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作者：周琳，编辑：李钰婷，责编：岳顶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宋朝的“故事大王”洪迈从21岁就开始写故事，一直写到80岁去世。他创作的故事集《夷坚志》，是南宋长期霸榜、无数人追更的畅销书。《夷坚志》中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名为《王元懋巨恶》①。这个故事只有800多字，却几乎涵盖了宋代海外贸易的所有层面。
一个泉州少年的奇遇
王元懋是一位泉州商人，大约出生在南宋初年。据说他从小就在寺院里打杂，跟着僧人学习了南番国的语言和文字。
你或许会好奇，这“南番国”究竟在哪里？一个南宋小孩为什么要学习外语呢？这背后有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南番国”也被称为“南海诸国”，包括东南亚、印度洋沿岸、西亚，甚至北非、欧洲的个别地区。②宋朝典籍中记载的“南海诸国”有7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是宋朝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南宋失去了北方领土后，“南海诸国”几乎成为南宋外交、外贸最大的指望。
不过，宋人称人家为“番国”，就是在吹牛了。“番国”就是“藩属国”，是向宋朝称臣纳贡的国家。在北宋时，来自“南海”的朝贡国尚有28个。到了南宋，就只与占城、三佛齐、大食、真腊、真里富、罗斛还有偶尔的朝贡往来。③绝大多数南海国家与宋的关系，其实是靠商业维持的。
然而，这股商业的能量绝不可小觑，它促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南海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容纳了中国、高丽、日本，以及前文提及的所有“南海”地区，以中国和印度为轴心，以东南亚为枢纽。巨量的货物、商人、移民在其间流动。④这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于是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王元懋生在了一个以商业为引擎的“东方大航海时代”。而他的家乡泉州，则是这个大时代中最耀眼的城市。
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扼晋江入海口，海岸线全长500多公里。古代的泉州有“三湾十二港”，有充足的船只泊位，有深水港供大船停泊，且有内凹的海湾给船只避风，是一个“不冻、不淤、避风、港湾宽广”的天然良港。
泉州作为港口的优势，还在于衔接中转。中国的近海分为东海、南海两个相对独立的海域，其水深、季风、洋流、适应的船只并不相同，自古就形成了“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
而泉州恰好位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两条航线上的船只，都可以在此停泊、中转、补给、等风。这种枢纽、接驳的功能，是当时中国其他的海港都不具备的。
进入北宋以后，随着闽南经济的起飞，以及国家越来重视海外贸易，泉州港日益崛起。到了“背海立国”的南宋，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泉州又离南宋首都临安比较近，终于发展为“南海贸易体系”中的一个大港。⑤
王元懋大约出生于南宋初年。那时，泉州已然跻身“亚洲一线大港”，涌现出大把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多的泉州人选择出海经商，王元懋也不例外。但是他没有直接上船去做帮工、学徒，而是去了一座寺院学外语。
宋代沿海地区的寺院，也是信仰和知识的中转站。搭乘海船来的外国僧侣，会把中国的经文或雕版带到海外。中国海商也会把从外国搜集的佛经带回本国寺院供奉。这样一来，沿海寺院就成了不同国家典籍、知识的汇聚之所，就像知识海洋中的港口。⑥所以少年时期的王元懋，能在寺院中学习外语。
他之所以学习南海诸国的语言，大概是因为南海诸国与泉州的贸易越来越多，学习这些语言对于做生意很有帮助。又或者是王元懋恰好碰上了一位懂南海国语言的师父。
因为当时沿海的寺院常有商人、外国僧侣盘桓，也有个别海商，退休后出家为僧。⑦这些“奇人”的存在，也成为王元懋人生中难得的机缘，让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一个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人。
