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FutureWise ，作者：achan，原文标题：《在内地被当作落后而替换掉的东西，香港都还在 | 在香港·01》
一.试图寻找一种可能是拮据的却更有呼吸感的生活
我从北京搬到香港生活，已经一个多月了。
二十多年来，我在北京上学、工作、结婚、养娃，一切按部就班，似乎到死也就这样了。但一朝换到一个文化和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城市，我没有经历什么大的情绪波动，就在家居日常的采购和使用里，完成了对香港生活的适应，并且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不得不说，处理家务和养育孩子，居然是适应一个城市最快的方式。因为去哪里花钱、用什么方式花钱，是最先需要攻略的事情。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小红书上做香港生活账号的，很多都是陪读妈妈。
今天老公给我发来一个深圳地址，说以后网购可以寄到深圳，他再带来香港，但我已经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是要在内地电商上买的。而一个月前，一说需要什么东西，我脑子里马上反应的就是京东和淘宝。现在我首先想到的，是香港的门店。按北京的通勤时间来横向比较，它们都离我不远，有的甚至近在咫尺。
我在北京居住在二环，已经是生活非常便利的小区，可跑一趟离家最近的“一公里”超市买菜，一来一回最快也要差不多一小时。现在住在香港的坚尼地城，我一个小时可以跑三家超市，处理家务事的时间变得宽裕很多。我也慢慢找回了在线下门店慢慢选购东西的感觉。
在香港认识一位朋友住在港岛线的鲗鱼涌，她说那一块生活非常便利，她都住出了感情。我说，有没有可能，在香港的居住区域生活都很便捷，而没有谁比谁更便捷。但在北京城区，居住的地方不同，生活体验差异却非常大。只不过大多数人不会搬来搬去，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上学搬家，适应了一个地方就一直待下去了，所以这种差异不容易被察觉。
现在回想在北京的打工生活，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忙碌与疲惫。电商与外卖平台的低价与便捷，使我们腾得出更多时间给通勤和工作，原本用来感受生活的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没有了。
十几年下来，人也麻木于充当工作机器和育儿机器，似乎把工作做好和供孩子顺利长大就已经要拼尽全力了。但，我们的生活本不该如此单一和乏味。
来香港之前有朋友感慨说你们中年还能挪个窝很有勇气，我心想这哪里是靠勇气在挪窝，分明是逃离和回归，试图寻找一种可能会变得拮据却更有呼吸感的生活。
二.还有很多没有被所谓的“先进”改造的地方
初来香港，这里的人力费用很高，电商和外卖都有运费门槛，我们基本不网购。但满大街的商铺也提供了如电商一样的便捷。我发现，零售业发达的香港，很适合我们80后带着某种旧时代的烙印来感受它。大概是香港的下一代明星也接不上，连街头的广告，也还是由当年我们追的港星来代言。
和90后、00后不同，我们虽然也被互联网彻底冲刷，但保留的旧时代记忆是最长的。那里有移动互联网全面改造生活之前的景象：城市里的商业按区域被拆开，买衣服有买衣服的地方，买电子产品有电子产品的地方，买家具有家具集中的地方。出门购物是生活的必修课，而不是选做题。
香港的很多店铺，依然保持着90年代集贸市场的模样。去深水埗的电子产品一条街、玩具一条街，或者穿过庙街，都能看到记忆中的市集。最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商家把在我印象中应该放在柜台里的相机挂在排档口卖，满满地挂了一墙。
听说深水埗这些排档，每年交给政府的牌照费只有几千港币，牌照还可以由父亲传给儿子。它们不必和街边的铺面去争同一份租金，也就这样一年年开了下来。当它们成了深水埗地铁一出来就能看到的景观，倒也成了香港吸引客流的一部分。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们又有了留下来的理由。
