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一个猛然凸显的新刚需》
讨论消费疲软，常见的解释是收入增速放缓、消费信心不足、房价预期逆转。这些都有道理，但都停留在症状层面。
如果把视线拉长到消费结构变迁的视野中，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消费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顺序的：温饱和日用品的刚性消费（第一阶段）→耐用必需品的改善性消费（第二阶段）→提高生活品质的弹性消费（第三阶段）。前两个阶段消费的共同特征是刚性，而第三个阶段需求的一个突出特征则是弹性。
目前我国的消费就是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跃迁的关口，而这种跃迁的前提，就是生计上的确定性。弹性消费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有信心前提下的消费。一个人只有在确信未来的收入或生计大体上是有保障的的时候，才敢把手里的钱用在提高生活品质的弹性消费上。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的不确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生计不确定性陡然上升（见《孙立平｜生计确定性消失：AI对我们的最大现实冲击》）。结果，形成的一种局面就是：与弹性消费恰成零和关系的防御型储蓄，猛然间凸显成为一种新的刚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几组数据，就知道我们的消费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
按照狭义的居民储蓄的口径，到2026年9月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为175.30万亿元。除储蓄之外，还有股票36万亿、公募基金约20万亿、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40万亿、保险准备金约30万亿。也就是说，居民持有的所有金融资产的总和大约为312万亿。
别的不说，我们只说储蓄，175.30万亿元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2025年全年GDP的12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而且是唯一显著超过GDP100%的主要经济体。在其他高储蓄国家中，卡塔尔约为66.3%，新加坡约为47.5%，日本约为28.8%。而作为高消费国家的美国，只有18%。
居民储蓄总额超过一年GDP，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
但仅仅总数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接着再看两组数据，一个储蓄猛然增长的情况，一个是储蓄的动机与意愿。
我们先看规模端。下面是住户存款余额的变化情况：2019年末：82.14万亿元；2020年末：93.44万亿元；2021年末：103.24万亿元；2022年末：121.17万亿元；2023年末：137.88万亿元；2024年末：152.25万亿元；2025年末：167.04万亿元。从2019年末的82万亿到2025年末的167万亿，六年间余额翻了一倍。
接着再看意愿端。根据央行城镇储户季度调查，倾向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的年度数据是，2019年二季度：45.4%；2020年一季度：53.0%；2021年四季度：51.8%；2022年四季度：61.8%；2023年一季度：58.0%；2024年三季度：64.0%；2025年三季度：62.3%；2025年四季度：62.9%。也就是说，倾向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在2019年为45%左右，近年已经稳定在62%以上，储蓄意愿的中枢上移了约17个百分点，且高位持续时间已超过三年。
将规模端和意愿端两组指标并置起，至少可以看到如下两点：第一，在意愿端从45%抬升至62%以上的同时，规模端在同期翻倍。第二，意愿的抬升先于规模的加速扩张。
接着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无论从意愿端还是从规模端来看，这几年都具有陡然上升的特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有关调查来看，最主要的下面的三个原因。
第一，经济低迷下的收入预期走弱。有关数据表明，储蓄的动机主要是防御而不是节俭。在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另外的一项调查则显示，52%的受访者选择更多储蓄，首要目的就是预防收入减少以及应对养老、医疗等未来支出。
第二，技术替代引起的焦虑效应。一项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微观主体受机器替代人的影响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储蓄平均增加21.45%。其传导路径是：AI冲击→抑制风险承担意愿、削弱未来预期、减少社会保障参与→预防性储蓄动机被系统性强化。
第三，寿命延长与养老负担引出的刚性储蓄需求。有研究表明，预期寿命每延长1年，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会提高约3.7%。其核心逻辑是退休后存活时间变长，工作期间必须为更长的“无收入阶段”预存更多资源。而养老保障的替代率缺口更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动机。有数据表明，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已从2010年的近60%降至近年约40%，远低于维持退休生活水准所需的70%。有关实证研究指出，养老金替代率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