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已从战略耐心转向威慑升级,以更快更重反击和霍尔木兹等强制杠杆提高美及海湾盟友成本;美以高强度空袭未压服伊朗,反而强化其“克制招致升级”的判断。** **要点** **1. 克制策略终结** 伊朗为避美全面战争而克制,但2018年美退约后质疑渐增,2025至2026年战争后转向威慑升级;美以2026年2至4月空袭未压服伊朗。 **2. 新共识是可信实力与强制杠杆** 伊朗复盘哈尼亚被杀、纳斯鲁拉被暗杀等,认为软弱回应助长美以气焰;新共识是克制无威慑意义,外交须靠霍尔木兹等杠杆,威慑核心是提高美国升级成本。 **3. 决策集中落实最大威慑** 2026年8月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集中战时决策,要求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追求“最大威慑”;扩大攻击范围理论早见于苏莱曼尼,胡塞对沙特已有实践。 **4. 无核应对无限升级未决** 伊朗高层对无核应对美国无限升级未达共识:一派主张核威慑加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派称核武无法消除常规战争,俄罗斯遭袭是例证,拥核代价大。
当战略耐心崩溃
2026-10-29 09:21

当战略耐心崩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伊朗曾经是一个拥有战略耐心的国家,主要通过扶持代理人向外施加影响力,每当轮到自己反击时,德黑兰都以令人失望的军事克制收尾——这一点在2026年2月28日之前曾广受诟病。


然而如今这种“克制策略”已不复存在。


过去八个月的美伊战争期间,伊朗表现出大胆激进的反制风格,宣称任何侵犯自身利益和安全的行为都将面临“更快、更严厉、更痛苦的回应”。


2026年3月,伊朗南帕尔斯气田(全球最大天然气田)遭袭击,紧接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对卡塔尔境内能源综合体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后对南帕尔斯的类似袭击再未发生。


现阶段没人会怀疑,一旦伊朗油气和电力设施遭到美国大规模攻击,它必然会拉着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一起沉没。


之所以发生这种180度的大转变,是因为“克制策略”最核心的目标已经破产,这个目标即避免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


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和以色列在2026年2月至4月的高强度空袭是现阶段能够拿出的“最强硬方案”,既然伊朗顶住了这一波,威慑效应便大大减弱。


伊朗温和派长期认为“克制策略”能够帮助伊朗与美国实现稳定关系,虽然做出了一些战略牺牲,但只要不跟美国开战,从大局看就是合算的。


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开始,伊朗高层便开始质疑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但并未改弦更张。


时任总统鲁哈尼宣布继续遵守协议,与欧洲方面密切沟通,当时鲁哈尼将这种做法描述为“战略耐心”,称伊朗的克制表现是一种审慎行动,而非软弱或恐惧。


直到2019年5月,也就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一年后,伊朗才开始逐步突破协议约束,即便如此,也有意将突破性行为设计成渐进和可逆的,本质上是想把这些行为当成恢复协议的筹码。


与俄罗斯不同,伊朗非常喜欢民主党执政,2020年拜登胜选后德黑兰一度抱有恢复《伊核协议》的乐观预期,只可惜事与愿违。


随着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跟以色列、美国的战争全面爆发,伊朗意识到别无选择,遂由谨慎克制大幅调整为威慑升级。


而美国最严重的误判之一就是假设伊朗仍保持2018年至2025年间的战略思维,比如白宫官员和西方媒体至今仍渲染伊朗文官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发生内斗,似乎还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德黑兰温和派身上。


实际上,当伊朗高层对2024年至今的历次重大事件——哈马斯负责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杀、真主党负责人纳斯鲁拉被暗杀、叙利亚阿萨德外逃、美军“午夜之锤”行动等——做复盘时,他们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即此前软弱的回应助长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气焰。


这些反思在德黑兰内部形成几点“新共识”:


1、没有可信实力作为威慑的克制毫无意义,克制并不能抑制对手行为,反而会招致下一轮升级。


2、外交必须有明显的强制杠杆作为支撑,比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种强制杠杆,“解封海峡”事实上已成为伊朗的重要谈判筹码。


3、威慑的核心是改变对方决策计算,使升级带来的代价超过潜在收益,如果想威慑美国,必须让它相信伊朗有能力和意愿使中东战争长期化、扩大化。


战争期间,伊朗国家电视台频繁邀请高级将领和军事评论员做客演播室,向民众宣贯这些理念。


一位伊朗军事评论员在节目里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当前冲突中增加(美国的)成本,还需要使下一场战争在战略上变得不理性、不可能,迫使对手在发动战争前三思而后行。”


2026年8月,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布了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命,战时决策机制应更加集中,军事、外交、经济和国内安全之间的协调得到加强。


在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的任命令中,穆杰塔巴明确指示追求“最大威慑”,保持“对敌人强有力进攻行动的准备”。


多年来,伊朗内部一直有“克制”与“威慑”两种战略,从政策切换角度讲,其实只需要做简单的人事调整即可,不需要重新探讨一种新学说。


比如扩大攻击范围的理论,早在苏莱曼尼时期就已经形成。


2019年,当时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封锁伊朗石油出口,苏莱曼尼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对我们的任何压力都需要反映在对他人的压力上,如果我们的石油无法出售,其他海湾国家的石油也不会被出售。”


苏莱曼尼还指出了美军基地的两面性:“美国在波斯湾及其周边地区集结的军队和基地,不仅增强了美国的力量,还制造了伊朗可及的目标。”


至于海湾阿拉伯国家,苏莱曼尼以一种鄙视的语气称“那些高楼和玻璃般的地方在大规模战争中将变得异常脆弱”。


从军事角度讲,弱势方并不需要完全匹配对手的火力强度,只需要给对手持续造成难以接受的成本即可,通过有限的反击造成不成比例的政治经济影响。


作为苏莱曼尼曾参与培训的武装力量,也门胡塞堪称把这套理论用到了极致——通过禁止沙特使用红海航路、攻击油气设施并宣布“封锁沙特领空”,给利雅得造成巨大压力。


在领空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小萨勒曼王储推动的任何外交活动及招商引资都将化为泡影。


下图为遭导弹击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彼此袭击机场成为胡塞和沙特的新战争方式,只是沙特境内机场遇袭的代价远高于胡塞控制的萨那与荷台达机场遇袭。


伊朗的这种强硬威慑策略存在一个终极挑战:能否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应对美国的无限升级?


这一问题目前德黑兰高层尚未达成共识。


一种观点认为,核威慑不可或缺,必须作为导弹、无人机、地区代理人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力的有力补充。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起的公开讨论里,有军事评论员称“拥有核威慑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形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那些声称只要拥核就能避免战争的观点大错特错,典型案例就摆在眼前——最大的核武器持有国俄罗斯正不断遭到乌克兰袭击。


这说明核武器的威慑力仅限于阻止对方的核打击或其他极端生存性威胁,它无法消除常规战争。


而尝试拥核势必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军事回应,也会让伊朗的国际外交环境更加孤立,代价极大,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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