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从贫困移民少年成长为英伟达创始人,靠GPU与CUDA押中AI浪潮登顶全球市值第一,却因承认对妻不忠于2026年辞任,暴露“美国梦”的天花板。** **要点** **1. 寄宿学校经历锻造抗压品格** 9岁赴美被送入肯塔基贫困区的感化学校,扫厕所、遭霸凌,却与17岁室友交易:他教识字,对方带锻炼。 **2. 世嘉救命钱让英伟达免于破产** NV1失败后,1996年现金只够发30天工资;黄仁勋向世嘉坦白,500万美元尾款被改为股权投资,助RIVA 128翻身。 **3. CUDA豪赌奠定AI算力霸权** 2006年起强推CUDA,六年少客户、金融危机股价跌70%仍不减预算;AlexNet与ChatGPT先后引爆需求,英伟达市值最高达5.8万亿美元。 **4. 辞职揭示“美国梦”的天花板** 2026年他承认对妻不忠并辞去CEO,结束33年掌舵;超13万人请愿回归。亚裔一旦触及美国核心科技与安全利益,仍可能遭遇额外审视。
黄仁勋:一个移民少年的“美国梦”
2026-11-16 10:40

黄仁勋:一个移民少年的“美国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作者:馒头大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黄仁勋5岁前的时光,是在中国的台湾度过的。


他们家的祖籍是浙江省的青田。黄仁勋的父亲黄兴泰毕业于成功大学化学工程系,是美国开利空调公司(Carrier)台湾分部的一名工程师,母亲罗采秀做过小学老师。


黄仁勋5岁那年,父亲黄兴泰因为工作调动,带着全家迁往泰国曼谷。


但黄兴泰并不认为曼谷是他们的长居之地。


因为黄兴泰曾被派往美国参加公司培训。那次短暂的美国之行让黄兴泰受到了极大的震撼——20世纪60年代末的曼哈顿,摩天大楼高耸入云,家用电器琳琅满目,整个国家散发着一种蓬勃向上的工业气息。


回来之后,黄兴泰和妻子罗采秀商议: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两个儿子去美国受教育。


1973年,泰国爆发了“10月14日事件”,50万示威游行的学生和民众与军警爆发流血冲突,政局动荡。黄兴泰夫妇觉得,正好两个儿子也到了读书的关键时期,不能再等了。


但那时候夫妇俩人并没有美国的移民签证,也没有足够的积蓄,情急之下,母亲罗采秀想起了刚刚移民美国华盛顿州的舅舅,便托舅舅去打听:


有没有那种既包吃包住、学费又便宜的寄宿学校?


不久之后,舅舅发来了回信,还真找到了:


那是一家位于肯塔基州奥奈达小镇的学校——奥奈达浸信会学院(Oneida Baptist Institute)。


名字听起来,像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贵族宗教私塾。


关键是,学费可免!


于是,1973年底,9岁的黄仁勋和10岁的哥哥,揣着父母给的一笔钱,登上了跨越太平洋的飞机。


下飞机后,几经辗转,他们被一辆破旧的长途大巴拉到了肯塔基州的深山老林里。


当兄弟俩拖着行李箱走进那所奥奈达浸信会学院的大门时,他们才发现:


要么舅舅骗了他们家,要么舅舅自己也被骗了。


二


黄仁勋他们要读的,是一所一言难尽的学校。


奥奈达浸信会学院所在的肯塔基州克莱县,当时全县有 55.6% 的家庭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仅约1132美元——在全美3000多个县中稳居最贫困的1%行列。


