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徒步中国 ，作者：小海，原文标题：《18人获救，1位民警坠崖，殃及整个户外圈挨骂！》
2010年12月13日凌晨3点26分，黄山，一名24岁的民警从30多米高的悬崖坠落。
他叫张宁海。几个小时前，他和同事冒雨进山，寻找18名迷路的户外探险者。找到人时，山里只有4℃，被困者浑身湿透，救援队决定立即带他们下撤。张宁海打着手电，在湿滑、狭窄的山路上为大家照明，途中不幸坠崖牺牲。
这18个人里，有10名复旦在校学生、4名校友和4名校外人员。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复旦18驴”。
12月11日凌晨，他们从黄帝源一带的非游览区进山，计划穿越东海大峡谷，从翡翠谷出。没有购票，也没有请当地向导。第二天下午，队伍迷路，天色暗下来，雨越下越大。接到求助后，黄山组织公安、武警、消防和景区工作人员等230多人参与救援。
18人全部获救，张宁海没能回来。
一个年轻人的死亡，已经足够让人难受。紧接着传出的获救者言行，让愤怒有了具体的对象。
有记者在体检现场看到部分获救者谈笑，认为他们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痛。获救人员当天下午返回上海，也被指责为急着离开、缺少感恩。随后，登山协会成员讨论危机公关和协会管理的聊天截屏流传开来，“要学学危机公关”“去利用资源”等措辞，进一步刺激了公众。
当事人后来解释，那是学长安慰承受压力的新人。但在救命恩人刚刚去世的时候，这些讨论已经让公众感到刺耳。
名校学生、违规进山、年轻民警牺牲，再加上被指冷漠的事后表现，几层情绪叠在了一起。公众追问的，已经不只是这群人会不会爬山。
事件到此，在愤怒的声讨中，“驴友”已经不配成为“友”，只剩下“驴子”。
12月17日，两名获救者赴黄山参加张宁海的遗体告别仪式，其余16人参加了复旦校园的同步追思活动。引来最猛烈抨击的“18人集体缺席追悼会”，并不是事实。
但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后来的消息，很难覆盖最初留给公众的印象。很多人记住的，始终是一个警察为他们牺牲，而他们并不在乎。
以前的驴友还被称为“侠士”
在此事之前，“驴友”算得上一个带点羡慕意味的称呼。
能背着大包走很远的路，能在山里过夜，不用旅行社把行程安排妥当。对于习惯了跟团、赶景点的人，这种旅行多少有些自由和独立的吸引力。至于晒黑、吃苦什么的，都是自由的勋章。
这当然不是说早年的户外圈没有事故。2006年，广西大明山赵江一支露营队遭遇山洪，一名年轻女性死亡，这起事故也被称为“中国户外第一案”。随后的一审判决，要求组织者及其他同行者承担合计约21万元的赔偿。AA制能否免除责任，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争论。
但公众认识驴友的渠道，还着眼于他们怎样帮助别人。
2008年9月底，61岁的地理老师任铁生独自到北京门头沟登山后失联。家属通过户外网站求助，当晚就有16名网友赶到，与派出所、消防一起找人，随后参加搜救的驴友继续增加。
这场搜救也暴露了问题：不同队伍协调不畅，对路线判断有分歧，搜索多日仍没有结果。
任老师失踪案，已成为都市传闻
可在这个故事里，驴友首先是一群愿意赶到山里帮忙的人。对他们的批评，主要落在救援怎样组织、怎样提高效率上。
2009年，杭州还在举办中国驴友节，当地体育组织参与主办，这代表“驴友”在当时被官方认可。
同年，一篇以“户外运动安全谁来保障”为题的报道，批评盲目征服自然的心态，同时也讨论组织者能力和管理缺口。
批评早就存在。只是那时，人们还愿意具体讨论这群人缺什么、该学什么。“喜欢往山里跑”和“给社会添麻烦”，尚未被如此牢固地绑在一起。
后来连平安回来都要挨骂
