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看理想编辑部
不久前，小红书上流行起一句话：“全网进入大辞职时代。”很多困在格子间里的打工人，看到后都心里一动。
在就业环境愈发动荡的当下，大部分职场人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自己不得不付出更多时间、精力，乃至尊严，去交换五险一金所代表的“稳定”。每到这种时候，辞职就变成了一个充满诱惑的按钮，似乎一键按下，就能终结全部焦虑。
在打工人的想象中，与上班相对的自由职业就像一个乌托邦，承载着无限向往。然而，公众的认知常常添加了太多滤镜。
在社交媒体上，自由职业者的形象总是被描绘为两个极端。要么是打扮光鲜的博主，在五光十色的特效里环游世界；要么是颓丧、低精力、昼夜颠倒的“老鼠人”。
普通的自由职业者如何赚钱？如何平衡收入与消费的欲望？如何看待安全感与不确定性？又如何找到生活中的支点？每个自由职业者的故事都独一无二，我们找到了其中三位，聊了聊自己不曾被精心包装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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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到尾、从内到外、彻彻底底地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
@小易（化名），93年生，不上班4年
媒体文字编辑👉自由职业
离职那天，小易一直在耳机里单曲循环崔健的《金色早晨》。有句歌词是“天空和我的距离，乌云远去”。
那是2022年的一个金色早晨，小易走出公司，看到海棠花开了。北京的春天灰秃秃的，大地裸露着，没有毛茸茸的草，只有凹凸不平的土包，像冒出了好几粒青春痘。两个月后，小易离开了北京。
那时的小易完全没想到，此后四年，她再也没有上过班，而是靠写小说、接散活和存款维持生活。
小易是我在上一份媒体工作中认识的同事。我们的交集只有短短几周，但她的文字足够让人印象深刻。她写《雄狮少年》里的底层人阿娟，拥有舞狮这样无用的梦想。这个梦“绝无可能撼动寒铁一般的命运”，却能带来某个瞬间的高光。这些瞬间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永远属于你，谁也夺不走了”。
这些文字锐利、愤怒、有生命力。笔如其人，阿娟身上藏着小易的影子。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小易“活得挺励志，认准了一个目标，就往里蹦跶”。她从广告学专业毕业后，先去了地产公司，然后跳槽到影视公司，最后进入媒体。从广告策划到文字编辑，她的每个选择都离“靠写字谋生”的梦想更近一步。
但在真正进入内容行业之前，小易一直耻于和人提起这个梦想。那时她二十岁出头，不能接受自己是个平凡人，又时常会感受到自身的局限性，“无知带来的自卑和心高气傲、年轻气盛同时存在”。她害怕把梦想说出来，别人会当个笑话听，“索性闭口不言”。
文字是神圣的，媒体的工作是“dream offer”，小易带着这样的憧憬开始写字后，祛魅来得很快。她要一周生产两到三篇3000字左右的稿件。选题很难找，每天一次的选题会上，她开始无意识地叹气。实在没有感兴趣的选题，就要硬着头皮，“把一句废话写成3000字的笑话”。
耗竭感与日俱增，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彻底模糊，连看剧都不再是纯粹的享受，只是寻找选题的过程。她特别羡慕一个同事，能在周末去滑雪、攀岩，通过运动吸收能量。但小易自己做不到，她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不上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干，只能玩消消乐那种不动脑子的东西”。
当然也有上帝之手降临的时刻。遇到感兴趣的选题，她可以不用考虑起承转合，一挥而就，写出领导跟读者都评价很高的文字。但那样的时刻太少太少，“要一整年的痛苦才能交换五个小时纯粹的快乐”。
漫长的自我拉扯在辞职那刻画上句号。辞职治愈了80%的小易。她把自己比作一个舞台上坏掉的木偶娃娃，在压力到达临界点时，她剪断了束缚自己的线，走下舞台。小易一口气取关大量为找选题而关注的账号，和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同事断联。
辞职带来的另一个转折，是她有了更充足的时间陪伴奶奶。小易有一个弟弟，童年时，爸妈的关注是需要去争取的奖励，奶奶则代表着一视同仁的爱。记忆中的夏天，她躺在屋里午睡，奶奶去野地里摘番茄。太阳很大，窗帘很厚，奶奶用南瓜叶包一捧小番茄，从窗帘缝里把番茄塞到小易手里。
2023年，小易的奶奶因胰腺癌离世。
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小易刚办完婚礼。她取消旅行计划，回重庆老家和奶奶一起住了半个月。医生说奶奶还有半年时间，但小易离开重庆的第二天，奶奶病情恶化，她又买红眼航班赶回老家。看到小易之后，半昏迷的老人突然清醒，和她说：“你又回来了。”那是奶奶跟小易说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回忆起来，小易觉得“不是我陪了奶奶半个月，是奶奶陪了我半个月”。她一直眷恋重庆小镇的大山大水，城市在她眼里“是一张面目模糊的脸”，只有走在乡间，她才不会迷路。但奶奶去世后，她“没有那么爱重庆了”。