黄仁勋的爸爸当时看到的是繁华的纽约,他可能以为美国到处都是这样的城市。


而奥奈达浸信会学院也不是什么普通的学校,它是一所愿意接收全美各地“问题少年”的乡村基督教感化寄宿学校。


因为学校免收一些贫困生学费,所以会要求一些学生半工半读,这里聚集了大量被公立学校开除、无家可归或者父母正在服刑的所谓“野孩子”。


如今的奥奈达浸信会学院


刚满10岁的哥哥黄仁昭进校后被分到了农场干活;而9岁的黄仁勋因为年纪太小,还进不了这所学校,先进了奥奈达小学——两个学校的男生宿舍是共用的。


当然,进小学也要干活。黄仁勋每天放学后,要负责打扫男生宿舍楼的公共厕所。


而比起每天扫厕所,更困扰9岁黄仁勋的,是他的室友:


那是一个17岁的高年级白人少年——其实也可以叫青年了。这位青年一上来就骄傲地向黄仁勋展示了自己的勋章:身上的刀疤——那是他来学校之前在街头斗殴时留下的。


而更让黄仁勋兄弟感到心悸的是,学校里的很多男孩,兜里都会揣一样东西:小刀。每天到了晚上,宿舍走廊里经常会打成一片。


可想而知,一个既不会说流利英语、又瘦小单薄的外来亚裔小孩——这所学校之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人——黄仁勋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被霸凌者”。


比如,每天从宿舍去教室上课,必须经过肯塔基河上的一座老式吊桥。那座吊桥年久失修,上面的木板烂掉了不少,走上去摇摇晃晃,底下就是湍急的河水。一些白人小孩只要看到黄仁勋走上桥,就会故意跑到桥头剧烈地摇晃钢索,因为他们想看这个黄皮肤的男孩吓得哭出来。


但黄仁勋坚决不哭。


他的同班同学本·贝斯(Ben Bays)几十年后回忆说,黄仁勋每次都是默不作声地抓住绳索,看准脚下仅剩的几块木板,一步一步稳稳地走过来。


看到他根本不怕,那些恶作剧的孩子觉得没趣,反而不怎么欺负他了。


而在宿舍里,黄仁勋也找到了和同寝室的那个17岁“刀疤青年”的相处之道:


那个人虽然看起来很凶,但人不坏,而且是个连小学课本都读不顺畅的“学渣”。于是黄仁勋主动跟这位17岁的“大哥”做了一笔交易:


我每天晚上教你读书认字、帮你补习功课,但你要负责教我怎么锻炼身体。


这笔交易非常成功。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每天晚上熄灯前,黄仁勋就坐在床头教室友认单词;学完之后,室友就督促黄仁勋做身体锻炼。并且由于有了这位“刀疤大哥”,大家在学校里对黄仁勋也尊敬了不少。


在那个没有心理咨询师、甚至连父母电话都打不通的肯塔基深山里,幼小的黄仁勋学会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后来他在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对话时总结了出来:


“伟大不在于智商。伟大源于品格。而品格不是由聪明人塑造出来的,它是从经历过苦难的人身上锻造出来的。”


当然,在深山里的“苦修”只维持了两年——虽然也不能算短了。


黄仁勋的父母,终于来了。


三


1975年,黄兴泰夫妇终于办妥了移民手续,来到了美国。


黄仁勋兄弟俩就此告别了那座肯塔基州深山,回到了父母身边,定居在了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郊区的比弗顿(Beaverton),并且进入当地的高中就读。


一旦有了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甚至都不用太好的学校——黄仁勋的学习天赋就立刻显现 了出来。他在学校里跳了级,数学、科学和计算机这三门功课都是满分。


课余时间,他去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家乒乓球俱乐部里帮忙打扫卫生,以换取可以免费练乒乓的机会。然后他在15岁时一路打进了全美乒乓球公开赛(U.S. Open),最终拿下了青少年组双打全国第三名。


14岁时的黄仁勋


但真正塑造黄仁勋性格的地方,不是那家乒乓球馆,而是俄勒冈州公路边那块黄底红字的招牌——丹尼餐厅(Denny's )。


从15岁那年开始,每天放学和周末,黄仁勋都会去这家24小时营业的家庭餐厅打工,以便赚取零花钱和大学学费。他从洗碗工开始做起,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高效,吸引到了店长的注意,随后成为了杂工,最后提升成了正式服务员。