学到了知识的王元懋，后来随泉州的商船去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占城国王欣赏他的能力，留他住了10年，还把女儿嫁给他。因为占城要向南宋进贡，与南宋做生意，真的需要王元懋这样懂贸易、会翻译的人。于是一个寺院的打杂小沙弥，神奇地“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实现了阶层跨越。
在800多年前，王元懋就践行了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人生信条，证明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张罗一条贸易船
在占城待了10年后，王元懋回到了家乡泉州。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身家百万缗⑧的大富豪，连留正、诸葛廷瑞等高官显贵，都与他结成儿女亲家。⑨但是王元懋不甘心做一个清闲富家翁，他把钱投资到船舶贸易中，希望做得更大更强。
淳熙五年（1178年），王元懋出资组建了一个38人的商队，再赴南海国做生意。然而在南宋，组建一个远洋贸易商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得有一艘船。
南宋的疆土江河纵横、濒临大海，造船业变得空前重要。福建又是南宋最重要的海船制造地。据估算，南宋淳熙年间（正是王元懋的船出海的时候），福建的大小海船不低于20000艘，泉州的海船应不低于10000艘。⑩
当时福建造的海船被称为“福船”，它的特点是船身瘦削、尖底、吃水深，船体外板有2—3层，航行时稳定、速度快，更能经受海浪冲击、横风吹袭。⑪福船是中国古代最适合外洋深海航行的船只。
广东阳江海陵岛，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复原模型（作者摄）
南宋海船的造价，小的几百缗，大的2000~3000缗，每年的维修费用至少几百缗。⑫王元懋拥有百万缗身家，可以独立造船。
而且王元懋并不亲自出海，他雇用了一个38人的商队，其中有负责驾船的船员，包括纲首、梢工、招头、作头、碇手、杂事、贴客、水手、火儿等，还有专门从事贸易的翻译、销售人员。这支船队的纲首名叫吴大，他是这艘船的船长，也是受雇于王元懋的职业经理人。
因为出海一次成本巨大，船上装载的必然是利润较高的货物。在广东阳江沉没的“南海一号”，就是从泉州驶向南海诸国的商船，船中装载的最大宗商品是瓷器，还有铜钱、金饰、银铤、铜镜、铁器、漆器、佛像等货物。
在泉州湾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是从南海装载货物回到泉州的船只。其货物以香料、药物为大宗，包括绛真香、沉香、檀香、胡椒、槟榔、龙涎香、朱砂、水银、玳瑁等，船上的香料木未脱水前重达4700多斤。⑬
航海的征途危险重重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王元懋的船队整装启航，这个故事悲剧性的部分也开始了。因为出海贸易绝不是一场浪漫的探险，而是时时与危险、死亡相伴的畏途。
第一重危险，是漫长的航行周期。
在《夷坚志》中，一共有19个关于海洋贸易的故事，其中有11个涉及海商在航行途中遇到的各种意外。⑭有的因船只失事流落海岛，遭土著人囚禁、虐待；有的在荒山孤岛遇到巨人、鬼怪，九死一生；有的直接“穿越“到鬼国、地狱。
在南宋人眼中，海是一个诡秘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亦真亦幻，人鬼交织，人世间的法律规则、伦理道德，甚至物理规律都统统失效。在海面前，人就是极其脆弱、渺小的存在，一次沉船、遇风、偏航就是灭顶之灾。每当航程增加一天、一周、一月，风险都大大增加。
漫长的航程，也拉长了回货周期，使得海商的经营成本不可思议地高。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航程长的三年，短的一年多。但洪迈说，王元懋派出的这个商队，居然在海上漂泊了10年。这大概是洪迈搞错了，或者是夸张了。但是王元懋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等待他的商队返航。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焦灼、时间成本、资金周转的难度，大概是与日俱增的。
第二重危险，是海上的暴力与人性瓦解。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王元懋的商船终于返航，向泉州驶来。变故就在此时发生。当船行到广东惠州罗浮山附近时，船员林五、王儿突然行凶，杀害了包括船长吴大在内的20人。船员宋六肩背中刀落水后，双手把着舵尾苦苦恳求，又被残忍地砍去了手指，再次落海。
故事中说，好在宋六平日里信佛，常常持诵《金刚经》，落海后居然没有被淹死。在海上漂流了七天七夜，他终于被潮水冲到广东潮阳的海滩，侥幸获救。