而我们现在在内地，再提到“市集”这个词，多半指的是只持续一周左右的临时摊位，没有口碑，没有积淀，要靠线上营销在开市前吆喝。这仍然是互联网销售的一种延伸。
在香港的街头，还常能看到一些店铺，里面挂满各种看起来不贵的小商品，连门口的空间都被利用到了极致。而它们的隔壁，却可能有一间窗明几净、装修精致的品牌店。很难想象这样两家店能在一条街上做邻居，但这在香港很常见。
当我带着我的记忆，用一种习惯性的“先进与落后”的眼光去看，很容易把一条普通的街看成两个时代的并存。而按照这套眼光，两个时代又是没法并存的：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来了，过去的东西就该消失。至少在内地是这样的，过去的建筑、过去的记忆都迅速消失不见了。
我想，香港那些过于陈旧的店铺和生意也会逐渐退场，比如我在深水埗看到的卖布一条街，就已不复昔日的繁荣。只是这个退去的过程很慢，慢到成了一段还可以经常去探访的历史。
三.多元支付与同电商一样快速运转的零售
这样的“慢替换”也体现在支付方式上。和内地的快捷支付相比，香港还在大量使用现金，不少店铺甚至只收现金，很多饭馆也还不能扫码点单。但香港的支付方式却种类繁多：现金之外，还有八达通、苹果支付、支付宝香港、刷卡等等。
我以前对日常花销不怎么算账，因为花来花去就是那一种支付方式。现在我把车费、下馆子的钱、去生活超市的消费分给不同的支付方式，居然自动实现了记账。八达通我也有两张，一张电子的，一张实体的。
过去这些年，电商异化了我们对生活的感知，改变了我们的消费方式，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英文原版出版于1998年，二十多年后却在中文世界成了畅销书，大概也和这个有点关系。
电商摧毁了包括书店、咖啡店在内的很多线下生意，到现在，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逐渐适应了线上的营销方式。我自己是做书店零售的，我想，这也是很多有能力投资书店的公司经营不好书店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电商营销模式的刺激下，大家已经忘记了零售应该怎么做。很多书店从线上看文化感十足，线下一逛乏善可陈。这似乎也让我们养成了一种怀疑一切、不信任这个世界的习惯，旅行和探店，都变成了试错成本很高的事。
香港的零售一点也不比电商慢，到处都有由一家家线下商铺构成的繁荣街景，昂贵的租金催生了很多商业玩法。
以我住的坚尼地城附近的超市为例。这些超市的商品价格变动很快，同一种商品经常可以早上一个价，晚上又是一个价，门店会大量使用电子价签。
每个超市都不大，但遍布的网点很多。有不少超市有自己的独家进货渠道，独家商品会标注，就是你想买的这个东西只能在这家店买到，哪怕是连锁的惠康，不同的店也有不同的商品。如果买的家居用品比较多，很可能一家店里买不全，要多跑几家店。
这些超市还有一个特点是垂直化做得很好，就是一家店不大，但主打的商品是某一个类别。吃饭的小店、卖数码产品等的店也有类似特点。比如一家很小的生活超市，卖的商品主要是进口肉类。那如果要买这类肉，我就会直接去这家店。这和内地一些综合大型超市汇集了高中低价位的所有商品很不一样。
香港街边商铺似乎并不怎么追求装修上的奢华，哪怕卖的是很贵的商品，门面也平平无奇。我猜是因为这里做的多是街坊生意，客人大多不是直接从手机上来找某家店，门面不用拍出来好看，也不需要跟人比拼硬装。
在内地的商铺，通常外面的装修风格就已经向顾客暗示了里面的商品是在什么价位。基本上一家店想要有持续而稳定的客流，就必须把新媒体宣传放在首位，吸引远方的人来光顾，因为门口路过的人不够多。而香港的街道人流密，每家小店都沾得到光。
四.行销与行骗
因为商铺小而多，香港零售系统的会员制也非常普遍，yuu、MoneyBack这样的跨品牌积分系统会把不同的零售品牌连在一起，会员折扣、积分、现金券、联名活动非常密集。
因为要攒yuu和MoneyBack的积分，我就会留意哪些店用yuu积分，哪些店要用MoneyBack积分，哪些是这家店有自己的积分系统。但如果没有这个积分系统，我可能就随机逛随机买，买完也就忘了。
香港用这些积分系统把零散的店铺串联到了一起。并且作用范围也不限于超市，还可以与信用卡、其他品牌的餐饮、航空里数等打通。
这与在北京的物美、京客隆消费积分很不一样，在物美的会员或积分只能在这一个品牌里用，不可能在盒马、果蔬好使用。再加上北京的面积实在太大，步行范围内也很难有两家连锁的大型超市，所以为了攒积分只在一家店消费，久而久之逛超市就变得很乏味。