在餐厅的打工经历让黄仁勋受益匪浅,因为他自认原来是非常内向的人,而且有社交恐惧。但在丹尼餐厅当服务员的那几年里,他必须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也逼着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学会应付各色各样的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就像他后来称奥奈达浸信会学院是一所“好学校”一样,他也非常感激丹尼餐厅对他成长的帮助,他甚至建议:


“每个人的第一份工作都从餐饮业开始。它能教会你谦逊、努力工作和待人接物。”


当然,黄仁勋也知道,不可能靠打工过一辈子,他的目标,还是要上大学。


1980年,不满17岁的黄仁勋从高中提前毕业(中间跳了一级),考入了俄勒冈州立大学,主修电子工程。


整个电子工程系大概有250名新生,但只有3名女生。


在大学一年级的电路实验室里,黄仁勋对其中的一名留着一头棕发的女生产生了心动的感觉。


这名女生是大他两岁的同学,名叫洛丽·米尔斯(Lori Mills)。


那时的黄仁勋还长着一张娃娃脸,说他是中学生也有人相信。面对全系男生都盯着的女神,黄仁勋其实并没有什么竞争力。


大学时期的黄仁勋


但最高端的追求方式,往往只会以最朴素的形式出现:


黄仁勋面对洛丽,只是发出了作为华裔理科学霸的邀请:


“周末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做功课?”


并且给了她一个承诺:


“如果你每个星期天都跟我一起做作业,我保证让你门门功课拿 A。”


洛丽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接下来的半年,两个人真的就每个星期天一起写作业。


半年之后,洛丽果然拿到了全 A 的成绩单,同时,也成为了黄仁勋的女友。


当时黄仁勋先问洛丽:


“你觉得我将来会做什么?”


洛丽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眼前的黄仁勋还只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她只知道自己爱他。


黄仁勋接着说:


“我会在30岁之前当上一家公司的CEO。”


四


大学毕业后,21岁的黄仁勋和洛丽一起来到了加州。


他们的目的地,是正在掀起个人电脑浪潮的硅谷。


初到硅谷,黄仁勋在芯片制造商 AMD(超威半导体)担任微处理器设计工程师。1985年底,他又跳槽到了专门做定制芯片(ASIC)的明星公司 LSI Logic。


在 LSI Logic 工作的这八年,对黄仁勋来说非常关键。


一方面是学业。在工作期间,他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硕士学位。


2000年,硕士毕业典礼上的黄仁勋和妻子洛丽


另一方面是能力储备。他的本职工作是画电路图,但他希望搞清楚芯片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就主动申请转岗去了销售部门。


很快,他的业务能力被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威尔弗雷德·科里根(Wilf Corrigan)发现,让他去掌管公司新成立的“系统级芯片”业务部。


在这八年里,黄仁勋完整了解和掌握了一家芯片公司从研发、生产到市场销售的全部流程。


时间很快来到了1992年年底。


随着微软推广 Windows 图形界面,以及《德军总部3D》(Wolfenstein 3D)等3D电子游戏的出现,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个人电脑(PC)不再只是办公室里算账打字的工具,它很快会变成家庭娱乐中心。


而这时候,黄仁勋也开始因为业务来往,和两个人密切联络。


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硅谷的工作站巨头“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顶尖硬件工程师,一个叫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Chris Malachowsky),一个叫卡蒂斯·普里姆(Curtis Priem)。


当时,只有售价上万美元的专业工作站才能处理复杂的 3D 立体图形,而这两个工程师萌生了一个念头:


