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
入行3个月，卢木妍已经是上海一家线上教培机构的小班主讲。每班30多个孩子，都管她叫「小熊老师」。
她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海报。淡黄色底的背景上，她穿着剪裁利落的西装，妆容精致，旁边另有一张她戴着拳击手套的照片。高考670分、数学单科143分，被加红、加粗，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教学风格写着「亲和力强、逻辑严谨、传授高分秘籍」。跆拳道黑带、泰拳、半马完赛也列进了特长栏。最底下还写着「拥有两三年家教经验」——即使，她从未做过家教。但带教老师告诉她：「没关系，家长不会去深究。」
「荒谬」，这是卢木妍对教培行业的第一印象。
2025年，卢木妍从一所985大学建筑系毕业，考研失利，又撞上建筑业下行，同届同学里转行、考公、待业的占了一多半。她的简历投出去，大多没有回音。只有教培机构的HR接得最热情。准确地说，是接「985高校毕业生」「高考670分、数学143分」的学历和分数。双选会上，好几家分校的校长围着她，开出的30万至40万的年薪比设计院高出一截。
她后来才知道，这个行业的收入差异极大。线下主讲月薪普遍在一到两万，运营岗位也差不多；但线上主讲，尤其是被当作「明星主讲」培养的应届生，年薪轻松超过40万。2020年疫情暴发后，在线教育将教室搬进了直播间，也把老师从讲台推到了镜头前。根据《2025年度中国数字教育市场数据报告》，2025年数字教育市场规模为5190亿元，用户规模为3.27亿人，线上教育的行业规模快速扩张。为争夺生源，教培机构开始批量制造「明星讲师」。做得好的明星讲师，年薪百万并不罕见。
抱着过渡一下的心态，卢木妍选了一家头部线上教育公司，同年4月动身去西安参加岗前集训。
培训第一天，负责人站在台前开门见山：「在这里，每天都会有人被淘汰。」卢木妍以为接下来是笔试、评分、一轮轮打分排名。但很快她发现，真正的淘汰往往不是被筛除，而是很多人无法接受这里的生存模式，主动离开。
3天培训被塞得很满。上午磨逐字稿，下午抠表情和语气，晚上赛课。第一天单人依次试讲，第二天就变成双人同台、同题竞技，再由台下的同事们打分和排名。
晚上9点多，3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二三十个应届生挤在6列座位里。讲台上两个人并排站着，面对同一道小学数学题，同时开始讲解。
起初，两股声音还能听清。但很快，声浪交织，嗡嗡地填满整个房间。其中一个男生明显讲不过旁边的同事，气势被越压越弱。他忽然停了口，把讲台边的凳子拖到身旁，踩上去，攥起拳头，一拳又一拳，捶打自己的胸口，发出大猩猩似的低吼。
台下哄堂大笑。他捶得更用力，叫得更响。
这个场景令卢木妍感到荒谬不已。然而，轮到她自己时，荒谬感一下子变成了理解。旁边老师的声音一起来，她的声音就被「撞」了回来，不自觉地，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语速越来越快，却越讲越无力。她学过建筑声学，知道当两股声音同时响起时，频率低的那一股会盖过频率高的那股声音。情急之下，她盯住台下一个人，突然大喊：「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这道题的思路！」
既然已经上了舞台，就必须继续演下去。
后来她回忆道：「你越爱表现、越『不要脸』、越像个小丑，越能获得赞美。」她想到《华尔街之狼》里的电销办公室，一个没有隔断的巨大空间里，几十上百个经纪人挤在一起。开市铃一响，人们同时抓起电话，对着黑色话筒疯狂叫嚷，一只手在空中比画，一个经纪人会对着电话大喊「买！买！买！」，旁边的人也在吼叫。
卢木妍意识到，做教培老师其实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推销的不是股票，而是自己。
赛课之外，还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练习。比如每天早晨的「开口训练」。所有老师在写字楼前的广场上，扎着马步喊绕口令：「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也有人模仿《甄嬛传》的台词。上班的人陆续经过，有人放慢脚步看，有人目不斜视。