她来到丈夫的老家长沙，过着物欲很低的生活。广告公司的前同事会找她做策划，多的时候一单能赚七八千块钱。她还在各个平台写小说，有的被改编成了短剧剧本。
收入大体在0到几千元之间浮动，一旦月薪即将破万时，小易就会如“雪山般化开”，什么也写不出来。她分析，可能是因为“太害怕回到之前的状态里了”。
要是一段时间收入太低，小易动了要找工作的念头，就会重新下载招聘app。她看着软件上密密麻麻的要求，会立刻想起职场上的种种，写小说的斗志再次熊熊燃烧。她正在写一个复仇流的故事。主人公被父母抛弃后，由姐姐养大，然后姐姐遇害，主角为姐复仇。
小说之外，小易的表达欲日益稀薄。愤怒还在，但无需向谁说起。她在过一种“零表演性质的生活”。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也不再为流量起伏焦虑，一个读者的好评就能让她高兴好几个晚上。
钱也是够花的。她不买新衣服，没有人情往来，旅行的欲望基本消失，总归“饿不死”。小易没有买保险，偶尔也想过，万一遇到要用钱的急事，自己没有那么强的抗风险能力。但这终究是“远方的焦虑”，无法催促她做出眼下的改变。归根结底，她“甘心成为一个穷人”。
小易也坦然接受过去职业生涯的失败。她有过成为大记者的职业理想，但“熬不下去了，就接受了”。她说：“当你从头到尾、从内到外、彻彻底底地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时候，你就不是个生瓜蛋子了，你就熟了。”
有朋友评价她的生活“无价值”，但对她而言，价值感并不重要。虚无的时候，她会泡一壶咖啡，坐在阳台上，听楼上楼下传来的声音。
装修的声音是“叽叽叽”的，像一只鸟在筑巢。小易还听到过易拉罐碰撞的声音、人抱着马桶呕吐的声音，以及夜深人静时的嘶吼，“一栋楼里每天都有人在筑巢”。
采访过程中，我问过小易一个很煽情的问题：“如果奶奶还在，她会介意你有没有辞职吗？”她回答我，奶奶不在意工作，奶奶只关心她胖了瘦了、过得好不好，在北京能不能买到重庆口味的菜。
定居长沙后，有天小易抱着重庆的野菜出门，遇到邻居阿姨。阿姨特别热情地和她说：“湘江边上就有野菜，我带你去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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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想要刺激，生活就会给你刺激”
@旭春，94年生，做过十余份工作
电影营销👉演员、电影策展人、收纳师
我和旭春前后聊过两次，相隔2个月时间，他的状态差异不小。这或许是自由职业者的常态，生活中的起起伏伏总会来得更频繁。
高中毕业后，旭春就怀揣着电影梦进入社会打拼。他做过保安、同城快递员、医药销售、电影策展人、演员、伴宠师、收纳师……大大小小十余份工作。目前他生活的主旋律，是策展人、演员和收纳师。
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还是盛夏，旭春人在剧组，拍完一天的戏，又开了两个小时策展会。晚上九点，他准时出现在我的屏幕对面，依然精神饱满。那阵子他的时间规划要精确到30分钟，在拍戏的间隙策展，收纳师这份刚起步的事业也高歌猛进，两个月接了快十个订单。
等到入秋后的第二次对话，旭春有些士气低落。收纳订单量断崖式下降，整个九月只有两单。策展遭遇重重审核，“90%（能落地）的可能性够呛”。倒是有一个演戏的机会找到他，对面是他很欣赏的导演，但那是一部成本很低的文艺片，“有工作不等于能赚到钱”。
当眼前冒出荆棘，想东想西也是人之常情。很偶尔地，他会想起另外一条，自己从未走过的路——第一次分岔路口出现在高考结束后。他放弃了读大学。
高中时的旭春因为转学被同学霸凌，刚好有机构招人去外地学编导，他并不了解什么是电影，但毫不犹豫地报名。在培训班，旭春接触了大量独立电影、导演。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眼前展开，那里似乎没有比较，没有绩效，唯一重要的就是自我表达。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对金钱和攀比的厌倦。高考前，旭春得知有同学家里准备花几十万，让孩子上门槛更低的民办艺术院校。读书一下子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财力比拼，这听起来没劲透了。
他的厌烦由来已久。旭春读小学时家里破产，钱总伴随着负面的记忆，有大人会让孩子“不要跟他玩，他家里很穷的”。金钱、攀比、阶级……这一切都让他想要逃离。少年傲气和现实因素混杂，旭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上大学，直接去拍电影。他那时想着，自己不仅能借此彻底逃离比较，还能省下一大笔学费。
这个决定得到了妈妈的支持，旭春就这样走入社会。他干过体力劳动，做过月薪两万的医药销售，也干了很长时间完全不赚钱的电影放映室。
2019年，第二个分岔路口出现在旭春面前。一部小成本艺术片要开拍，第一次有导演找他演戏，导演之前没拍过剧情长片，其他演员也都是导演的素人朋友。这份工作的前景和钱景都隐在迷雾中，模糊不清。
