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原文标题：《柏琳问燕妮 · 埃彭贝克，新一代人可以得到自由吗？》
2026年早春，我在希腊的莱斯博斯岛（Lesbos）遇到一位「老愤青」，1967年出生的希腊人雅尼斯，当代德国作家Jenny Erpenbeck的头号书迷。在他经营的二手商店里，有一面墙贴满了书籍海报，其中有许多是Erpenbeck作品的书封。他和Erpenbeck同岁。22岁那年，也就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雅尼斯混在柏林墙西边的人群中，彻夜未眠，等待历史的时刻——柏林墙倒塌，他在大街上喝了一夜的啤酒，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和德国人一起庆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柏林墙却是一夜倒塌的。
雅尼斯读过Erpenbeck的几乎每一本书，最爱的是《凯罗斯》（Kairos，2021）。这部荣获2024年国际布克奖的小说，充当了这个希腊人在柏林的短暂恋情的回忆之镜。当时，我站在店里的玻璃柜台前，和他讨论《凯罗斯》的男女主人公Hans与Katharina的亲密关系的时代背景——1980年代末，东德体制即将消失，两德即将统一。在历史临界点上，这段畸恋的权力博弈，折射出一个问题重重的乌托邦理想的衰亡。但是不幸中也有万幸，东德的消失没有迎来暴力。这和我研究的巴尔干半岛形成一种令人心痛的对照——在分割东西柏林的边界之墙用一种相对平静的方式倒塌的同一时期，前南斯拉夫即将陷入血腥的内战，以及最终的解体。我对雅尼斯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去见Erpenbeck，问问她作为「历史幸存者」的感受，以及更宝贵的——经验。
我如愿以偿。9月初秋，我在上海见到了Erpenbeck，和她谈了一个下午。得到的启发有些意料之外，而沉思的反射弧却是漫长的。
刻板印象实在不可取。见Erpenbeck之前，尽管已经在互联网上看过她的照片，但我脑海中依然是一个严肃、深沉，甚至略有忧愁的作家形象。许多德语作家都有这种特质，比如3年前去世的Martin Walser（1927～2023，德国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擅长现实主义创作），以及越老越酷的Peter Handke（奥地利作家、编剧、诗人、导演，201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且Erpenbeck来自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类似，都是一个「消失的国度」。历史创伤的层层褶皱，一种意识形态理念的轰然倒下，从一个世界迅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恍惚感，我相信在作家的身上会留下特别不一样的印迹。
但是Erpenbeck像个意大利人。她亲切，善解人意，甚至有些活泼，大大的眼睛里浮现俏皮的神采。因为《凯罗斯》中文版的上市，面对在中国即将开始的大半个月的「巡演」，围绕她展开工作的人都有些疲倦，作为主角的她却神采奕奕。在访谈之后，摄影师要求给她拍几张个人照。Erpenbeck的反应就像是一个魔术师——她居然从随身携带的彩色条纹小布包里掏出了3件衣服，令人感到眼花缭乱。她体贴摄影师，担心在略显昏暗的室内咖啡馆里取景不佳，主动提出要换鲜艳的衣服，希望减轻摄影师的烦恼。在摄影师婉拒了她的提议后，Erpenbeck耸耸肩头，露出一副小女孩的困惑表情。我突然想到，谈话中她提到，自己在童年时代曾跟随母亲在意大利住了1年，此后意大利一直是她心爱的国度，以至于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次旅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威尼斯。她身上轻松而欢快的气质，也许来自那个国度。
不过，她的确是地地道道的东德人，虽然当我「强行」给她这个标签时，她表现出不置可否的拒绝。Erpenbeck出生在东柏林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和作家，母亲是阿拉伯语翻译家，祖父母都是东德知名作家。生长在这样一个东德文化精英家庭，生活却一点也不轻松。柏林墙的倒塌对她的家庭成员造成了巨大的震动，而她则因为年轻而得以快速适应。但是，有些坚固的东西永远烟消云散了，留下的价值悬空感沉淀在这个东德女孩的记忆中，若干年后帮助她成为一个作家。
20世纪90年代，她决定写作。「那个我所熟知且成长于其中的体系的终结，促使我开始书写」，由此，「一个世界的消亡」构成了她写作的核心动能。20世纪欧洲动荡的历史，被她精确地嵌合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结构中。从2008年的《客乡》（Heimsuchung）到2012年的《白日尽头》（Aller Tage Abend），从2015年的《时世逝》（Gehen,ging,gegangen）到2021年的《凯罗斯》，她的写作始终紧扣20世纪欧洲的巨变。纳粹，大屠杀，东德体制，冷战边界，两德统一，难民危机……历史剧变从来不是偶然的，一次窗户的开合，一个随机的选择，就会衍生出大相径庭的个人命运。
我有一种感觉，虽然Erpenbeck是一个深具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但是她笔下真正的主人公却是那些更物性的存在——时间，空间，建筑，旧物。物体和时空是她写作的永恒的主角，而人类只是流动的存在，被历史运送，流放，或者抹掉。《客乡》里的湖边别墅，《白日尽头》里的故纸堆档案，《时世逝》里的旧书和黄瓜罐头，而《凯罗斯》本身就是时间。相比于人类的主观意志，她似乎更相信物质的客观沉淀。
在访谈中我了解到，祖父母辈的流亡经历对她的影响很大——人是这样脆弱，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许多决定如此仓促，别无选择，前途未卜。他或者她，能随身携带的东西总是非常少，最后的最后，她发现，只有记忆是唯一可以确保塞进手提箱的东西。而记忆需要物件承载，时代变迁只能压缩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她说，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对物件痴迷的人。
