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PsyCulture&Science ，作者：Fan 等
“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很多中国孩子小时候都听过这样的话。从小学开始，老师、家长和整个社会都在告诉我们：成功靠努力，靠读书。可是走进大学、靠近职场以后，不少年轻人慢慢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985高校学生自嘲为“小镇做题家”，日本有“低欲望社会”，欧美有“安静辞职”。这些说法背后，是不是同一种从相信到失望的心理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带来什么？
2026年10月，根特大学的Shuming F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Oliver P.John和根特大学的Filip De Fruyt在Psychological 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用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的8年追踪数据，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初步的回答。
努力与出身：两套可以并存的信念
心理学和社会学把“成功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和能力”的观念叫作精英主义信念（meritocratic beliefs）。儒家的勤学传统、新教伦理里的工作观、美国教育界推崇的“坚毅”（grit），都在强化这种信念。实证研究也确实发现，尽责性、成长型思维这类个人特质能预测学业和职业上的成就。在中国、韩国、日本这样的儒家文化圈，高考这种高利害的选拔考试，加上对“状元”的公开表彰，让这种信念显得格外突出。
不过，现实中影响成功的不只有努力。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人脉关系，还有运气，同样会起作用。研究者把对这些因素的重视叫作非精英主义信念（nonmeritocratic beliefs）。社会学家Kluegel和Smith早就提出过“双重意识”的概念：一个人完全可以既相信努力有用，也承认出身重要。这两种信念并不是同一把尺子的两端。已有研究也发现，二者之间并不是负相关。
那么，人在成长过程中，这两种信念会怎样变化？以往的横断研究给出了一些线索。儿童到青少年阶段，人们对“努力决定成功”的认同会逐渐上升，到了成年人那里，又会更多地把成就差距归因于结构性因素。这暗示青少年期可能是精英主义信念的高峰，从青春期进入“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Arnett提出的概念，大约18到25岁）时，信念可能会出现转折。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大多比较的是不同年龄的不同人群，没有追踪同一批人在这个关键阶段内的变化。
心理健康的问题也一样没有定论。经典的动机理论（Weiner；Heckhausen等）认为，相信努力有用能维持一个人的控制感和公平感，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可是近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过于理想化的精英主义信念，可能在成年早期带来更大的落差和挫败感。可惜这些研究都只在一个时间点测量了信念，看不到信念本身变化时人的心理状态如何随之变化。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把“青年幻灭”列为全球风险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大约一半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发于这个过渡期。弄清信念变化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因此很有现实意义。
研究过程：同一批人，追踪8年
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是一项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覆盖几乎全国的纵向调查。研究者从中找出了在2012年和2020年都回答过信念问题的一批人，最终样本为524人。2012年他们平均12.1岁，正读小学五年级到初一；2020年平均20.1岁，正处在成年初显期。
为了避免“有没有读完高中”这个因素干扰比较，研究只保留了到2020年已经高中毕业的人。其中212人（40%）在读大学或已获得本科学位，构成大学组。其余312人（60%）构成非大学组，他们当中53%在读高职或专科，38%已经工作，9%在找工作。这个样本有一个特点：约70%来自农村，多数人的母亲学历在初中及以下，2012年家庭人均年收入约9253元，大学组的大多数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正好弥补了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和富裕人群的不足。
测量方面，精英主义信念由两道题组成：个人努力和受教育程度对未来成就有多重要（0到10分）。非精英主义信念原本有五道题，包括家庭社会地位、家庭经济条件、家庭社会关系、天赋和运气。因子分析显示“天赋”一题同时落在精英主义因子上，所以研究者把它剔除了，只保留另外四题。抑郁症状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8条目版（CESD-8）测量，测量时间点是2012、2016、2018和2020年，一共四次。
