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作者：郜晓文(译)
【导读】在共和党失去国会控制权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华盛顿权力最重的职位之一”、白宫幕僚长，交给了一位鼓吹“世界铁律”——即实力、武力和权力主宰现实世界的强硬派人物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特朗普此举被广泛解读为一次“加倍下注”式的选择，预示其第二任期最后阶段的外交政策将更加依赖总统行政权与军事硬实力，而非寻求国会妥协。
长久以来，很多政治评论家将现实主义简单等同于崇尚武力、不择手段争夺权力，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话语恰好迎合了这一简化误解。米勒曾公开宣称世界由实力、武力与权力支配，特朗普政府以“灵活现实主义”为政策标签，频繁在全球动用军事手段：袭击加勒比海域船只、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封锁古巴、军事打击伊朗，甚至向加拿大、丹麦等传统盟友发出威胁。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近日撰文澄清，这套政策看似承袭现实主义，实则是对摩根索思想的根本性误读。摩根索从不否认权力竞争是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但他坚决反对将权力本身当作终极目标。在摩根索的理论中，权力仅仅是实现超越性道德价值的工具。真正的大国影响力，建立在他国认同与接纳之上，也就是依靠“同意”（consent）而非单纯胁迫；动辄诉诸武力，恰恰是政治影响力失效的标志，是政治权力的退让与失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对外冒险，落入摩根索警示的陷阱：脱离道德与规范约束的权力政治，必然腐蚀和掏空权力的根基，终将国家引向灾难。
文章梳理了摩根索从青年遭遇反犹迫害、流亡欧洲，到在美国建立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反思越南战争的完整思想历程，最终落脚于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反思。厘清一个长期的思想误区：摩根索式现实主义绝非强权至上、武力崇拜的粗鄙权力政治，权力使用与道德约束、价值目标本就是一体两面。作者借摩根索的理论框架，批评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寄望中期选举后国会约束行政当局、矫正外交航向，重回审慎的古典现实主义。
本文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2026年11月6日，题目为《权力的真正含义：现实主义之父能教给特朗普什么》（“The True Meaning of Power：What the Godfather of Realism Can Teach Trump”）。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52期总第332期
米勒上位白宫幕僚长之际，
为何重读摩根索的“权力训诫”？
“国际政治与所有政治一样，本质上皆是争夺权力的斗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芝加哥的书桌前写下此句时，正值冷战肇始之际，彼时美国与苏联正开始一场无休止的全球主导权竞争。摩根索最终完成的《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一书，旋即成为美国最广泛采用的外交关系教科书；并构建了一套名为“现实主义”（realism）的思想框架，指引了此后数代学者和政策制定者。
摩根索这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出版已近八十载，世事变迁良多，但其基本原理（fundamentals）却依旧未变。在摩根索看来，驱动权力争夺的人性亘古如常。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彼此角逐影响力。大国持续左右着历史走向。当今世界的诸多事态，似乎都在印证摩根索的论断：俄罗斯试图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寻求在东亚的影响力，美国在西半球复活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凡此种种，都表明国家利益相对于道德愿景和国际规范的持久优先性。
在许多人看来，摩根索的全部贡献，仅仅在于他指出权力是国家行为的关键决定因素。但这种解读忽略了他的一项核心洞见：即便人类有最大化权力的倾向，人类同时也是道德的存在，会主动寻求约束自身的权力。摩根索的著作展现出权力与道德的辩证关系(dialetic)——这两个看似无法相容的概念，是他毕生调和的对象。他非但没有将权力浪漫化，反而清醒地认识到驯服（tamp）权力的必要性。
摩根索是逃离纳粹德国的移民，受惠于美国才得以保全性命，他为美国同胞留下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他一方面敦促美国在关键区域维持有利的权力均势，以此捍卫自身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又恳切呼吁（implore）美国审慎运用手中的权力。在摩根索看来，唯有美国兼具能力与意志，去捍卫那些超越性价值（transcendent values），而他坚信权力本就应当服务于这些价值。他致力于维护美国的权力，以此制衡他亲身经历过的暴力与偏见。但他同时担忧，美国的过度扩张（overreach）会掏空这一权力赖以存续的根基。在摩根索眼中，这对全人类而言将是一场悲剧。