带队老师要求大家旁若无人地练。有一次他们被物业投诉了，带队老师反而很高兴——这说明大家放得开。
培训第三天，人已经走了一大半。第一天的见面会，人多得连座位都不够；到了第三天，同一间会议室里，椅子一张张空了出来。
卢木妍渐渐看清了这场游戏的玩法。教培是一个成熟的工业，老师和产品一样可以被批量生产。它筛选的从来不是「最会教书的人」，而是能放下尊严、能被记住的人。
不止一位从业者说，「NPD」是如今明星老师常见的特质。这里的「NPD」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临床诊断，而是指这类老师通常非常相信自己，擅长表达，也擅长把自己推到人群中央。张颜颜2020年入行教培行业，曾在两家头部在线教育机构做学科运营。她观察到，如今机构物色「明星主讲」的方式，越来越像在选一个爱豆。除了高学历（她刚入行时，985和211还只是加分项，没过两年清北就成了标配，普通海外院校也不再具备吸引力），机构更看重的是「高颜值」「高能量」。在线直播的镜头会把人的表现力削掉一层，一堂平稳扎实的课，传到对面很容易变成「无聊」。毕竟，坐在屏幕对面的人，随时可能退出界面，要让他们坐住，讲的人需要比真实课堂里更夸张、更饱满、更有穿透力。面对尚未确定的事情，也能够用足够笃定的语气说出来。
这种感受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也贯穿始终。不少普通老师在聊到自己时，自我修正、怀疑并不少见，而明星老师谈到带过的学生、拿过的成绩时却非常确定，很少使用「可能」「大概」这类词汇。
至于高颜值，也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好看。一位教研老师告诉我，「当明星老师，需要一种形象气质——上镜感、亲和力，让人愿意盯着屏幕看。讲课能力正常及以上就可以。」课讲得扎实但气质内敛的老师，很难成为「明星老师」。
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英语学科最容易出明星老师。「英语老师普遍都很自信，上课不像是上课，更像是演讲或者宣讲。」此外，语文、数学等主科也更容易出明星老师，作为主课，家长的付费意愿最强、学科焦虑感最重，机构也更愿意投入资源去捧。
卢木妍的主讲科目是小学数学——那次临场爆发之后，卢木妍一边觉得荒谬，一边又在其中获得了兴奋感。她告诉自己，既然只是来找工作，那就不妨把这场培训当成一场游戏，反正这里鼓励的正是这种爱「冒泡」的表现欲，那就尽情演一次。培训结束后，上海总部的领导看完她的试讲视频，非常满意：「状态非常好，像一个教培老师。」
那个捶打胸口的「大猩猩男孩」，第二天就消失了。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而她通过了筛选，留了下来，并且逐渐适应了这里。
入职后，卢木妍的第一堂课来得比想象中快。7月入职，8月就有老师离职，她被临时推上去，接了3个小学奥数暑期班。每天3节课，每节两小时，课间只有半小时空隙。课后还要批改作业、对接家长。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是常态。
机构给每个老师都起了花名，课堂上，老师们被要求不能笼统地自称「老师」或「我」，而要说「XX老师今天怎么样」「XX老师班的学生都听懂了吗」，把花名反复嵌入课程，让学生产生依恋。卢木妍的工作日总是从同一句话开始的——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熊老师。」
屏幕亮起来，左上角出现一张脸。猫耳朵特效固定在发顶，她的声音轻快。提前15分钟她已经坐到工位前，调好美颜，检查课件。直播间里陆续涌入学生。8点整，她关闭评论区，声音抬高两度：「好啦，我们准备上课啦。」她的视线锁定摄像头正上方的一个小点——看着这个位置，屏幕那头的人才会觉得你在看他/她。
一节课两小时，真正讲题的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剩下的被切分成动画、游戏、互动和休息。一段卡通动画弹出，鸡兔同笼被包装成趣味故事。动画结束后，她点选一个学生头像邀请上麦。「非常好！」学生回答完，她点一下按钮，金币到账。金币数量和出勤学生的人数挂钩，答得快、举手勤的孩子拿得多。这些金币可以兑换电子宠物的皮肤，也可以换成实物奖品。