然而，她却不是一个怀旧的人。对于我提起的「东德怀旧」（Ostalgie）这个特殊名词，Erpenbeck深恶痛绝。新的时代有很多问题，但她再也不想回到过去。对于作家来说，能够有机会亲历并书写转型时代，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但是她认为绝不该满足于单单书写「转型」，而是应该挖掘更深刻的思想遗产，进行更有意义的思想实验。比如，她希望人们思考——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来过，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的方式，让东德人自己来主导，自己来承担在新世界的那一份个体责任？
谈及历史，谈及责任，总是感觉沉重。我于是又问她：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让年轻一代人卸下这些重负，变得更加自由？Erpenbeck目光坚毅，略显悲哀。她说，没有这样的自由。
柏琳：我从《凯罗斯》开始，「倒序」着读你的小说。小说是虚构的，但我们总是设法从虚构中寻找真实的蛛丝马迹。如果允许的话，我首先想和你谈谈你的家庭背景。在之前的访谈里，你说，「在20世纪欧洲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曾因不同的原因逃离各自的家园。我是幸存者的后代。」是否可以谈谈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逃离家园？
Erpenbeck：当然可以。首先是我父亲这一支。希特勒上台后，我的祖父母就流亡了，从德国去了捷克，流亡到了布拉格，又从布拉格辗转到了莫斯科。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攻打莫斯科，他们就继续向东流亡，到了乌法（Ufa），那是当时苏联境内很边缘的一座城市（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首府）。为什么要逃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法西斯上台了，他们就必须逃到苏联去。直到二战结束，他们才能回到德国。
然后是我母亲这一支，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外婆生活在当时的东普鲁士（现在位于波兰境内），当时苏联红军反攻德国，占领了那个地区，俘获了我的外婆。她成了战俘，被送到劳改营里强制劳动，但还是幸存了下来，设法回到了德国。
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流亡，逃难，你必须要放弃很多东西才可以活下去，可能你放在手提箱随身携带的只能有很少的东西，也就是对家庭的回忆。你只剩下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养成收藏的习惯——和家族的历史有关的信件、老物件、文档……我都会把它们收集起来，一一归档。不过，我好像是家族里唯一这么做的人（笑）。
柏琳：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收集文档的。
Erpenbeck：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祖父母都是作家。在当时的东德，以及现在的德国的某些艺术学院里，都有专门存放他们资料的档案馆。
柏琳：你的祖父母都曾经属于东德文化精英阶层，他们是否对你形成了某些影响？
Erpenbeck：他们都是当时非常知名的作家，特别是我祖父，在法西斯政权倒台后，他是负责战后整个柏林的文化生活重建工作的官员。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并不觉得成为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写作也并不浪漫，相反，它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我经常看着我的祖父母坐在打字机前面，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在那里勤奋地创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亲眼看着他们如何跟语言打交道——就像一个手艺人一样处理语言，以语言为工具，创造新的东西。
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精英，没错，但我觉得，这和现在大家认为的精英是不同的，如今的精英首先是得有钱，但在当时的东德，我和母亲两个人最开始就挤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公寓里，后来境况好一点，才搬到了一个有3个房间的公寓。实际上，我们和当时东德的其他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我的祖父母也不觉得自己属于精英阶层，他们说自己就是普通人。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的祖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对东德的忠诚是始终存在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他们当然会觉得自己的国家有许多问题，他们会给相关部门写信，或者给某些负责人打电话，提出改进的希望和建议。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自己承担改进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们觉得东德的政府是可以批评的，但这种批评必须在内部发生，而不是从西方世界传达我们的批评。
柏琳：提到内部批评，从「东德」成为政治概念开始，就有了第一代东德作家，比如Christa Wolf（1929～2011，东德最有名的作家、批评家之一，其作品反映了二战后分裂中的德国政治、社会现实）和Christoph Hein（德国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他们亲历了东德体制建立的全过程，也是其内部的深刻的批判者。你如何看待你的东德前辈作家？
Erpenbeck：哦，我要说Christa Wolf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她是一个榜样，因为她的写作充满了历史烙印。她观察父母那一辈人是如何阅读报纸的，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入侵人的头脑的，她体察人如何被历史塑造，而这些东西直到今天对我依然有参考意义。至于Christoph Hein，我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作家。