或许，没有哪一届政府比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更严重地误读了摩根索。其官员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动用武力，从伊朗到、委内瑞拉到加勒比地区；与此同时，他们对战争罪行的指控置之不理，还向长期盟友发出威胁。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现任白宫幕僚长）便是这套特朗普式的世界观的典型代表：今年1月份提出所谓的“世界铁律”（iron laws of the world），声称这个世界“由实力主宰”、“由武力主宰”、“由权力主宰”。
一些分析人士也错误地将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溯源至现实主义理论。例如，《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曾刊发一篇长文，标题为《为特朗普侵略开空白支票的理论》。这种误读的出现并不难理解，因为特朗普政府一再宣称其行动以“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为基础。
然而，任何解读现实主义时忽略摩根索理论的道德维度，都是错误且危险的。当美国约束自身权力、恪守国际规范、征询盟友和伙伴意见，并运用其实力追求超越性价值时，各国会更愿意接受(palateble)美国的影响力，而这也助于维持这种影响力。但倘若华盛顿的行动脱离这些约束，其他国家将不再认可美国的特权（prerogative），世界也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回归现实主义的思想根基——那位将这一思想传统引入美国的奠基人，至关重要。倘若摩根索亲眼目睹今天美国所处的历史时刻，他定会得出这样的判断：这个国家过度吸取（overlearn）了他关于权力重要性的教诲，错误地将权力直接等同于武力使用。他会认为，有必要重拾道德议题，为权力行使重建规范性约束。同时，他会警示：那些对外纠葛（entanglements）会侵蚀美国民主，而民主恰恰是美国权力的源头。这些启示将帮助美国在大国竞争加剧时代行稳致远；在这个时代，容错空间极窄，误判的代价可能是灾难性的。
▍走出欧洲（OUT OF EUROPE）
1904年冬，摩根索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已完成文化同化（assimilated）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的父亲路德维希（Ludwig）性格保守、行事专断，将这个独子抚养成人，从小就向他灌输尊崇君主制、为祖国成就深感自豪的观念。摩根索的童年本可能就这样过去：在一个安稳自信（self-assured）的资产阶级社群里，做一个性格腼腆、早慧过人（precocious）的男孩。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以及随之而起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浪潮，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1922年，摩根索作为一名高中优等生，被选中在一场公共典礼上向同学与邻里致辞，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同名创立者（namesake）。他刚开口讲话，就发现台下不少人背过身去，还有人对他这个“臭犹太人”（stinking Jew）捂起了鼻子。摩根索坚持完成了致辞，但当他离开广场时，同班同学对他大肆辱骂反犹污言，还朝他吐口水。仅仅数月之后，希特勒带着数百名冲锋队（storm troopers）成员来到摩根索的家乡科堡（Coburg），当众殴打抗议民众，而一旁的警察全程冷眼旁观。不久，科堡就落得个不光彩的名头——德国第一个选举纳粹掌权的城镇。
摩根索离开科堡时，原本期望成为作家或诗人，但德国的恶性通胀摧毁了他家的经济状况，他不得不转向法律领域。在左翼劳工法领军学者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门下见习期间，他亲眼目睹保守派法官不断侵蚀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的根基，甚至庇护那些意图摧毁共和国的人。摩根索后来在他的思想自传中回顾这段经历，称这让他得出结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不同法律解释本身的优劣，而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
随着德国犹太人的生存处境持续恶化（deteriorate），他逃往日内瓦（Geneva）讲授法律。可惜瑞士（Switzerland）依旧不够遥远；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当地学生开始集体抵制（boycott）他的课程，理由是他们不愿从一个犹太人那里学习德国法律。随后他在马德里（Madrid）谋得教职，却又因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被迫流离失所，在欧洲各地辗转漂泊，最终于1937年身无分文，以难民身份抵达纽约（New York）。近距离目睹法西斯崛起的摩根索，十分震惊地发现：如此众多的美国人笃信人性本善、和平是人类的常态、历史是一个进步的故事。