这不是即兴发挥。在设计课件时，机构的专职教研（也就是负责课程设计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卢木妍写好了每一处停顿：什么时候放动画、什么时候互动、什么时候休息。分寸被反复测算过，不能太多以至于完全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也不能太少让人觉得无聊。教研会和主讲老师在一次次磨课中反复确认节奏。对屏幕那头的孩子来说，这是一场被游戏和金币包裹的沉浸式课堂。而对屏幕这头的老师而言，这是一套被精确排布过的程序，一次排练多遍的表演。
秦晴在教培机构做了多年教研，她的感受是，「这已经不单纯是课程设计，更像是写舞台剧脚本。」磨课时，所有人都会反复强调一个词：「爽感」。
所谓的爽感有一套通用的戏路：先抛出一道看起来无从下手的难题，制造「你不行」的焦虑；然后亮出一套「三步解题大招」，快速得出答案。学生在几秒钟内从「我不会」切换到「我会了」，这种落差会带来通关般的快感。
不过，这些「大招」究竟能不能真正帮学生把分数提上去，老师们其实说不清楚。也有人觉得，这更像一种「奇技淫巧」。
张颜颜曾做过高中英语课的大班主讲，几个月后便离开了。原因很直接：她教的这些「大招」，自己都不信。
她举例说，她在课堂上经常讲的一个「大招」叫「跳过虽然看但是」，这是高中英语阅读的解题套路，指看到「虽然」就可以划掉前半句，只看「但是」后面的内容，答案一定在那里。但在真实考场上，出题人早就看穿了这套路。他们会在「虽然」之前放一个真正的考点，或者在「但是」后面再绕一层。学生按「大招」去答，反而更容易错。不过，为了让学生继续相信这个「大招」，教研会去找更多「刚好适配」的题目，避开那些会让「大招」失效的题目。
「那些题是筛选过的，只是为了证明这个招数有效。」张颜颜说，「你就为了圆一个谎，再撒更多的谎。」
一个只在北大参加过短期培训的老师，海报上敢写「北大深造」；一个只带过几十个学生的讲师，宣传页上敢印「累计帮助万名学子」。在4家教培机构工作过的王斐见过太多这样的包装，在这个行业，它有个更隐晦的说法，叫「擦边」：学生数量是胡诌的，50个写成300个，带过1届写成带过3届，再随手加一些名人合照、几个「剑桥面试官」「某竞赛出题人」的头衔，「很多过往经历可以伪装」。
光有履历还不够。一个合格的老师，还必须具备鲜明的「人设」。新主讲来到教培机构，名字、标签、PPT的视觉风格甚至口头禅，都要全部重新设计。人设一旦确立，就要在每一节课里反复强化。老师有自己的图腾，有学生之间流通的称呼，也有一套只有她能使用的语言。有人走精英路线，开口就是「清北毕业、高考状元」。有人走亲民路线，跟学生聊同一款游戏，说同样的网络梗。有人自称「差生救星」，课上念打油诗、讲段子。女主讲则常走精致路线，不让学生叫老师，而是说「我是你的姐姐」，管学生叫宝贝、宝宝。
连怎么介绍自己，也是设计过的。讲出自己的名校经历时，不能像念简历一样平铺直叙，而是要无意间插入故事——聊到某个知识点时，顺带说一句「当年我在北大校园里的时候……」话音未落，PPT顺势切到校徽页。
秦晴告诉我，这些包装得以奏效的原因之一，是一个大班主讲手上常握着上千名学生，基数足够大，总有几个孩子成绩出现提升。「这些案例会被无限放大，当成老师的教学成果。至于提分到底有多少是老师的功劳，那就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了。」
「你卖给学生的，本质上不是知识和提分的方法，而是他学到了东西的幻觉。」秦晴说。
卢木妍偶尔也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产生不信任感。但她没有时间细想。
新老师的成长路径是一场层层递进的试炼，先上几十人的「小公开课」练手，数据过关后进入「大公开课」卖课，再之后是0元引流营、低价课，最后才是正价班。整个夏季班，卢木妍都坐同一个工位，哪怕嗓音沙哑、情绪低落，镜头前不能有分毫松懈。
一两百平方米的工区被切割成几十个格子，每个格子三四平方米，刚好能容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人。她的面前是两台显示器、一个键盘、一本教材，一抬眼就能看见前面同事的后脑勺。有人凑近屏幕比画，有人在摄像头下方贴了一张便笺，写着「保持微笑」。
日复一日的压力下，她越来越知道什么时候该提高音量，什么时候该停顿，什么时候一句玩笑可以把气氛重新点燃。领导说过，下班时间不看消息是「大问题」，她自己把工作提醒全部打开，消息一来就回。