与此同时，旭春舅舅的工厂刚好在寻觅一个接班人。舅舅许诺了稳定的未来与可观的收入，甚至未必需要他远离热爱——旭春完全可以在赚到第一桶金后，再回到电影行业做点什么。说不动心是假的，事实上，直到最近，他都会偶尔想象“要是当初接手了工厂，那可……”
回到选择的当口，驱动他的其实是恐惧。他害怕自己走到那条代表稳定的路上，害怕“业绩、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变成我的人生准则”，更害怕自己适应了那样的惯性，被舒适的温水煮成一只面目全非的青蛙。旭春说着说着笑了：“你想要刺激，生活就会给你刺激。”
那个向他发出邀约的导演是邱炯炯，那部小成本电影是《椒麻堂会》——豆瓣2023年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电影还拿下了好几个国际大奖，作为演员的旭春也由此被更多人认识。
旭春很喜欢的日本导演三宅唱说过一句话：“到了某个年龄段，生活里一类人走世俗常规道路，肯定有另一类人追逐精神自由、自我放逐。”他本人显然是后者。
生活里的麻烦依然在继续。去年，旭春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低谷之一。赶上影视寒冬，他谈好的几个工作先后黄掉，大半年没有进账，负债不断增加，焦虑如影随形。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不时会以幽魂的形式在梦中降临。
他频频从噩梦中惊醒，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让旭春必须做出改变，好在他从来不缺少改变的勇气和执行力。经朋友介绍，旭春上了收纳师的课程，课程结业后很快开始实践，他在朋友圈吆喝，做视频宣传，一下子接到大量订单。
有别于务虚的电影行业，收纳师要做的事情无比具体，充满人味。他会去到客户家里，实打实地接触对方会用的卫生纸、洗发水、玩偶、老照片……再把这些物品分门别类，整理成最节省空间、适合使用的样子。他真切地读懂了“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收纳事业成为生活新的支点。
波折永远存在，但这一次，旭春成长了。订单减少，他没有像去年那样坠入情绪的深渊，而是已经行动起来。他在做一份收纳师产品介绍书，准备更有针对性地介绍自己的业务，还在同步剪宣传视频。
旭春发现，自由职业者内在的强大不会以工资或职级的形式展现，但那些尝试和历练依然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进入电影行业后，与年少时的想象不同，他看到了太多光鲜与攀比。他也一度相信“钱意味着面子，意味着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意味着你能否被人尊重”。但和年少时一样，旭春不愿意接受那套规则，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旭春知道，一个人很难改写游戏规则，但他至少要“寻求跟别人平等对话的机会”。某种程度上，做策展人、做收纳师，也是他找寻平等的方式。他又笑了：“不管多大的导演，都不一定有我懂整理收纳。”
他走出了那套困扰自己很久的逻辑，不再“抓着伤痛不放”，反反复复在童年打转。钱对他来说，也不再是赢家的勋章，而只是一种手段，可以让他“做更多有价值的事”。
成长也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掌控上。他搭起了一个小型收纳团队，时不时总结和团队其他成员的沟通交流经验；他还给自己买了商业保险，就算是小毛病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大环境令人不安，但这些年积累下的职业技能成为了他的底气。旭春告诉我：“没有绝对的安全，好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是能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生存节奏。”
采访中段，我们聊起去年，他身处低谷时做的一个梦。那时他在健身房，突然低血糖眩晕。昏过去前他非常恐惧，听到教练在耳边大声提醒。但真的沉入梦境时，他变得平静。他发现自己和三两个人一起走在一座长长的桥上，无人交谈，桥陷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尽头。
然后教练一瓶宝矿力灌下去，具体的事物拯救了他，旭春从梦魇中醒来。他继续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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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想象不了小狗的生活”
@轶男，93年生，天津人，从未“正式工作”过
自由动画师
“我很早就确定了，我绝对不想工作”。要追溯轶男这个想法的源头，需要回到她的童年时期。
轶男的父母都是大学生。爸妈很少管她，为数不多的几次，还是她熬夜写作业，爸妈让她“别写了，去睡觉吧”。时间管理也是她自己的事，她要自己安排起床、出门时间，如果快迟到了，爸爸会负责飙车，但不会为此生气、斥责。