在纽约短暂停留，之后迁居堪萨斯城（Kansas City），这段日子里，摩根索眼看着纳粹德国重整军备、吞并奥地利（Austria）、入侵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内心愈发警觉。他坚信，正是对人性缺乏认知，西方民主国家才盲目迷信国际法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选择了阻力最小的绥靖（appeasement）路线，一味地对希特勒妥协退让，径直坠入了道德的深渊。
1940年法国沦陷的消息传来，摩根索深受震动，随即着手撰写自己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批判美国社会的普遍迷思。彼时美国人笃信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解释社会世界，纯粹依靠理性的力量终将消弭冲突。1946年《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Scientific Man vs.Power Politics）正式出版，他在书中直指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误读了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乃至理性自身的本质。人类除了理性需求之外，还拥有无法单凭理性消解的非理性冲动。人“对权力的渴求（lust），唯有在他变得像上帝之时才会得到满足”。国家如同人类个体一样，追求最大化对他国的支配权力，冲突由此不可避免。
《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出版后收到了灾难性的评论，摩根索后来回忆说，这本书让当时的人们震惊不已。他随即改变了论述方式，面向美国读者量身定制（tailor）自己的思想，并包装成一本契合他们实用主义倾向的教科书。他希望这本新书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思考方式的一场进化，他曾在私人信件中写道，这本书和此前同类著作的差别，“如同汽车之于马车”。两年后，《国家间政治》问世，他达成了这一目标。摩根索在书中强调，争夺权力的斗争无法逃避。所有国家都寻求保持、增强或展示权力。裁军（Disarmament）、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国际法，都无法遏制这种争夺。唯有权力平衡，才能阻止各国试图推翻现有国际秩序。权力只能被制衡性的（countervailing）权力所驯服。
▍野蛮与文明（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不难理解为何许多人将摩根索误读为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鼓吹者，视其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俾斯麦（Bismarck）之类的后继者。毕竟，他将权力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但他从未美化（romanticize）权力。正如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是一名民族国家与权力的分析者，并且一再强调它们的负面道德意涵（connotation）。”摩根索个人与权力的遭遇教他明白，无节制地（unbridled）追逐权力终将招致灾难。他深知，必须依靠规范与道德的约束，才能将权力竞争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文明社会的任务，就是节制（temper）权力冲动，并将其引导至对社会有益的轨道。”
事实上，相比那些低估权力重要性的人，摩根索更加无法容忍那些无法调和权力与道德的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普世主义与理想主义虽是摩根索经常批判的对象，但他依然认为威尔逊远好于一个纯粹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威尔逊的失败，至少是伟大的失败，是愿景过于宏大带来的失败。而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epigones），连这样的评价都配不上。”他同样批评英国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卡尔的道德相对主义，促使他主张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摩根索写道，卡尔缺少一种“超越性视角，借以审视政治图景、评判权力现象”。尽管二人都被视作现实主义的核心（pivotal）思想家，但摩根索言辞尖锐地评价卡尔：做马基雅维利已是一件危险之事；而做一个没有德性（virtù）的马基雅维利，则是一场灾难——也就是说，在毫无技艺与判断力的情况下操弄权力政治，终将走向自我毁灭（ruinous）。