不过，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完播率、互动率、转化率，哪一项不达标，新老师就只能停在原地，或者被淘汰。要通关这场试炼成为明星讲师，除了讲课，还必须演好剧本的后半段——销售转化。
对课时，运营会跟老师精确到「第几分钟开始销讲」。体验课进入出「大招」的关键阶段时，销讲就开始了。
第3节课，第30分钟，课件翻到了最后一页，老师讲完最后一道压轴题，学生们还没从「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兴奋里回过神。每到此时，倒计时就会突然在屏幕上弹出。
「同学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现在，我们开一个家长会。」
名义上是家长会，实际上是在推销正价课。以卢木妍的小学奥数班为例，她需要先从最能让家长焦虑的地方讲起：「三年级是关键分水岭，奥数跟不上，后面只会越来越吃力。」
当评论区开始刷「怎么报名」，老师就要开始不断提醒了：「恭喜抢到名额」「还剩最后10个」「只剩5个了，抓紧」。
在销讲环节，机构内部流传着一套十二字箴言：「你有病，我有药，我的药很高调。」每节体验课都贯穿这个逻辑：先让家长意识到孩子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多严重，不解决会怎样；然后告诉他，我有办法；最后证明办法有效。在学生最有「学到了东西」的感觉时，用倒计时和名额限制制造紧迫感，完成转化，这套流程被内部称作「劫杀」。它和课堂里穿插的红包、积分、闯关游戏一样，都是精心设计好的环节。
最初做销讲的时候，卢木妍很不习惯。她自己并没有学过奥数，却得去说服家长：「现在小孩都在学这个，你不学，以后跟不上。」为了让话术听起来自然一点，她和几个同事一起讨论，怎么把焦虑说得不那么生硬，怎么让它「自然融入」。
她们决定先从关心入手。每到续报期，卢木妍就先在家长群里发一些题型资料，过几天再打电话。电话那头接起来，她先问：「群里的题小朋友做了吗？」家长说还没做，她就接一句「可以慢慢做一下」，再顺势问起秋季课程的安排。
后来，为了增强说服力，卢木妍编了一套更适合自己的话术：「我小时候没学奥数，后来上高中明显感觉数学吃力。」虽然事实是，她小时候没学奥数，高考数学照样考了140多分。她说得越来越顺，几次之后，她发现自己已经可以面不改色地讲出来。
自教培行业诞生起，续报率就是机构衡量每一位老师最重要的标尺。一学期结束后，有多少学生愿意继续交钱报下一期，直接决定了一个老师的评级、排课、课时费涨幅，甚至能不能继续站在讲台上。
线上教培，把这套竞争变得更加隐蔽，也更加残酷。
朱一在福建做了近10年教培，曾从一线老师做到校长。她观察到最直接的变化：「以前靠线下广告牌、门面露出、亲友推荐，获客成本低。现在获客全转到了线上。打公司品牌太宽、太贵，打造一个老师的个人IP，几分钟就能抓住屏幕前的注意力。」
据她估算，过去教培机构的营销支出约占总支出的20%，现在，纯靠线上招生的机构的营销支出达总支出的50%到60%，甚至更高。一套9.9元的体验课，背后的引流成本可能超过200元。而转化率最高的方式，就是让一个有光环的明星老师站在镜头前。
张颜颜后来慢慢看清，线上被捧到聚光灯下的「明星讲师」，究竟能走多远，很多时候并不由个人能力说了算。
张颜颜见过太多老师，被转化率、续报率等数据碾得心力交瘁，也有人拼尽全力打磨课堂，却始终困在原地。在她看来，能闯过多轮筛选站上大班讲台的主讲，能力下限差不了太多，真正决定谁能站到金字塔顶端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流量。
流量是个黑箱。同样一套9.9元的引流课，生源可能来自一线城市的精准投放，也可能来自下沉市场的私域转发，两类家长的付费意愿天差地别。但老师看不到这些，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数据不好，然后更卖力地表演。
资源永远向数据好看的人倾斜，转化率高的老师拿到更好的流量、更大的班额；排在后面的人，流量越给越差，课越排越少，慢慢被边缘化。淘汰从来无声，只是课表上的班越来越少，到手的工资只剩底薪，熬不住的人自然就走了。孵化一个明星讲师，前半年投入成本约三四十万。如果该老师不能较快回本，机构也会迅速放弃。
杨鸿甲称得上是这套体系下绝对的「明星讲师」。在互联网上，他是「甲哥语文」，教龄10年，带出过多个状元，拥有近百万关注。