在轶男看来，她的家庭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的，而是“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妈妈是轶男记忆中最早的自由职业者，她早早从药剂师的岗位辞职，就算那份工作朝九晚五，事少还离家近，但妈妈想去外面“蹦跶蹦跶”，家人也没有阻碍她的选择。
这和轶男的成长路径相似，在她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没有人告诉她应该做什么，一切都由她自己探索，然后家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小学时，她对动画感兴趣，老姨会买来杂志和光盘；高中时，她想艺考，爸爸陪她到北京找了一间画室，然后就留她自己住在北京，完成学业。
轶男剪着短发，语速很慢，声音柔和。一谈起动画，她的话明显变多，眼里有光。很小的时候，她就在虚拟世界里找到了无比广阔的天地。她不光看动画，还会看宫崎骏、金敏等导演的创作纪录片。通过纪录片，她早就知道创作意味着大量枯燥乏味的重复劳动，但依然怀有兴趣。
后来，轶男顺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动画艺术。在大学里，她接触到更小众的独立动画。一位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的艺术家让她印象深刻，对方会有意识地破坏刻板的美，再在所谓的“丑”中找到新的平衡。
轶男决定去日本深造。她报名语言班，认真准备两年后，考上了东京艺术大学的研究生。在日本，她认识了很多有些“奇形怪状”的朋友，眼前的世界愈发开阔。
她的语言班老师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未婚未育，上课场地就在公园的山坡上；有东艺大的学妹考了油漆工资格，靠刮大白养活自己的艺术梦；也有动画师朋友会不定期去共享咖啡店做咖啡、做料理赚钱；东艺大的老师更是会直接告诉她，“先别考虑现实，专心探索自己的表达”。
周围种种进一步坚定了她不愿上班的念头。轶男想继续无拘无束的动画创作，想要平等的、没有利益纠葛的人际关系，还想有充裕的时间感受生活。幸运的是，她的毕业作品在电影节得了奖，奖金成为她第一笔靠自己赚到的生活费，足够支持她开启对自由职业的探索。
研究生毕业后，轶男没再和父母要过一分钱——这是独立的前提条件。她主动投兼职的简历，询问学姐学长，和其他艺术家交流，慢慢积累出了许多赚钱渠道。
轶男时不时做动画老师，按课时结算收入；她经常接设计单，有甲方很喜欢她“拙拙”的风格；她还会在市集卖手作艺术品……多的时候，一场3到5天的市集，收入可以上万。不过，人流量大的市集，也需要更长时间准备。为了赶工，轶男会熬夜捏制陶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除了收入，另一个自由职业者绕不开的话题是风险。轶男给家里养的猫买了保险，但没给自己买。她有自己的风险计算方式：“抗风险的第一环是自己的健康，自由职业者能让身心更松弛，睡得也更充足，所以我的身体就算有不舒服，也能慢慢调整过来”。
这份信心是慢慢养成的，最初尝试自由职业时，她也担忧过。轶男的焦虑到达顶峰，是刚刚研究生毕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她被隔离在酒店里，恐惧驱使下，一口气投了三份简历。刚点完发送键，她就后悔了，“因为实在不想工作”。
说这些话的时候，小猫刚好跳上工作台，翘着尾巴走来走去。轶男摸着小猫告诉我，每个自由职业者都经历过很恐惧的时期，“就像小猫想象不了做一只小狗是什么样的”。但那个阶段过去后，无论是谁，都会继续具体地活着。
尾声.
对自由职业的摸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几个月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一份报告预计，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群将达到3.2亿人。灵活就业正式从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转变为“重要支柱”。
小易、旭春和轶男踏上这条路的原因截然不同，但慢慢殊途同归。他们都逃离了会消耗自己的环境，对权力关系敬而远之，然后靠自己积攒出应对变化的信心。
当然，自由也是昂贵的，需要被市场认可、能实打实换来金钱的技能，需要降低消费和攀比的欲望，也要用思考填充大段空白的时间，决定自己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一直记得小易提到的一个故事。《西游记》开篇，孙悟空四处寻找菩提祖师，路上遇到一个樵夫。樵夫高唱：“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
那樵夫就住在菩提祖师附近，给孙悟空指路后，悟空拉他一起求仙问道，还许诺报答指路之恩。樵夫回答：“假若我与你去了，却不误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养？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