在《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对这类领导人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既颂扬权力斗争，又拒绝为自己行使权力设置任何边界。他提出：“那些将权力欲望与权力斗争奉为支柱（mainstay）的哲学与政治体系，最终都被证明是软弱无力且走向自我毁灭的。”同时他强调，存在能够维持秩序、缓和权力斗争的共同道德准则。他注意到，纵观历史，人类始终坚持以伦理标尺审视政治行为。当这类约束生效时，国家不会穷尽自身力量为所欲为；曾经司空见惯的做法，比如刺杀敌国的领导人、为削弱对方力量而大规模屠杀其平民，都将背负污名、为人所唾弃（stigmatized）。摩根索总结道：“真正的变量是文明的影响力。文明让那些原本看似可取、可行的行为在伦理层面遭到谴责，因而在正常情况下无法付诸实施。”
然而，在二战刚刚结束之时，他认为，对权力争夺的约束，已经降到近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的最低点。希特勒妄图灭绝一个民族，轴心国(the Axis)与同盟国(the Allied)双方都曾无差别（indiscriminately）轰炸城市。摩根索虽然认为，同盟国为击败一个实施种族灭绝(genocidal)的政权而采取这类行动，在道德上具备正当性，但他依然担忧，权力争夺正走向毫无边界的状态。在核时代，如果不能重建这些道德屏障，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
▍正义之战(THE GOOD FIGHT)
摩根索强硬务实（hard-nosed）的形象，长久以来掩盖了其现实主义中的道德内核。他明确（unequivocal）主张，权力只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借助政治这一载体，去实现道德价值”。他认识到，单纯为权力而追求权力最大化，既具破坏性，也毫无意义。他提出：“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必须服务于某种超越性目标；正是这一目标，赋予其外交政策日常运作以意义。”在他看来，古希腊与罗马之所以被后世铭记，是因为它们的权力承载了超越帝国存续（outlive）本身的价值：雅典的民主与哲学，罗马的法律与共和政体。
摩根索在芝加哥融入（assimilate）当地社会、养家糊口，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将美国视作这一文明传统的继承者。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其力量的来源，在于本国的民主与公民生活。一种现实主义路径——在海外审慎运用权力的现实主义——最适合守护美国本土的这套民主试验，让美国人得以在自由与安全之中生活，同时为其他国家提供可供效法（emulate）的范本。换言之，美国的权力必须锚定价值目标；美国承担这一使命，应当是“如一盏明灯吸引异乡人，而非一团烈焰席卷全世界”。这并不只是一位冷静学者的客观论断。在其他国家都拒绝接纳他的时候，是美国收留了摩根索；在这里，像他一样的移民有机会跻身各自领域的顶尖行列。
到20世纪60年代，摩根索意识到美国的权力面临自身制造的威胁。他开始对美国干预越南（Vietnam）事务产生深重疑虑（misgivings），早在1961年他就发出警示：这场干预可能会陷入泥潭（quagmire），让人联想到（reminiscent）法国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战争。两年之后，南越政府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摩根索力主美国撤出。他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提出反对意见：即便共产党接管越南，也不会改变亚洲的均势，由此否定了多米诺骨牌（domino）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共产主义一旦在某个地区站稳脚跟，就会势不可挡地向外蔓延。摩根索同时认识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monolithic），他相信胡志明（Ho Chi Minh）可以像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那样，领导一个不结盟（nonaligned）国家。在他眼中，这场冲突其实是一场内战；他担忧美国执意维持的现状，恰恰是动荡的根源。
此后几届政美国政府都没有听取（heed）摩根索的警示，反而让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越陷越深。他开始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盗用（misappropriation）他的权力理论感到不满，并以新的热情和活力投身公共辩论。1965年6月，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一场座无虚席的集会上，他警示：游击战（guerrilla war）若要取胜，只能通过无差别屠杀南越民众，而这会撕裂美国的道德根基（moral fiber）。当月晚些时候，摩根索在全国电视节目上与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展开辩论。他开场便以道德义愤（outrage）直言：“从道德、军事、政治以及普遍的思想层面，我反对当前我们在越南的政策。”