短视频里的他戴着小方框眼镜，穿着衬衫，整个人看起来成熟、可靠，是那种家长看一眼就会放心的名师形象。他讲到考点时语速较慢，却抑扬顿挫，「一定」「最」「绝对」这类词频繁出现。知识点被他拆成「2分钟记牢xxx」「7升8语文实用4策」，变成一段段可以迅速吞咽的内容。上课的时候，他会用一种极其肯定的语气先给自己铺垫：「1堂高阶课的知识点，顶3堂初阶课，顶2.5堂中阶课。」又不断制造笑点，拉近和学生们的关系，「我的课除了能填满你们对知识的饱腹感，还能给你们通肠，疏通便秘。」
和杨鸿甲的沟通过程，也有种和明星艺人沟通的感觉。刚联系上杨鸿甲时，他几乎不直接对接，而是拉了一个群，把时间、主题、问题全部转给线上运营的同事。采访内容也需要专门的人把关。围绕明星讲师运转的是一套MCN式的体系：机构像经纪公司，运营是经纪人，主讲是被推到最前线的签约艺人。在有些机构，明星讲师还有自己的专属小卡，学生攒积分、抽盲盒、收集老师的小卡，和饭圈里的粉丝收集偶像周边，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采访当天，杨鸿甲穿着一件T恤出现在镜头里，看起来比讲课视频里年轻，也松弛得多。第一句话是：「最近时间太紧了，就不刻意收拾了。」
他说话没有短视频里那么慢，聊到兴头上，会突然提高音量，把某个场景重新演一遍；说到学生、同行或者自己的经历，又会开几句玩笑。3个多小时的采访里，他几乎没有显出疲态，也很少停下来犹豫。
课堂内外的差距，是他和团队反复协商后的结果。
杨鸿甲说，团队最初也觉得他课讲得不错，但有一个问题：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眼看过去不像老师。」他爱穿T恤，平时说起话来语速很快，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在家长心目中，靠谱的老师应该更沉稳、得体。
于是，他买了10多套衣服，一件件对着镜头试穿，最后留下几套深色调的成熟搭配。衬衫、毛衣，加上那副小方框眼镜，再放慢说话的速度、加重音调的起伏。最终形成了他在线上的固定形象。
在教培行业，「名师」向来有之。但这种「制造名师」的逻辑，放在10年前几乎难以想象。2001年新东方招聘标准里写着「具备现代思想和鼓动能力」。那时，俞敏洪奠定了讲课风格的基调，罗永浩是那一代的标志性人物。在成为「甲哥语文」之前，杨鸿甲曾是新东方福州分校最年轻的「全国名师」称号拥有者。
2016年，因为受不了国企沉闷的工作，杨鸿甲来到新东方福州分校，跨专业、非科班，他靠一道题打动了面试官。当时，他的面试题目是讲解课文中的某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他没有按套路罗列形容词，而是举了3个例子来告诉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核心在细节，也在身份：普通人救你叫见义勇为，警察救你叫尽职尽责，扫地大爷救你叫深藏不露。
那时候，机构考察老师，更看重的是一个对方的授课能力，是否能生动、有趣地把一道题讲好。
但行业的转折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2020年疫情暴发，「停课不停学」让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在3个月内达到4.23亿。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学科类教培全线收缩，线下校区大规模关停，机构被迫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杨鸿甲离开新东方时，正是他察觉到变化的时候。从前，新东方允许老师用自己的方式上课，学校会托底。那批老师里，出了许多有个性的人。后来校长更迭，教案统一、内容统一、思路统一，甚至成立了督导组检查老师有没有按模板的要求上课。
杨鸿甲忍不住在全校分享会上问：新东方到底是公司还是学校？若是学校，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公司化的事？若是公司，又该如何给自己定价？