柏琳：我觉得「东德作家」这个身份是很特别的，它似乎有某种微妙的语义，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在中文世界，我们认识你时，标签往往会落在「东德作家」，而非「德国作家」上。你是否认为，「东德作家」会有某种特殊性？
Erpenbeck：我想和你提另外一个人，Wolfgang Hilbig（1941～2007，德国作家、诗人），他是东德最重要的战后作家之一。他出生在东德，后来被允许去西德生活。他在西德的生活并不幸福，他没有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宿，他感到格格不入。对于东德作家来说，无论是留在东德的，还是去往西德的，他们都会被非自愿地打上「东德作家」的烙印。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心灵家园，但是寻找的过程非常漫长，可能要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至于我，我不认为自己是「东德作家」，我就是德国作家，因为德国已经统一了，只有一个德国。不过，我身上一定是有「东德烙印」的。在历史上，东德和西德是两个不同政体的国度。对那一代东德人来说，西德就像外国。虽然这两个国度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但只有语言是相同的，其他几乎所有都是不同的。在我22岁之前，我生活在「另一个国度」，成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主题」之下。
柏琳：这个「生活主题」有什么不同呢？
Erpenbeck：在东德的制度下，原则上那是一个没有失业、没有乞丐的国家。如果你没了工作，国家会指派你去做另一份工作，不管你是否愿意，你都必须要去做。在私人生活中当然更灵活一些，如果有人偷偷偷摸从西德带点什么东西进来，大家可以在私底下开个小型聚会庆祝。又比如说表面上虽然没有违法行为，但私下里肯定也有走私或者卖淫的非法勾当。
柏琳：你自己也提到，22岁之前你是生活在东德的。22岁的时候，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墙实际上见证了你的整个成长期，那么，柏林墙对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Erpenbeck：小孩子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柏林墙就是一面墙而已。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的位置就在柏林墙附近，住宅的尽头就是死胡同了。对于小孩来说，这反而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因为车开不过来，街道上就少了很多危险，所以那时候，死胡同（柏林墙）对于我来说，象征着某种安全。
柏林墙倒塌后，一切都变了。（东德）街道的名字换了，电话号码变了，商店里的商品不一样了，大家手中的货币变了，剧院里上演的剧目变了，学校里上课的内容变了，我的父母一代人大多数都失业了。最初，好像所有人都不待在德国了，大家都跑出去旅行，这回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再也没有限制了。在电影院里，你可以看到任何你想看的电影，在书店里，你可以买到任何想看的书……还有，干什么事都要提交申请，要填的表格眼花缭乱：奖学金申请、住房公积金、社会救济金……比以前多得多的官僚主义做派一下子都出现了。
柏琳：柏林墙倒塌后，事实上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这样的变化。
Erpenbeck：你是研究前南斯拉夫的，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相比，东德的一个不同在于——说是两德统一，但实际上东德是被西德吸纳的。就是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完全靠自己，但前东德不同，它全盘接纳了西德已有的所有东西，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
柏琳：你喜欢东德的这种变化吗？
Erpenbeck：只是喜欢一部分吧。我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于，转变的过程太快了，对此我们（东德）一点经验也没有。我们没有研究哪些经验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民主德国的人从一开始就欢呼雀跃，想更加「西方化」，所以，这种变化不是两个平等伙伴的联合，不是两个拥有同等地位的国家的统一，而仅仅是一个国家被并入到了另一个国家中。
柏琳：那么两德统一后，东德人的心态有没有渐渐发生某种变化？
Erpenbeck：当时很多西德人都认为，东德没有民主体制，东德人什么都不懂。但其实东德也有一些好东西，但大家完全忽略了，这是很可惜的。东德人最初觉得统一后自己就是联邦德国的人了，这实在太好了，但没过几年就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获得与西德人平等的某些权利。
统一对于东德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断层，许多日常生活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一夜之间，社会主义变资本主义，房租还能付得起吗？食物足够全家人吃吗？西德的许多惯例，从销售合同到保单，东德人都不熟悉，凡此种种，都会给东德人造成心理压力，甚至是恐慌。
柏琳：你的家人当时都是什么样的反应？
Erpenbeck：我的祖父母都是作家，柏林墙倒塌后，代理他们作品的出版社马上就倒闭了，他们的书也就没法出版了。我的父亲本来在东德的科学院工作，但是两德统一后，这个科学院也马上解散了。至于我的母亲，情况更加严重。本来她在大学里有教职，但统一后她的工作岗位就没有了。她是教阿拉伯语的，资历完全够申请教授，但当时西德的高校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职位都满员了，没有人会等她重新再去申请一个教授职位，所以她只能转行做了翻译。总体来说，柏林墙的倒塌，对于我们全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自己呢，我在27岁才开始写第一本书，那时距离柏林墙倒塌过去5年了。因为更年轻，所以更容易适应新的制度变化，生活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当然，我的父母最终也熬过了那段艰难时期。