摩根索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最大的风险，是“指向我们自身、我们在世界的使命、我们作为一个独特（distinct）国家而存在构成的风险”。他痛惜（lament）道：“这里本是受压迫者（the downtrodden）与被奴役者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全世界心怀善意的人们都将它视作光辉典范。而如今，它却将自身的挫败感，发泄为（reliev）盲目的意识形态怒火，向一群无助的民众施以无目的的毁灭。”在摩根索看来，越南战争腐蚀了赋予美国权力以意义的根本目标。
▍被挥霍的文明遗产（SQUANDERED INHERITANCE）
越南战争证实（valida）了摩根索的观点：脱离（untether）道德考量的权力，终将走向过度扩张。这场战争证明，自我约束符合美国利益，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免灾难。更为根本的是，越战表明海外的冒险政策会产生反噬（boomerang）效果，削弱美国的民主与社会凝聚力，并最终损害本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
摩根索的这些洞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的对外政策记录中，得到了鲜明印证（sharp relief）。其官员视道德问题为代价高昂的多余表演（sideshow），认为这是头脑糊涂（woolly-minded）的理想主义者关心的事（remit），这种人并不懂得世界运行的法则。白宫屡次诉诸武力：在加勒比海（Caribbean）袭击船只、抓捕委内瑞拉（Venezuelan）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封锁古巴（Cuba），以及对伊朗（Iran）发动军事打击。它甚至还威胁对加拿大（Canada）和丹麦（Denmark）这两个美国长期盟友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民主已不再是“吸引异乡人的明灯”，而正在快速沦为一则警示性的故事（cautionary tale）。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攻击司法、媒体与高校，侵蚀了美国权力的根基。它肆无忌惮地推倒（bulldoze）所有对其行政令（writ）的制衡机制。它对国内建制的冲击与激进的对外政策彼此交织（intertwined）：政府不仅没有就对伊朗的战争寻求国会授权，甚至在发起打击前，都拒绝向美国民众陈述理由。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以“一直决定全球权力的铁律”为依据，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摩根索不会承认这是现实主义。他主张，优势权力不赋予道德或法律上的权利（right），以其物理能力所及为所欲为。与之相反，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不使用其掌握的权力就是在浪费它。摩根索对卡尔（Carr）的评判（verdict）同样适用于特朗普：他是一个“没有德性（virtua）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玩弄权力政治却缺乏判断力，终将国家引致灾难。
摩根索会指出，特朗普政府完全误解了权力的本意，权力并不等同于军事力量，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关系。摩根索坚持，真正的权力在于依靠他国的同意（consent）来施加影响的能力，而非依靠胁迫（coercion）。以此观之，动用武力恰恰是政治权力的放弃（abdication），而非权力的巅峰（culmination）体现。特朗普政府的好战（belligerence）暴露了其自身的虚弱：它在全球各地采取的侵略行动，恰恰承认自己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影响事态走向。
尽管摩根索在俾斯麦（Bismarck）的治国术（statecraft）中长大，但他最终最推崇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远超其他所有政治家，甚至在晚年打算写一本关于林肯的书。在摩根索眼中，林肯是一位罕见的领袖，他从未被权力控制（possess），而是控制权力，并最终使其从属于超越性价值之下。今天，正如越南战争高潮时期，摩根索会将恢复道德和伦理的正当（rightful）位置视为自己的使命，并强调权力推动世界走向正义的必要性。
美国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目标；除非重新找回它，否则那些零散的（discrete）外交政策成功都无关紧要（irrelevant）。正如摩根索写道：倘若一个国家失去灵魂，那么所有胜利，仅仅是“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走向衰亡史中的注脚（footnotes）而已”。
作者介绍：
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是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著有即将出版的《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与美国权力的目的》一书。
（译者系资深媒体人，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兼及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