尽管很感激新东方对自己的培养，但杨鸿甲觉得，只有离开，才有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课。他尝试做过一家教培机构，却在无奈中经历了「双减」、新冠疫情的起伏。直到2024年，一个熟识的朋友找到他，力邀他转型去做线上讲师。收到邀请时，杨鸿甲的第一反应是：是要「割韭菜」吗？在他当时的印象里，线上教培就是一个噱头，录一套课程，不管好坏就卖给学生。他和那位朋友说，自己绝不干这种事。
但对方没有放弃，而是反复劝他，线上教培是另一种可能：一个老师、一块屏幕可以同时给上千人上课，覆盖过去难以触及的地区和人群，边际成本也更低。网课可以接触到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不同阶层的学生，用更低的价格，让更多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套逻辑多少把杨鸿甲说服了。他答应尝试，但给自己留了条退路。他可以接受团队帮助自己打造个人形象，也愿意尝试新的传播方式，前提是教学不能走样。他在合同里加了一条：自己拥有随时终止权。
就这样，杨鸿甲成了「甲哥语文」。开始做账号之后，他发现割裂感和矛盾感比他原先想象的更强烈。起步阶段，他总是和运营吵架。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短视频文案，导演写了「3分钟让孩子提分」这类流量词，他觉得太夸张，拒绝录制。导演对他说：「你不这么做，其他用这种方法的人把学生收走了，学生就变成了韭菜。你用这种方法吸引过来，我们是良性交互的，你看看哪个对学生好？」
杨鸿甲听完，再一次被说服了。他想到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每年只收500个学生，学生的作业从不让助教代改，每一份都自己批。一条5分钟的视频，他的稿子要写一周，每天对稿不少于5个小时，录一条视频至少一个小时。他又想到入行以来看过的太多乱象：明明打着直播的旗号，放的却是录播；宣传的是这位老师，实际上课的却是另一个人；有人敢在网上宣称「我带过上百万个学生」，敢保证录播课也一定能让学生提分。有时候他会觉得很颓丧，「天哪，他们怎么能够大言不惭说自己是老师？」
根据运营王斐的观察，线上大班课的受众主要位于三四线城市及以下地区——这些地区的家长想让孩子的学习和发展更好，却不知道该怎样做。王斐说，这类家长「认知相对薄弱。你跟他讲自然拼读是很多小朋友启蒙就要学的，你家孩子现在四年级了还不知道，家长马上就觉得完了。你都不用编，事实本身就能让他焦虑」。
广东、上海、江浙的家长更在乎课程内容，需要在销讲环节多强调课程能达到的效果；而贵州、河南、四川、宁夏这些地方的家长对价格更敏感，「你得跟他们算账，偶尔再送一些小礼物。」相比线下课几百块一节的定价，线上门槛低得多。家长买一整季（指的是一个学期的课程，通常为3个月）的课也不到2000元，他们会以为自己用低廉的价格买到了高学历老师的「针对性辅导」。
事实上，王斐告诉我，不少体验课都是提前录好的。学生以为自己正在和老师实时互动，但那些连麦、点名，往往只是预设的按钮。一个直播间里，几千甚至上万人同时在线是常事，家长被拉进二三十人的小群，看不到全貌，以为整个班就这么多人。老师讲的内容高度普适化，谈不上真正的因材施教。
2023年一项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上的研究表明，通过在线教育学习后，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平均成绩比处境不利的学生高出0.464分，两者的差距反而扩大了16.7%。研究者的解释是，基础更扎实的学生，往往更懂得怎么利用在线教育；基础差的学生，从中获得的回报要低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线教育成为一种再现不平等的工具。」
这与王斐的观察不谋而合。她说，北京的家长是所有地区的家长里最难转化的，「海淀西城的家长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家长认的是机构、认的是规划和结果，不认老师个人IP。」
最终，杨鸿甲接受了「3分钟让孩子提分」的剧本。他渐渐开始觉得，发出去的那些视频，或许真的能帮到一些孩子——「有很多家长说，我们视频做得好，确实帮助孩子提分了」。虽然有时候，他还是会感到很无力，会怀疑这种方式是否真的最好。但转念一想，他又劝说自己，大浪淘沙，总会把糟粕淘掉。而自己永远不会在课程质量上作出妥协。