柏琳：所以我听下来，感觉两德统一对你的祖父母是冲击最大的。
Erpenbeck：当然。集合了他们一生心血的作品因为不再能出版，相当于顷刻间化为乌有。他们的祖国（民主德国）也消失了。这个国家之所以消失，不是因为东德人民不想要它，（以这种方式瓦解）也不是他们自主的选择。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制度，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付出所有的一切，因为他们坚信这些都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所有的东西都崩塌了，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柏琳：这些冲击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Erpenbeck：在我祖母的人生最后几年，她经历了一种巨大的沮丧。这让我意识到了事物的相对性。一个人对所持有的希望和怀抱的信仰，都是有相对性的。人生中有很多东西你必须要学会去承受，不是只有一个东西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我从祖父母身上体会到的感觉。
柏琳：在《凯罗斯》中，Hans与Katharina的亲密关系沿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冷战轨迹推进。而在同一时期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东德正在经历柏林墙倒塌与两德统一时，巴尔干半岛正陷入南斯拉夫解体与残酷的内战。作为一名深刻反思欧洲历史的作家，你如何看待这种「柏林墙倒塌」与「巴尔干解体」在同一时空下的剧烈对照？
Erpenbeck：可以说德国是非常幸运的。整个统一的过程是以非流血的和平方式完成的。当然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明确说了，苏联自愿让东欧阵营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如果某个成员想要脱离东欧阵营，苏联不会进行军事干预。而当时东欧的政权呢，他们已经不会去采取暴力形式维护现状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已经无法挽回了，不值得动用武力手段去抢夺。而东德政权的反对派也认为，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要诉诸暴力。所以，统一议程的所有涉事方都很理智，这实在是一种幸运啊。
反过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发生分裂内战时，我在日记中也写下了自己的许多担忧。我当时非常忧虑，害怕自己会亲眼见证欧洲新一轮暴力的发生。我们知道，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南斯拉夫和东德的结构是很不同的，南斯拉夫是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族群混居在一起，有点像今天欧洲的大版图上的情况。
南斯拉夫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互相通婚，成为邻居，成为朋友，养育孩子，共同长大和变老……突然之间，大家开始互相屠杀，这种状态实在是可怕。今天，整个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严重，从南斯拉夫的消失到如今的欧洲，危险始终存在，随时都有新战争的威胁。我真是感到痛心。
柏琳：在小说《时世逝》中，柏林成为了全球流散者的交汇点。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解体带来的巴尔干难民，与2015年后穿越「巴尔干路线」来到德国的亚非难民，在柏林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历史的叠印。你认为，这种连续的流散现象如何重新定义了当代的「欧洲身份」？
Erpenbeck：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想法是要团结，要联合，而现在的趋势是往外扩张的，实际上更多的人会被拉进来。无论你怎么定义，「欧洲身份」这个东西其实都和边界有关。只要我们讲到「身份」，就一定会定义「边界」。「我」和边界外的人是不一样的，而边界内就是「我」自己的身份。现在很遗憾的是我们一直在说欧洲的价值，比如平等，比如自由，但这些价值看起来只适用于欧洲人，不针对外人，更不要说非洲人了。可以说如今这些非洲人到任何其他国家都会遇到困难。实际上，人类的迁徙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一直存在了。人始终是在流动的，只是从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边界。如今我们有了更高端的技术来划定边界，人根本跨不过去。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今能够跨越边界流动到新的国度的人，他大概率是世俗意义上的强者，富人，精英，而世俗意义上的弱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我在想，我们怎么来对待那些更弱的「外人」呢？我觉得应该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
柏琳：教育？你是说欧洲人应该给予外来者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吗？
Erpenbeck：我的意思是，应该通过让外来者接受更好的教育，由此让他们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实际上，我们不可能让所有非洲人都移民到欧洲来，对吧？在东德时期，政府也会接纳外国的技术工人和留学生，当时西德也这样做（德语里专门有个词叫「Gastarbeiter」，意思是客籍工人），政府让他们在这里接受教育，完成后再把它们送回自己的国家，不要求这些人一定要回馈德国。逻辑是这样的——你到我这里来接受教育，把你学到的知识带回去，建设你自己的国度。