以上是这个故事中最血腥、惊悚的一幕。然而在古往今来的海上世界，这样的暴力事件实在太多。
对于海商来说，最大的暴力威胁来自海盗。南宋时，北至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地区，都有海盗活动。泉州位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之处，又是繁华的贸易大港，常常遭受江浙、福建、广东海盗的南北夹击。
然而比职业海盗更可怕的，是前一秒还在老老实实地干活，下一秒突然变成强盗、凶手的“自己人”。因为海上的旅程与世隔绝，漫长而沉闷。这种极端环境足以颠覆所有秩序，逼出人性中最黑暗、残暴的一面。
即便是在2011年，太平洋上也曾发生“鲁荣渔2682号惨案”（也被称为“太平洋大逃杀”）。一艘中国渔船上发生暴力争斗，导致16人死亡，6人失踪，存活下来的11人全部参与了殴斗、杀戳。⑮
很不幸的是，王元懋的商船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一半船员杀掉了另一半船员，被杀的还包括船长。
就在惨案发生后不久，这艘船回到了泉州。王元懋还没来得及与幸存的船员们见面，死去的船长吴大就带着20条冤魂给他托梦——他们把船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王元懋。
第二天，王元懋设宴欢迎归来的船员。林五、王儿谎称船只途中失事，人员和货物都损失了一半。王元懋精明地反问：“如果船真的出了事，人和货应该损失殆尽，为何还能留下一半？”林王二人见瞒不住，只得坦白了行凶之事。
凶手深知王元懋的软肋，他们用船上价值数十万的沉香、珍珠、脑麝等货物诱惑王元懋，让他不要去告官。王元懋沉吟良久，最后还是贪欲占了上风。他出钱贿赂了市舶司胥吏，让其转告市舶提举张逊：如能放行这批货物，他愿将利润与市舶司五五均分。
到这里，王元懋的人性也坍塌了。于是，这个故事转向更复杂的一层。
南宋海商面临的第三重危险：司法困境。
在王元懋极力掩盖血案真相的时候，受伤落水的宋六居然回来了。他向官府告发林五一伙杀人越货。然而审理此案的南安知县，却态度敷衍，一味拖延。
直到案情上报福建路，安抚使马会叔才觉察了王元懋包庇凶犯、贪占赃货的隐情，遂将此案发晋江县重审。押解王元懋去晋江的路上，故事中的吴大又率领十余名冤鬼前来，将负责押送的两名南安县胥吏推入水中淹死。
晋江县令赵师硕接手此案后，秉公审理，终于使冤情昭雪。市舶提举张逊、南安知县施宣教、市舶司胥吏吴敏都被黥面发配；林五、王儿等凶手仓皇逃亡，却被吴大等冤魂捉拿，最后被处以死刑；而王元懋则被免去所有官职，在兴化军关押了几个月，又被释放。
王元懋归家途中经过上田岭，又见吴大领着一众冤魂拦住去路。王元懋哀求吴大放过他，吴大却伸出一只手去触王元懋的心。王元懋回到家后，当晚就吐血而死。
在这个故事中，被残杀的船员等到了凶手伏法，大仇得报。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有这样的爽文剧情。
风险与机遇伴生的海洋贸易
在宋代，强盗、杀人都是大罪，但是量刑轻重很有讲究。强盗罪必须考虑赃款赃物的数额、是否持有武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⑯杀伤罪必须区分凶手主观意愿有多强，被害人是当时即死还是事后才死，还要对被害人的尸体、伤情进行检验。
但发生在海上的强盗、杀人案，却令法官无从下手。因为在航海那样极端的情况下，很多原因都可致人死亡。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连尸骨都找不到的情况下，案件的真相无法还原，更别说精准量刑了。
在上面的故事中，凶手王儿面对宋六家人的质问，曾大言不惭地说：“各自争性命，我岂得知！”这可以看成是凶手的狡辩，却也间接证明，发生在海上的刑事案件极难调查。
所以王元懋包庇凶手，不见得全是贪财忘义，还因为他如果不这么做，必将血本无归；南安知县施宣教的敷衍和拖延，可能也不仅是贪赃枉法，还因为他的确觉得此案棘手，根本查不清。
然而这个案子还不是最难办的，因为毕竟当事人都是中国人，而且发生在南宋的海域。如果案子发生在更远的洋面，或者牵扯进外国商人，那就更麻烦了。
宋代的泉州、广州，蕃商、蕃客的人数多达几十万，他们涉及的民事、刑事、商事纠纷，地方官府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究竟是用汉法、用蕃法，还是地方官员自己着着办？从来没有一个定数。
所以南宋初年的海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常常是在法律、制度的灰色地带“裸奔”。讲故事的洪迈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一到事情无解的时候，他就安排鬼神上场。宋六大难不死，全赖神佛庇佑；凶案能被揭发，靠的是冤魂托梦；凶手、贪官最终伏法，是因为冤魂自己动手复仇，一个都不放过。可是在现实中，哪有这么多神鬼显灵、报应不爽？