分析过程比较严谨。研究者先做了跨时间、跨组别的测量不变性检验，确认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对题目的理解基本一致（个别情况只满足部分不变性，论文也如实报告了）。随后，他们用混合设计方差分析和潜变化分数模型检验信念的变化，用交叉滞后模型考察信念和抑郁谁先谁后，再用潜增长曲线模型刻画抑郁从12岁到20岁的轨迹，分析信念变化是否与抑郁上升的斜率有关。缺失数据通过了MCAR检验，并用全信息极大似然法处理。分析代码已在OSF公开，主要结果经过了期刊团队的独立复现。
研究发现：大学生清醒了，也抑郁了
第一，年轻人对努力的信念普遍下降。
从12岁到20岁，两组的精英主义信念都显著下降了：大学组效应量d=−0.56，非大学组d=−0.30。逐题来看，大学组对“个人努力”重要性的评价从8.65降到7.91（d=−0.46），非大学组没有显著变化；两组对“教育”重要性的评价都小幅下降（d约为−0.25）。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下降了，精英主义信念的绝对水平仍然明显高于非精英主义信念。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只是不再认为光靠努力就够了。
第二，大学生明显更看重出身和运气。
大学组的非精英主义信念大幅上升（d=0.72），四个题目全部显著上升，其中“运气”上升最多，从4.16分升到6.03分（d=0.80）。非大学组整体保持稳定（d=0.09），只有对运气的看法略有上升。
一个出乎研究者意料的发现是：12岁时，后来没上大学的孩子本来就比后来上大学的孩子更看重家庭和运气（6.46对5.59）。到20岁时，大学组“追上”了，两组几乎持平（6.51对6.58）。也就是说，这些后来考上大学的孩子，在少年时期可能低估了非个人因素的作用，进入成年后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补充分析还发现，12岁时越不看重非精英因素的孩子，后来越有可能考上大学。
第三，看重出身与抑郁加重显著相关。
在大学组中，非精英主义信念上升得越多，从12岁到20岁的抑郁轨迹就上升得越陡（标准化β=0.30，p=.018），其中“家庭经济条件”（β=0.33）和“运气”（β=0.30）的关联最强。相比之下，精英主义信念的下降与抑郁没有显著关联，非大学组中也没有发现类似关联。换句话说，与情绪代价相伴的并不是“不再相信努力”，而是“开始意识到努力之外的因素”。
交叉滞后分析还显示，大学组里12岁时就更看重家庭地位、人脉和运气的孩子，20岁时抑郁反而更低。这提示早点建立对现实的认识可能有一定缓冲作用。在方向上，从信念到抑郁的关联也比反方向更稳定。
启示：只相信努力是不够的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提醒是：关于成功的信念不是“信或不信努力”这么简单，“努力”和“出身”两种信念各有各的发展轨迹，也各有各的心理后果。年轻人对努力的信念会正常地回落，但不会崩塌。真正和心理代价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原本最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大学生，在进入成年时对结构性因素的突然“觉醒”。作者把这形容为一场情绪上的清算：他们第一次搭上曾经推动社会流动的那台引擎，抱着最大的希望，下了最大的赌注，而这台引擎正在减速。
把这一发现放回全球背景中会更好理解。高等教育扩张导致“文凭通胀”，自动化又在压缩白领岗位。OECD数据显示，25到34岁人群的高等教育收入溢价约为35%，而55到64岁人群约为70%；美国22到27岁本科毕业生的失业率也首次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环境里，“小镇做题家”式的迷茫，未必是年轻人不够坚强，而可能是他们的信念系统在应对现实的变化时付出的心理成本。
研究者由此提出了几点教育方面的启示。首先，学校在表彰尖子生、强化“努力必有回报”的同时，也应该帮助学生更早、更平衡地理解成功背后的多重因素，而不是让他们在成年时独自承受落差。其次，在尽责性和自律之外，外向性、宜人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等社会情感技能，对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职场中建立人际支持、发现机会同样重要。最后，心理健康工作者应当关注大学生在成年过渡期的这种认知转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当然，这项研究也有局限。它揭示的是相关，不是因果，抑郁也可能反过来影响人们怎么看待世界。样本来自单一国家和单一世代，2020年的最后一次测量恰逢新冠疫情，精英主义信念只用两道题测量，信度偏低（α为0.56到0.65）。这些都需要未来的跨文化研究和干预研究来进一步检验。
但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花了十几年告诉孩子“努力就会成功”，有没有花同样多的心思，教他们在发现努力不是全部之后，依然能好好地生活？
参考文献
Fan,S.,John,O.P.,&De Fruyt,F.(2026).Disillusionment with meritocracy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Longitudinal change in belief systems and depression in China.Psychological Science,37(10),671–684.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261479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