但是现在的逻辑全变了，我感觉到的是冰冷。外来者来到欧洲，如果他身上有欧洲可用的价值，就留下来，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价值，欧洲就把他打发回去。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当然，也许你觉得我说的「教育」是一种宣传策略，但我觉得即便如此，让外来者如学徒一般接受培训，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对这些人来说也是有所收获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他们身上剥削了劳动价值，然后再驱逐他们。我认为，给予教育的机会，才更有长远意义。也许这么做显得有些傲慢，然而，如果年轻一代能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对于非洲或者其他难民地区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人群来说，这是更好的方式，你说是吗？
柏琳：我当然同意你的想法。不过，谈到战后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人的感受，在《时世逝》和《凯罗斯》里，你分别写到了两种耐人寻味的「病症」——在《时世逝》里，它叫「情感贫血症」，「是不是他人的战争离自己太遥远了，以至于不受其困扰的人，缺少对战争的经验，患上了一种情感上的贫血症？」；在《凯罗斯》里，它叫做「政治冷漠症」：不是抵抗，而是冷漠，和国家叙事保持距离感，并且感到迷茫，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追寻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种「疾病」对今天欧洲社会局面的影响？
Erpenbeck：是的，这两种症状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如今的德国年轻一代，已经无法设身处地去体会难民的生存状态了。原因有三点：一、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已经无法感受到前辈的流亡或者逃亡的经验，这些经验永远地失去了；二、人都有自私的本性，希望拥有的东西可以一直拥有，会害怕拥有的东西被抢夺；三，面对不断变化的历史，他们会害怕很多东西，比如新的战争、新的经济危机，甚至是人工智能，这些都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下，对未知的焦虑会引发另一种心理——想要掌控一种具体事物的渴望。比如，控制难民或移民的流入，许多人会觉得起码这件事我还有点掌控权，还能给我一点安全感。然而，在今天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有左翼青年，也有右翼青年，他们彼此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对抗，但是生活对于他们两方阵营来说，都很不容易。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缺乏对历史的个人体验，他们对未来充满焦虑。
柏琳：在《时世逝》中，主人公Richard面对从利比亚战火中逃出来的年轻难民，感到和他谈论战争是困难的，他感到羞愧。他「希望这个年轻人的无知可以将他带到那一切发生之前的德国」，如果新一代人真的卸下了对历史的「负担」，你是否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我们从历史负重中解脱出来，从而得到自由？
Erpenbeck：我不会称之为「自由」。每一代人都不得不更新他们的经验。我感到这就像是一种悲剧：偶尔攀升到一个更高的舒适层次，然后又再次跌落，接着不得不重新开始。比如，当下一场战争开始时，年轻人就会明白战争有多么可怕，但他们无法直接继承祖辈所经历的那些痛苦记忆。这就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记忆无法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他们就像一张空白的纸，不得不亲自去经历那些可怕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说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我清楚地看到，一切似乎总是在退步，在重蹈覆辙，不断重复那些恐怖的经历。
柏琳：面对记忆，你是否有某种「东德怀旧」的情结？
Erpenbeck：哦，我恨这个词，「东德怀旧」（Ostalgie）。在德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你希望恢复过去的生活方式，希望恢复东德曾经的模样。但是没有人想回到过去。我倒是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东德人）经历的体验或思想遗产中，有一部分是很美好的，但是并未被西方世界所接纳和欣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重新回到东德。也许重要的是，我们更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推动转变。
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东德的转型不是东德人自己主导的，我们只是不得不适应联邦共和国（西德）的体制，我们并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来发明民主。这就像是一个人的成长体验被强行剥夺了，然后等待着他人的施舍，这种感觉很糟糕。
对于作家来说，「转型」是一个很好的时代，非常值得书写，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回到过去。我觉得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在发生了这样一种转变后，东德人民如何变得更有责任感。在转型初期，对于很多东德人来说，生活非常困难，他们从一个体制中脱离，然后被强行塞到另一个制度中，这种悬空感，是非常痛苦的。但更重要的是未来，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负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比如，如果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历史能够重来一遍，东德人是否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