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作者：叶克飞
前几天看到两个话题：一个是“长寿之乡都是骗人的”，这话题并不新鲜，二十年前的博客时代，我就用这个标题写过文章。另一个是“城市麦当劳数量和人均预期寿命成正比”，这当然不是指吃麦当劳能延长寿命，而是说麦当劳数量越多的地方，人均预期寿命就越高。
长寿之乡本就是大骗局，它从来不是事实描述，而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和文旅需求。一个地方的人均普遍寿命，与山清水秀几乎没有关系。古代中国的山水比今天任何“长寿乡”都更“原生态”，但哪怕到了拥有番薯玉米等外来高产品种、很难再有大饥荒的清代，人均预期寿命也不过30岁出头。
真正将平均寿命拉上去的，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和文明程度：医疗体系是否健全，商品流通是否充分快速，还有公共服务的质量，“长寿之乡”贩卖的是反智反文明的田园幻觉。
所谓“长寿之乡”，认定标准就是个笑话，也是热衷政绩工程的地方政府最容易钻空子的角落。据载，中国老年学学会的评选条件中，有一条被反复引用的关键注释是每10万人口中百岁老人达到3位即可，“与当地的人均寿命无关”。这意味着一个地方完全可以在整体人均寿命偏低的情况下，凭借“百岁老人分子（分母是十万量级）”获得“长寿之乡”招牌。
这个统计当然是脆弱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两个百岁老人，就能让整个县区得到一个标签。相比之下，2015年，日本每10万人中的百岁老人约为5人，当所谓“长寿之乡”的百岁老人密度门槛远低于一个过亿人口国家的全国均值时，含金量就近乎为零。
更何况，这个统计太容易造假，以各地政府的调性，不造假简直对不起自己。2004年，新华社记者调查了湖北鄂州梁子岛，当地政府对外宣称80岁以上老人43位、百岁老人10位，百岁老人比例位居“全国之首”，以此作为生态旅游区的核心品牌进行开发。结果调查发现，自称105岁的黄朝桂老人说自己生于“癸丑年”，癸丑要么是1913年，要么是1853年，对应年龄91岁或151岁。另一位103岁的龚世云先说自己记不清，后又称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对应年龄129岁。
当时梁子岛每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旅游业取代渔业成为当地第一大产业。虚报年龄不是某个老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基层政府为旅游资源开发而精心炮制的造假行为。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将长寿老人作为政绩宣扬的政治传统，政府和地方官员往往合谋制造“祥瑞”以获取政治利益。比如北宋时期，官员李守忠声称在海南遇到杨姓祖孙三人，其中孙辈81岁，子辈122岁，祖辈更是高达195岁，这显然是扯淡。所谓的“康乾盛世”，皇帝喜欢搞政绩工程，多次召集“千叟宴”，参加者有机会获得丰厚赏赐，所以很多人虚报年龄。
如今这个传统还附加了经济利益，就更提供了造假动力。长寿之乡大部分位于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广西的13个长寿乡有6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的5个长寿乡里有4个贫困县。这些地方缺乏工业项目、税源和可开发品牌资产，“长寿之乡”是少数几乎零门槛、只需修改户籍年龄就能启动的项目。
有意思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同样热衷制造长寿老人的是前苏联。早在1937年，苏联就组织院士学者远征队调查长寿老人。苏联官方和人口学界一直在宣称苏联的某些地区拥有大量的百岁老人，比如当时人口只有350万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就有一万多名9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最长寿的有155岁。但国际学界对此不屑一顾，很多论文和实证都推翻了苏联的说法。
比如有研究报告显示，现有的护照和证件最早是1932年以后出现，而超过120岁的500例长寿老人中没有一位能提供1932年以前的实例文件，而且宣称长寿者多半来自那些高文盲率和最缺乏记录的地区。而且，一战和二战期间，很多男性为了躲避征兵，干脆使用自己父亲的名字，使自己的年龄陡增20至30岁，这种现象在高加索地区尤其普遍，“长寿老人”多也跟这个因素有关。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关键指标，所有“长寿之乡”都处于中国中下游区间。真正的长寿城市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2025年香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83.3岁，女性88.7岁，整体85.77岁，连续十余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上海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5岁，婴儿死亡率2.34‰，孕产妇死亡率1.85/10万，三大健康指标处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同一时期，广西的人均预期寿命约75岁。广西是中国“长寿之乡”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但普通人的平均寿命比一个没有任何“长寿乡”标签的超级城市短了整整十年。
香港和上海靠什么？香港公立医疗体系覆盖全民，每千人医生数量从20世纪初不足1人增长到2.5人以上，2025年医疗卫生经常性开支占GDP的8.5%，人均医疗卫生经常性开支达到3.5万港元。上海依托的是全国密度最高的三甲医院集群、相对最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和高度发达的冷链与商品流通网络，这些才是寿命的“基础设施”。
相比之下，如今不少人旅居巴马，每天早上跑到盘阳河边打水喝，认为这水延年益寿，在科学上不堪一击。有些商家将盘阳河的水包装成“小分子团水”，声称能降血脂、治糖尿病，也是不折不扣的骗局。
相信长寿之乡、相信“山清水秀能长寿”的人，基本也会相信中医，对古医书尤其推崇，但他们却总是忽视那些事实：秦汉婴儿死亡率超过30%，五岁前夭折率近四分之一；乾隆17个儿子中7个活不过8岁；古代产妇死于产后感染和大出血的比例高到使生育成为一道鬼门关。也正是高婴幼儿死亡率，将古人平均寿命压在30岁上下。中国人真正的寿命转折，发生在疫苗、抗生素、剖腹产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出现之后。古人寿命短，不是因为“环境不够干净”，而是“文明不够发达”。
“长寿之乡”的叙事之所以是瞎扯淡，是因为它的逻辑等同于“工业少、收入低、医疗资源稀薄，所以反而活得久”，这在数据和逻辑上都站不住。
反而是“麦当劳指数”靠谱得多。最为长寿的香港，麦当劳密度达到百万人35.4间，同样稳居榜首。按照图表显示，虽然并非绝对，但普遍来说，麦当劳密集的地方确实相对长寿。北上广深都是每百万人拥有15家以上麦当劳，也都位居中国最长寿城市之列。佛山珠海等城市的麦当劳密度都很高，同样是长寿城市。
其实所谓麦当劳指数就是经济指数，是一个看起来粗陋但城市的经济变量。麦当劳的选址决策建立在人口密度、可支配收入、商业活跃度和物流可达性之上。一个麦当劳密集的城市，大概率同时拥有更多的三甲医院、更密集的药店与超市、更快的急救响应时间、更严格的食品安全抽检、更普及的健康宣传和更早发现慢性病的体检渗透率。
贫穷才是长寿的最大敌人。现代人的预期寿命增加，是因为可以从艰苦体力劳动中部分解脱出来，吃饱穿暖并有能力享受医疗服务。
长寿之乡的叙事不但假，还会让人忽视一个社会应有的底线。如果社会热衷告诉人们，要想长寿就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慢生活”，那就意味着政府的公共责任被私人化，医疗体系、分配不均等结构问题被“审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