内地商超的会员制很多也会与线上销售挂钩。以盒马为例，一年的会员费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快递到家免运费。但这需要我提前想好，后面是不是真的会经常在盒马上网购。这种会员政策旨在圈定消费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要牺牲自己采购方式的多元性（其实间接地迎合和培养了人的一种惰性，一如电商对我们的改造）。而成为物美超市的会员有什么福利，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物美是极力推广它的APP，鼓励注册会员后线上下单。
还有很多商家五花八门的会员，会在办理会员时承诺很多福利。这些福利似乎不取决于你后来真的会做什么，只取决于你办理会员那一瞬间脑中的想象，即你是不是一下子占到了很多便宜。
比如有些书店会宣传，升级为某档会员，以后就能优先报名某些大咖作者的活动。但这个会员政策在推出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好具体的大咖邀请计划。
还有一种会员是办理储值卡，比如理发店办了卡成了会员，折扣可以低至五折。还有的是把你拉入会员群，圈在所谓的私域里进行重点营销。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办会员是一件需要保持警惕的事。
起初真好城（以前叫日本城，今年被改了名）的店员建议我办会员的时候，我还挺警惕，后来发现会员确实会根据我的消费金额返现、送优惠券。有意思的是，这位店员是来香港工作的广东人，此后我在别的地方买东西，再没遇到过一个店员建议我办会员。
真好城的返现，买多返多，可能会比会员的统一折扣价更有吸引力。
总的来看，我在香港日常碰到的会员制，多是先买后返，积分是消费之后才返还的，入会不要钱，或者只要消费满一定金额，不用预存，哪天不想用了就不用，最坏的结果是积分作废。它当然也不是为了帮我省钱，它要的是我把钱都花在同一个集团下的不同品牌的门店里。
而我在内地碰到的很多是先付后兑：储值卡、付费成为会员就送很多福利、拉进会员群等，都是让顾客先交出钱、承诺或联系方式，回报在以后，能不能兑现要看商家。最坏的结果是钱拿不回来，或者一直被打扰，这也是我们总觉得自己被割韭菜的原因。
我也查了一下，先买后返也不是香港独有的。内地的超市原来也是这样做的，家乐福、大润发的积分卡就是。只是在这些年激烈的竞争和对消费的刺激下，光靠积分已经没法吸引消费者经常光顾这家店了。
先买后返的好处，取决于我实际买了什么，对买的东西是否满意，所以商家要把工夫下在商品和促销策略上。先付后兑的好处，取决于我办卡那一刻以为自己未来会消费什么，所以营销人员的现场游说很重要。这似乎也助长了一种普遍的风气，即把忽悠的本事当作一种工作能力。有意思的是，我在香港目前的消费中，没有一位店员劝我办会员，唯一建议我的那一位，来自内地。他当时把他的会员卡展示给我看说，你看我真的拿到很多返现。这在以前，我大概率会认为他是骗子。
当然，如果商家后来真的把承诺给会员的东西做好了，先付后兑也能换来极好的口碑。但很多时候商家是做不到的，因为长远经营本来就很难，而顾客办卡的那一刻，商家要的收益已经到手，目的已经达成。当初的承诺很容易沦为虚假营销。
我想行销和行骗之间的边界很微妙，而且很可能是动态变化的。身在其中，你很难说清楚，你遇到的是商家的行销还是行骗。
五.网站、电邮和座机，依然是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
在香港，人工智能会更好用。因为在这里，网站仍然承担着传递信息的作用，人工智能可以直接抓取网站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内地的很多信息被封闭在一个个APP里，彼此隔绝，人工智能无法调取。在香港打座机是会有人接听的，正经事情都用电邮通知，座机和电邮承担着官方沟通的作用。
今年7月，我给孩子找香港可以插班的中学，按照我们现在的搜索习惯，大都会先去小红书、公众号或抖音上搜。但社交媒体最大的问题是，碎片化的信息太多，每个人的转述都有差异，对重要事情的轻重表达也各不相同。接收这些二手信息后，我们又会带着自己潜意识里的某种认知去理解，得到的可能是进一步被扭曲的信息。信息失真，必然带来判断失误的风险。