入职4个月，正当被机构视作「预备明星讲师」培养时，卢木妍辞职了。
她一直是领导眼里「大有可为」的人。磨课、授课、销讲、对接家长，她都扛了下来。她特意带着公司的设备搬到更大的出租屋里，想要在家上课，好省下每天6站地铁的通勤时间。但是设备出了问题，无论她怎么调整，其中一台显示器始终不亮。她给负责技术的同事发消息，一整晚过去，没有收到回复。她想起，因为领导曾经对她说「下班时间不看消息是大问题」，自己把工作提醒全部打开，消息一来就回。那一刻，面对沉默了一夜的对话框，一种熟悉的荒谬感再次袭来。
过去她一直努力适应这里的游戏规则，遵循，适应，与之为伍。她发现自己从未想过，为什么要进入这个游戏。
她想起有一次，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她摘下耳机，四周的声音涌了过来，高的、低的、快的、慢的。英语单词的尾音向上扬起，语文诗词的平仄混在其中……她听不清任何一句完整的话，只感觉声浪从四面八方拍过来，彼此碰撞、吞没，绵延成一片持续的嗡鸣。她愣住了，有那么几秒，甚至想不起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镜头前那个对着摄像头喊「小朋友们好」的人，和坐在这片嗡嗡声里、偶尔走神的自己，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在当时，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当她重新戴上耳机，对着镜头，一切仿佛又恢复了原样。
事后很久，卢木妍才慢慢理清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感情。她喜欢班上的孩子，喜欢把一道题讲清楚，喜欢课间他们举着宠物给她看，缠着她玩你画我猜，猜她几岁、什么星座，一句一句叫她老师。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高中数学她已经全部遗忘，初中数学也需要重新复习，只有教小学数学能够胜任。平时大量的时间在做直播、卖课、写脚本、拍视频。
「我是老师吗？」她问自己。
「我不过是个坐在格子间、戴着耳麦直播的主讲。」她仓促离职，甚至没来得及和学生告别。
离职后不到一周，卢木妍坐上了去下一家教培机构面试的飞机。
窗外云层很厚，她盯着舷窗发呆，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又走了回头路。离职时分明那么坚决，可打开招聘软件，满屏都是教培的推送，朋友圈里，同届的同学在晒工资单，HR的招呼语精准地再次发给了她。
离职前那些苦口婆心的自我劝说，一瞬间全忘了。简历都没改，她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学历和高考分数。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春招，表演再次开始。
前三轮面试很快就通过了，另一个卢木妍再次跳了出来，「说好的彻底离开教培呢？怎么这么想去捞钱？」她问自己，但没有答案，也不知道如果通过了面试，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这些问题一直悬着，直到她坐到校长面前，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她还是像之前一样，面带微笑，点头，回答问题。然而，在面试的最后，校长问出了一个让她无法淡定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从之前的机构）离职呢？你不是还有课？」
几天后，机构以「不稳定」为由拒绝了她。
得知结果的时候，她没有想象中的难过，反而松了一口气。
后来，她把这次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名校毕业如何抑制自己去教培「捞钱」》。她在文章里写，教培如烟酒，让人上瘾。收入高，门槛低，对于许多名校毕业生来说，这个行业完全可以赚到大钱，谈何「抑制」。
可对她而言，逐渐认清自己「不想要什么」，比认识到「想要什么」更为艰难和漫长。她告诉自己：先休息吧。无论之后找什么工作，都先抑制自己去教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