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CITY来不 ，作者：CITYLAB
178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身在巴黎。据他后来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封讽刺性书信所述，一天清晨，他被一阵巨大的声响吵醒。令他惊讶的是，太阳竟然已经升起了。他由此开始思考：人们有多少白昼时光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却又不得不在晚上熬夜工作。富兰克林感叹道：“仅仅通过利用阳光而非蜡烛照明，巴黎每年就能节省一笔巨款！”
242年后，美国人又将迎来一年两次的时钟调整。富兰克林当年的想法至今仍在延续：春季将时钟拨快一小时，让日常作息更贴合太阳运行的节奏，秋季再将时钟拨回去，以此节省能源。事实上，夏令时政策已通过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部分写入美国法律。
随着能源供应冲击持续推高全球能源价格，现在似乎正是重新审视时钟调整制度的时机。但根据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科琴（Matthew Kotchen）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夏令时对交通和电力使用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占总用电量的比例只有1%至2%，甚至更低”。
从夏令时制度诞生之初，立法者就一直将调整时钟视为节能手段。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夏令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其他国家很快跟进，因为它们“担心自己落后于其他国家，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节省能源”，科琴说。他同时任职于耶鲁大学环境学院。“后来战争结束了，所有国家也都停止了这一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循环再次上演。1966年，夏令时在美国成为法律；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大部分国家也陆续采用了这一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禁运期间，美国甚至曾将全年实行夏令时作为应对能源危机的紧急措施进行试验。
不过，科琴认为，调整时钟能够节省能源这一观念，似乎更多建立在“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想法”之上，而非有数据支持的研究。作为一名学者，他希望改变这一状况，并注意到印第安纳州恰好提供了一个自然形成的实验机会。2006年，一项新法律要求该州所有地区统一调整时钟；在此之前，许多县全年都维持标准时间。2011年，科琴与当时还是博士生的劳拉·格兰特（Laura Grant）发表了一项研究，考察全州实施时钟调整后，居民家庭的用电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科琴和格兰特发现，调整时钟实际上增加了家庭用电量。秋季，能源使用量上升了2%至4%，导致印第安纳州家庭每年额外支付900万美元的电费。
“研究刚发表时，媒体一度掀起热潮，因为这个发现有些违背直觉。”科琴说，“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推行夏令时，理由就是节省能源，但我们的研究发现的却是相反结果。”
科琴解释说，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时代至今，人们使用电力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调整时钟确实减少了印第安纳州家庭用于照明的能源消耗，但这部分节省被供暖和制冷需求的增加抵消了。事实上，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25年的数据，照明如今只占美国家庭用电量的3.4%。
土耳其的另一项现实检验也打破了人们对能源消耗的固有假设。2016年，土耳其取消了时钟调整制度，永久采用夏令时。土耳其电气工程师兼研究人员西南·屈费奥卢（Sinan Küfeoğlu）分析了历史能源使用和电价数据，并将其与气象因素进行比较，以评估这一政策的影响。
“我进行了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夏令时政策带来的影响非常微小，以至于我们无法测量，也无法观察到。”他说，“即使它对电力消耗有任何影响，这种影响是否真实存在都值得怀疑。”相比调整时钟，天气和电价等因素对能源使用的影响更大。屈费奥卢及其合著者也指出，他们的研究结论未必适用于纬度与土耳其差异很大的国家。
2026年10月25日，英国将时钟拨回一小时，重新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GMT）。有关研究指出，全年维持同一个时区还涉及另一项能源考量：如果全年采用夏令时，冬季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需求可能下降，从而节省成本。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回归模型和英国国家电网数据，估算了2001年至2008年冬季日落时间推迟一小时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延长夏令时可以降低用电高峰时段的需求。主要作者之一伊丽莎白·加恩西（Elizabeth Garnsey）表示，如今她对为这项理论分析给出具体数字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已经使当年的数据过时。
科琴目前正在开展一项新研究，使用的数据规模远超此前针对印第安纳州的研究：他将考察美国本土48州电网中的各个电力节点。科琴与耶鲁大学博士生布兰特·沃克（Brant Walker）以及其他几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分析每小时的电力负荷，并整合全美各地交通监测设备的数据，通过统计模型估算调整时钟对能源使用的影响。科琴表示，由于不同地区的日落时间各不相同，关键在于比较任何给定时钟时间与太阳时间下的能源使用情况，并考察如果将时钟调整为与太阳时间同步，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中，但科琴分享了初步发现：从美国整体来看，“总体影响将非常小”。他指出，在美国某些地区，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具体取决于当地在时区中的位置、所处的南北纬度，以及地区特征，例如当地是农村还是城市。不过，科琴认为，这项研究至少说明了一点：“或许我们不必过于纠结夏令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节省能源，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一样。”
一些立法者已经借鉴科琴的观点，为调整相关政策提出理由。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援引科学研究，指出夏令时并未带来能源节省，并据此呼吁欧盟终止调整时钟的做法。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也指出：“夏令时最初的设想是减少能源消耗”，但“如今的数据表明，夏令时带来的节能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
总体而言，美国国会目前有关将夏令时永久化的法案，其讨论焦点已经明显不再集中于能源问题。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玛德琳·迪恩（Madeleine Dean）反对这项法案时抱怨说：“本届国会唯一一次关于时区的听证会，讨论的重点竟然是旅游业和高尔夫球场。”迪恩没有把重点放在能源使用问题上，而是指出，美国曾在1974年试行全年实行夏令时，但这项政策当时极不受欢迎。试行第一周内，家长们就开始担心孩子必须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上学。一名校车司机告诉《纽约时报》，他看到“母亲们拿着蜡烛，陪着孩子们走路上学”。当地新闻媒体还报道了几起清晨发生的交通事故，遇难者是上学途中的儿童。除此之外，许多人也质疑，这项措施究竟能否节省能源。
在支持所谓《阳光保护法案》（Sunshine Protection Act）时，克鲁兹则指出，调整时钟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影响，值得纳入考量——从睡眠受到干扰，到高尔夫球场收入减少。
事实上，无论是每年两次调整时钟，还是永久采用夏令时，都会带来一系列与能源无关的影响。研究表明，调整时钟可能损害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增加致命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甚至削弱一个国家的汇率。
所有这些都让科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或许，我们思考是否应该调整时钟时，不应该只看这是不是一项好的或坏的能源政策。”相反，立法者可以选择“人们真正喜欢的政策，或者能够基于能源以外的理由为社会带来益处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