如果能设计出一块只卖几百美元、插在普通家用电脑上的 3D 图形加速芯片,市场空间一定大得惊人。


这两个人的技术都没问题,但却都不太懂得企业管理和市场运作,于是他们找到了黄仁勋来当CEO——这个貌不惊人的黄皮肤小伙子,似乎总有一种处理千头万绪的能力。


两个人在1992年底决定拉黄仁勋入伙,由黄仁勋来当 CEO。


1992年底,三个人开始频繁碰头,商讨创业计划。为了不被熟悉的人看到,他们经常约在圣何塞东北部贝里埃萨路高速出口旁的一家餐厅里秘密商量创业计划。


这家餐厅是一家连锁餐厅——依然是黄仁勋最熟悉的丹尼餐厅。


黄仁勋对这家餐厅太熟悉了,所以他很快找到了适合三个人呆在餐厅里讨论很久的方法:点上一份“大满贯”早餐,然后咖啡就可以无限续杯。


1993年,刚创业时的黄仁勋和他的两个合伙人


1993年2月17日,黄仁勋正式从LSI Logic 辞职,全职投入新公司的筹备。


这天,正好就是黄仁勋的30周岁生日。


他努力要向洛丽兑现自己当初的诺言——在30岁之前成为一个公司的CEO。


创业需要启动资金。虽然三个人连一份像样的商业计划书都没写好,但黄仁勋在 LSI Logic 时的老板科里愿意给自己曾经的部下做背书——他亲自打电话给硅谷传奇风投机构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丁做举荐。


红杉资本于是爽快地投了200万美元。


1993年4月5日,黄仁勋他们三个人的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至于公司名字,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好。合伙人之一的工程师普利姆平时的电脑设计文件都以“NV”(Next Version,下一版本)开头,他提出希望公司的缩写能是“NV”。


于是他去翻了拉丁文词典,找出了一个包含 NV 的单词:“Invidia”,她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嫉妒女神,传说有一双绿色的眼睛。


三个人觉得“嫉妒女神”这个含义不错,他们以后要让所有同行嫉妒到眼红。于是他们去掉开头的字母 “I”,就定下了公司的名字:


NVIDIA(英伟达)。


五


1995年,成立两年的英伟达公司推出了自己第一代产品:“NV1”(Next Version 1)。


这是块被黄仁勋寄予厚望的芯片。这块芯片不仅能渲染 3D 画面,还集成了声卡功能,甚至直接做了一个接口,可以插上日本游戏大厂世嘉(SEGA)的“土星”(Saturn)游戏机手柄。


英伟达的第一代产品NV1


然而,等待黄仁勋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


NV1 一共生产了25万张,上市后绝大部分都卖不出去,只能被经销商成批退回仓库。


失败的最核心原因,是黄仁勋的技术路线押错了宝。


在当时的 3D 图形学领域,构建三维物体最主流的做法,是用无数个微小的“三角形”拼接起来。但英伟达的首席架构师普里姆为了追求差异化,在设计 NV1 时采用了一种非常冷门的“二次曲面和二次纹理映射”(Quadratic Texture Mapping)技术。


结果,就在 NV1 发布几个月后,微软正式推出了统一 Windows 游戏开发标准的 Direct3D(即 DirectX)接口——在底层标准里完全绑定了最主流的“三角形建模”。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市面上新出的电脑游戏,很多都在英伟达的 NV1 显卡上没法正常运行。


更要命的是,在发现这条技术路线走不通之前,英伟达已经和日本游戏巨头世嘉(SEGA)签了一份合同,承诺继续用这种“四边形技术”为世嘉研发下一代游戏主机芯片(代号 NV2)。


合同的金额是700万美元,英伟达根本承担不起违约的成本。


到了1996年夏天,英伟达这家初创三年的公司,已经走到了绝境:


公司账上的现金几乎烧光,剩下的钱只够发30天的工资。


33岁的黄仁勋不得不做出创业以来最痛苦的决定——把公司100多名员工裁掉一半以上,只留下约40名核心骨干。


裁完员之后,摆在黄仁勋面前的依然是个死局:


如果继续按合同给世嘉研发注定落后的 NV2,做出来的芯片也是废品,公司迟早要完;