黄山事件过去不到一年，2011年10月，四姑娘山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搜寻。
队伍共14人，包括9名穿越者、4名背夫和1名高山协作。他们登记的是在海子沟露营，实际却走上了已经封闭的海子沟—龙眼—卧龙穿越线。
他们原计划10月6日出山、7日返回成都，却迟迟没有报平安，电话也联系不上。10月9日，随队高山协作的家属向景区求助，当地随后组织多批队伍进山寻找，累计投入上千人次，费用约13万元。
10月12日，队伍自行走出，全员平安。
可这次，平安已不足以让新闻结束。13万的费用，对当时人均月收入不足700块的公众来说，过于刺眼。
于是公众开始追问：谁付钱？
9名违规穿越者被罚款1500元，分摊下来每人约167元。另外，他们支付了3600元，用于山地救援志愿者的食宿和补贴等。
这形成了一个极直观的对照：一边是13万元的搜寻成本，一边是每人不到200元的罚款。要求违规者承担救援费用的声音随之高涨。
它很快和黄山事件一起联系起来，前一件事，是救援者付出了生命；后一件事，是社会花了钱，而当事人承担的代价似乎很小。
2012年12月，三亚又传出两名驴友无视警示牌、进入军事禁区被困的消息。当时的报道还指责获救者装作听不懂中文、缺少悔意。这类故事反复出现，“乱闯禁区”“被救后不知感恩”等等判断，让“驴友”这个词成为一个越来越具体的负面形象。
此后的鳌太事故，则不断加重“明知危险还要去”的印象。2012年至2017年夏，鳌太穿越累计失踪、死亡人数达46人。2018年，当地发布禁穿公告，但违规穿越没有停止。2026年1月，还有5人未经许可穿越，其中3人遇难。
救援人员承担的风险，公众当然有理由愤怒。对于那些为了证明自己、绕过禁令的人，也没有必要替他们找借口。
要求违规者承担成本，也逐渐有了具体的制度安排。2018年7月，黄山有偿救援办法实施。2019年，一名游客未经购票、进入未开放的朱砂峰被困，救援花费累计15227元，其中向当事人追偿3206元，其余公共救援费用由景区承担。
这笔账到底怎么分，可以讨论。
但规定写得清楚：先救援，再追偿。它没有因为一个人做错了事，就取消他被救助的资格。
网上有些声音却走得更远：受困者不值得救，自作自受；连遇难，也是“活该”。
问题是，一桩桩具体的违规，却让“驴友”集体承担。
谁擅闯禁区，谁正常徒步；谁留下垃圾，谁把垃圾背下山，事实远比标题复杂。安全回来的人，也通常没有新闻。公众反复看到的，偏偏就是出事的那部分。
于是，“怎么又是驴友”，渐渐可以代替对整件事的了解。
冒险不再是一个讨喜的词
黄山事件中，一名救援者的死亡，已经足以解释当年的愤怒。
但这份厌恶为什么在后来容易被延续，越来越少得到缓和，恐怕还要放进人们对生活的感受里理解。
经济上行、对未来有信心的时候，人们愿意鼓励冒险，奖赏勇气。一个人暂时离开熟悉的生活，去做没有把握的事，容易被理解为有追求。即使失败，也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当日子变得吃力，大家对风险的感受也就随之变化。收入能不能保住，已经足够让人操心；对于一个主动走进危险的人，旁观者更容易关注他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同样一场救援，有人看到不惜代价地救人，有人首先想到公共资源的支出。尤其当事故伴随着违规，后者的质问很难被一句“探索精神”说服。
这份情绪有现实来处。但它也可能越过具体责任，发展成对一切出格行为的本能反感：好好待着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折腾？
原本需要根据天气、路线和人的能力来判断的事情，最后被压缩成一个要求：别给大家找事。
可“有没有必要”很难由旁观者替别人决定。一种自己看不懂的爱好，不等于一种无意义的生活。公共成本需要有人负责，但如果我们用“不做就不会出事”衡量所有选择，任何带有风险的尝试都可以被一句话否决。