真实的海商际遇，更像南宋初年泉州知府王十朋所感叹：“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垠。”海外的珍宝奇货输入大宋固然是好事，但那代价却是商人们的千难万死。
王元懋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有海的宋朝”。这个时代不像明朝、清朝，对海洋充满了困惑和畏惧，而是主动探索海洋，促成了一个包含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南海贸易体系”。
在这样的时代，海商群体迅速崛起。他们是一群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拥有多元文化背景、懂航海、会做生意，积累了内陆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财富。
海洋贸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风险与机遇伴生。一个真正有海洋意识的国家，不仅要允许海贸体系自然生长出来，还要为它提供法律、制度、军事的系统保障。奈何终宋一世，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参考资料：
①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010年重印），第1344—1346页。
②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
③ 黄纯艳：《宋朝朝贡体系研究》，第135—136页，第300页。
④ 黄纯艳：《宋朝朝贡体系研究》，第450—455页。
⑤ 苏基朗著，李润强译：《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⑥ 陈烨轩：《东来西往：8—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07—322页。
⑦ 比如禅宗临济宗的庆禅师，就曾在泉州从事海上贸易十多年。参见秦观：《庆禅师塔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五八九，第174—176页。
⑧“缗”是古代穿铜钱的绳子，在唐代及以前，一缗通常等于1000文铜钱，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朝廷规定天下使用省陌线，即一缗铜钱减少为770文。但实际上，各地区、各行业又有所差别。参见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⑨《夷坚志》的原文是“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查阅南宋的文献，“留丞相”应该是留正，福建泉州永春人，淳熙十六年（1189年）拜右丞相；“诸葛侍郎”应该是诸葛廷瑞，福建泉州南安人，淳熙十六年（1189年）权吏部侍郎。他们都是泉州人，与王元懋相识、结亲就很合理。
⑩ 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⑪ 席龙飞：《中国三大船型中的福船》，《国家航海》第二十四辑，2020年。
⑫ 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第25、28页。
⑬ 席龙飞：《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与航海》，《“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6月。
⑭ 这11个故事的标题为：岛上妇人、搜山大王、昌国商人、长人国、海岛大竹、长人岛、海王三、鬼国续记、余观音、鬼国母、猩猩八郎。
⑮ 杜强：《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时尚先生Esquire》2016年1月。
⑯ 戴建国：《宋代刑法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73—76页、80—82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作者：周琳（公共历史写作者，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经济史。代表作有《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讼案中的“她”：清代重庆的女性掠影》（将出）。），编辑：李钰婷，责编：岳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