其实在香港找插班的学校，去教育局的官网查信息并不难。每所学校也都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课程、收生要求、联系方式和学校特色。政府部门的信息同样大量留在官方网站上。这里说的“公开”，并不只是挂一份公文，而是很多实际办事需要的信息，都可以顺着网页一层层找下去。
我用ChatGPT和Claude，花了一周时间，根据孩子的成绩、选科、语言等情况，把香港400多所中学筛了一遍。然后照着筛出来的名单一个个打电话问是否有空的名额，最后确定了40几所，再一家家去送简历，收到面试通知后一所所去考试，最后拿到几个offer，从中选了一所来读。
回头看，这件事一个人做得下来，是因为学校的信息都公开放在网站上，换作锁在公众号和小程序里的信息，搜索引擎和AI也不好使。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同样在给孩子跑插班的家长。有人找中介，有人找跑腿，让别人代为去学校送材料，跑一趟400块。
找中介没有什么问题。但让我琢磨的是，这件事到底有多少是必须依靠中介的，又有多少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一手信息在哪里，在最基础的信息层面就掉进了黑箱里。
网站有点像一个持续存在的公共档案柜。学校的信息如此，很多政府和公共服务的信息也是如此。香港的社交媒体同样发达，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别人对一件事的主观看法和经验，但总还可以回到网站上去比较、核实。有了这个档案柜，一个陌生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不靠人情关系也能把事办成。
我想香港肯定也有不那么公开的门，但就我走的中学插班这一条路，信息都摆在明面上。而且在六七所学校的笔试和面试中，没有人脉的我们，只用孩子的成绩（并不是非常好的成绩）和业余兴趣，叩门并不算难。
在内地，Web1.0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办事被做进了一个个App和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几步就能办完，这一点比香港方便得多。但信息也跟着搬了进去，App彼此之间并不相通，很多信息还转移到了公众号和各种社交平台里。这些信息是流动的：公众号文章刷过去就过去了，小红书上的经验帖可能半年后就已失效，一条信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现在是不是还有效，并不容易判断。要找一条信息的出处，已经是大海捞针。
但更严重的是，这样的互联网环境让道听途说成了常态，大家都不怎么在意一个政策的原始出处，一个观点的表达前提。即使有网站的存在，也很少有人会去第一时间查证。这一点可能在社交媒体普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去年香港有四万多宗诈骗案，占全部罪案近一半，刚来的内地人是常见的受害者。骗子经常冒充内地的警察或官员打来电话，他们利用的就是我们遇事不查官方信息的习惯，再加上我们尤其害怕被政府部门找上，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照做，而不是去官方渠道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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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第一个月的初体验，很多只是看到了现象，还没有来得及探究背后的原因。但回头数一数，这一个月里让我觉得舒服的东西都是在内地被当作落后换掉的。
别人看到我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去了一个语言都不太通并且号称是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地方，但我的感受却是终于可以暂时歇口气，来看看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