当关于户外探险、乱扔垃圾的争论变得剑拔弩张，“驴友”甚至可以直接成为一句贬低。你还没说清走的是哪条路，对方已经替你归好了类。
话语代表权力。现实中的优势，建立得太慢；语言里的优越感，却可以即时获得。
认定对方是个不懂事的驴友，自己就自然站在了理性、守规矩的一边。这个位置不需要户外知识，也不需要真正参与过一次救援，只需要一句居高临下的评价。
语言成了一种低成本的权力表演，能迅速制造“我高你低”的位置感，不必有实际结果支撑。于是，有些争论争到最后，已经顾不上路线是否开放、当事人究竟做了什么，只剩下谁更有资格教训谁。
在丛林逻辑浓厚的环境里，话语本身，也就成了权力的一部分。
只是一个爱好
回到那18个人，故事其实没有停在2010年的冬天。
2025年，张宁海父母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一个叫“黄山感恩亲友团”的微信群。群里的成员是当年被救的人，他们称两位老人为“爸”“妈”，逢年过节联系，也相约去黄山祭扫。
有获救者在2023年春节后，冒雪从上海赶到安徽太和拜年。还有人连续给老人汇款，最初没有留下姓名，直到老人注销银行卡、对方来问新卡号，才知道钱是谁打来的。
这些行动不能让张宁海回来，也不能消除当年的错误。但如果讨论的是这群人究竟有没有感恩，就不能把后来十多年的生活一笔删掉，只留下最初几天的画面。
同样，我们不能用那些确实做错事的人，解释所有喜欢户外的人。
户外当然有乱扔垃圾的人，有破坏环境的人，也有把劝阻当耳旁风、让救援人员承担额外危险的人。这一小撮人的不良行为，会招来对整个群体的敌意，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偏见。
但理解它怎么来的，不等于它对每个人都公平。
大部分普通爱好者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爱户外，就像有人喜欢骑行，有人喜欢弹琴，有人喜欢打游戏，这只是一个爱好。
户外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确实可能有生命危险，也因此常常关乎勇气和坚持。一个人要学会判断自己能走多远，也要在该回头的时候接受自己的极限。这些体验有价值，不能因为有人鲁莽，就连同它们一起否定。
而且，并不是每个人进山，都想完成什么壮举。
“大自然总是给人安慰，自然提醒着我们，我们是生命这个巨大图景的一部分，我们是季节的一部分，我们是周围所有事物的一部分，有时，仅仅是待在一个苍茫而美丽的地方就能让我们感觉安适和抚慰。对很多人来说，仅仅是待在一个广阔而美丽的地方，就已经足够。”
说到底，一个群体如果连最基本的自我约束都无法形成共识，甚至连对明显违规行为的批判都能被扣上“不尊重自由”的帽子，那么所谓的自由，恐怕也只剩下自我感动。
最讽刺的是，一些人一边享受着规则不完善带来的灰色空间，一边又在不断透支这个空间。也许真正毁掉一个爱好的，未必是外部的管理，而是内部对越界行为的纵容。
当然，这不意味着一刀切就是合理的。但当少数人不断将个人行为的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最终被压缩的，往往是所有人原本可以享有的自由。
自由从来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更不是自己负责快乐，让别人负责后果。
不能因为几个人犯了错，就把所有喜欢山野的人都骂成“驴子”。但户外圈也不能一谈约束，就只剩下一句“不尊重自由”。
一边享受规则不完善留下的空间，一边替明显的越界辩护，只会让更多人相信：除了把山门关上，没有别的办法。
大自然给人的安慰是真的，户外带来的勇气和自由也是真的。正因为这些值得珍惜，我们才更应该对越界说不。替每一次任性辩护，保不住驴友的名声，也留不住大家进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