阿富汗情势的由来——阿富汗于2003年批准规约，国际刑事法院据此于2020年批准就阿富汗境内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调查，对象包括美国军事和情报人员。在华盛顿看来，这是“管辖扩张”；在国际法学者看来，这是缔约方合意设立的领土管辖原则，白纸黑字写在规约里。
美国并非没有表达异议的渠道：规约第12条第3款允许非缔约方通过声明接受法院管辖，从而以“参与者”身份主张权利。但美国的做法恰恰相反——跳过法律程序，直接以经济制裁施压。这种“以力废法”的做法，本身就背离了它所指责的“法治”。
04国际法怎么看：制裁不是“反措施”，而是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如果从国际法的规范框架审视，美国的制裁缺乏合法性基础。
其一，反措施的要件不满足。按国家责任法的通行规则，一国只有在对方实施“国际不法行为”时，才能采取相称的反措施，且须先行催告、寻求解决。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起诉是条约授权的司法行为，不是针对美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对司法履职的“报复”，在国际法上没有前提。
其二，它属于国际社会反复谴责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联合国大会近年多项决议（包括2025年6月通过的第79/293号决议）明确：单方面强制性措施违背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宪章》以及指导国家间和平关系的规范与原则。将一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未经安理会授权滥施制裁，正是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所要约束的行为。
其三，它直接冲击司法独立。法官依规约独立履职，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这是国际刑事司法得以成立的前提。以经济封锁“瘫痪法院运作”，本质上是用国家权力干预司法职能——如果每一个大国都可以凭实力制裁自己不喜欢的法院，国际刑事司法的存在基础，就等于被抽掉了。
05现实层面：能造成伤害，但不能“废除”法院
也要承认现实：制裁并非没有杀伤力。美元清算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的合规要求、签证与旅行限制，会真实地传导到法院的预算、人员和合作网络，抬高运作成本，吓阻部分合作者——这正是美方想要的“运作能力陷入瘫痪”。
但更要看清边界。第一，规约是条约，120多个缔约国的合意不能被一国单方面废止；逮捕令是司法文书，不因制裁而失效；缔约方依规约第九编负有与法院合作的法定义务。第二，制裁设置了半年过渡期，并发布一般许可证，说明美方也在控制对国际人道事务等领域的溢出效应。第三，东道国荷兰、欧盟及八国联合声明明确“不认同、不配合”的立场，使制裁的威慑被集体回应稀释。2026年12月的缔约国大会，将是观察这场博弈走向的第一个节点。
说到底，制裁能否“瘫痪”法院，最终不取决于华盛顿的一纸行政令，而取决于120多个缔约国、东道国和国际社会是否愿意守住法治的底线。
06给读者的判断框架
以后再遇到“某国制裁国际司法机构”这类新闻，可以按四个层面快速判断。
一看对象：制裁的是个人、实体，还是国际法人？后者的法律地位不受任何单一国家国内法支配。
二看依据：制裁在条约法和国家责任法上有没有立足点？是针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反措施”，还是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三看工具：制裁靠什么传导——金融、贸易还是旅行限制？效力边界在哪里？
四看回应：缔约方大会、东道国、区域性组织是否集体反对？集体回应决定制裁的实际威慑力。
把这四个层面放到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这件事上，结论是清晰的：法律上无据，道义上失分，实效上有限，但危害真实存在——它把“国际司法独立”推到了必须由国际社会共同守护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