如果现在停掉 NV2、转头研发支持微软三角形标准的新芯片(NV3),那就是对世嘉违约,不仅拿不到合同里剩下的 500万美元,公司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起,立刻就会破产。


山穷水尽,黄仁勋只有一条路可以选:


自己去世嘉公司,当面说清楚。


六


当时执掌美国世嘉公司的,是世嘉集团的副社长入交昭一郎。


入交昭一郎是日本商界的传奇人物,来世嘉之前曾是本田汽车(Honda)的明星高管,办事极有魄力。


那份700万美元的芯片开发合同,就是入交昭一郎主导,签给黄仁勋的。


黄仁勋再一次见到入交昭一郎后,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英伟达之前坚持的技术路线错了,微软已经统一了三角形标准。如果继续按合同给世嘉做这颗芯片,做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会害了世嘉。建议世嘉立刻终止原合同,另找别的厂商;


第二,虽然我们没法继续履行合同了,但我还是请求世嘉把合同里剩下的500万美元全额付给我们,让我们去研发下一代新芯片;


第三,如果你们不给这500万美元,英伟达下个月就会破产倒闭,其实我们是两败俱伤。


在正常的商业逻辑里,作为乙方的黄仁勋这么提,甲方爸爸肯定会认为他昏了头了:


你违约,你不赔违约金,还要我继续把500万尾款全额付清?


但入交昭一郎听完之后,却被黄仁勋打动了。


多年以后,入交昭一郎回忆自己为什么会动心,也说了三点理由:


第一,黄仁勋很诚实,他在绝境中没有撒谎,也为客户着想;


第二,自己也是搞技术出身,他相信黄仁勋的技术直觉,也欣赏他的韧劲;


第三,如果英伟达倒闭,世嘉之前投进去的200万美元其实就是打水漂了,不如再帮一把——万一黄仁勋成功了,那么世嘉以后还能多一个强大的技术伙伴。


于是入交昭一郎立刻飞回东京的世嘉总部,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了世嘉社长中山隼雄——将这500万美元改成了对英伟达的股权风险投资。


这500万美元,确实成了英伟达的救命钱。


拿着这笔救命钱,黄仁勋带领剩下的40名员工,把全部身家性命押上了第三代芯片: NV3。


这一次,黄仁勋不仅全面转向微软的三角形标准,还斥巨资买下了一套极其昂贵的硬件仿真模拟器(IKOS)。当时芯片公司流片测试一次要花几个月时间,英伟达已经耗不起了,所以黄仁勋要求工程师在把图纸交给台积电生产之前,必须先在模拟器里把硬件和软件驱动全部模拟测试通透,确保一次流片成功。


1997年8月,作为英伟达“生死一搏”的第三代芯片RIVA 128正式上市。


这一次,黄仁勋成功了:凭借强悍的性能,RIVA 128在短短四个月内卖出了100万片。


RIVA 128显卡


英伟达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但1996年那种随时可能破产的恐惧,从此伴随了黄仁勋一生。


从那以后,每次在内部的高管会上,他都会反复重复那句口头禅:


“我们公司距离倒闭,永远只有30天。(Our company is thirty days from going out of business.)”


但英伟达确实没有再接近过破产线,反而走上了快车道:


1999年1月,英伟达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大约6亿美元;同年8月,英伟达发布了划时代的 GeForce 256,并在业界首次正式提出了 “GPU”(图形处理器) 的概念;2000年底,昔日的显卡霸主 3dfx 破产,核心资产被英伟达收购。


到了2000年代初,英伟达已经坐稳了全球游戏显卡市场的头把交椅。


2000年前后,黄仁勋和自己父母的合影


而就是在2000年,原本拉了英伟达一把世嘉公司却陷入了财务危机,已经当上社长的入交昭一郎无奈离职。


他一离任,世嘉公司就把当年500万美元入股英伟达的股票全部抛售。


一共是1500万美元,三年翻了三倍。


但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忍住,一直持有到现在——按2026年11月15日英伟达的股票收盘价(刚刚经历过大跌)——哪怕用最保守、扣除所有股权稀释后计算:


大概是700~1000亿美元,至少能买下现在25个世嘉公司。


有人或许只看到眼前,而有人一直在放眼未来。


就在公司最赚钱的时候,黄仁勋又开启了第二次豪赌。


七


这次豪赌的名字,叫 CUDA。


200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伊恩·巴克(Ian Buck)研究了一个课题:


怎么用几十张廉价的英伟达游戏显卡连成集群,去跑复杂的科学计算。


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传统的英特尔 CPU(中央处理器),就像一支由少数几位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他们每个人知识渊博,能力全面,既能处理复杂的逻辑问题,也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哪怕一道题需要反复推演、判断和调整,他们也能胜任。


而英伟达的GPU(图形处理器),则更像一支几万个中学生组成的方阵——他们每个人不一定有教授那么全面,但它们可以同时执行大量相同或相似的简单计算。


如果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复杂、需要不断判断的问题,教授团队往往更有优势。但如果要同时计算一百万道结构相似的数学题,那么让成千上万个中学生一起动手,效率就可能远远超过少数几个专家。


这就是CPU和GPU在设计上的根本区别:


一个更擅长复杂、灵活的通用处理,一个更擅长大规模并行计算。


英伟达的首席科学家大卫·柯克注意到了这个方向,汇报给了黄仁勋。


黄仁勋立刻把伊恩·巴克招进公司,并在2004年前后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开发一套名为 CUDA(统一计算设备架构)的软硬件平台。


这个平台只有一个目的:


让全世界的程序员不需要懂图形学,直接用普通的 C 语言就能调用英伟达显卡去做通用科学计算。


黄仁勋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英伟达LOGO纹身——他答应在公司股票股价超过100美元时去纹,“纹的时候我痛得差点哭出来”


为了推广 CUDA,黄仁勋下了一道死命令:


从2006年发布的G80架构开始——哪怕是你买回家只用来打游戏的显卡——只要它属于支持CUDA的GPU,就必须不仅能渲染游戏画面,还能被程序员调用,参与科学计算和其他通用计算任务。


这也就意味着,每一颗芯片的制造成本都要上升,而且公司每年还要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去维护 CUDA 软件库。


然而,在2006年 CUDA 推出后的整整六年里,愿意为这套技术买单的企业客户寥寥无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雪上加霜:


英伟达当时遭遇了笔记本芯片封装开裂质量危机(“显卡门”事件),再加上 CUDA 上的巨额投入长期没有回报,导致英伟达的股价在一年内暴跌了70% 。


在之后每年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华尔街的分析师们都会质疑黄仁勋:


为什么要在那个几乎不产生任何直接收入的 CUDA 上持续烧钱?


但执拗的黄仁勋硬是顶住了股东和华尔街的压力,拒绝削减预算。


因为他认为:


如果底层的数学逻辑证明并行计算就是未来,那么哪怕它今天是一个“零十亿美元市场”(Zero-Billion-Dollar Market),只要先把生态建起来,它未来就一定会变成上千亿美元的市场。


六年后,黄仁勋的坚持得到了成果。


八


2012年9月,一个模型震惊了世界。


在全球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巅峰赛事 ImageNet 图像识别大赛上,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弗里·辛顿带着他的两个学生(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和伊利亚·苏茨科沃),拿出了一个名叫 AlexNet 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这个模型顿时让业内高度关注:


在面对上百万张涵盖1000个类别(如各种品种的狗、汽车、杯子、猫)的巨型图片数据库时,这个模型的识别猜错率断崖式下降到了15.3%——此前这项比赛的最好成绩是25.8%,这届比赛的第二名成绩是26.2%。


断崖式领先。


让人眼前一亮的不仅仅是深度神经网络的思路,还有训练出这个模型的算力工具:


不是什么造价上亿美元的超级计算机,仅仅是亚历克斯插在自己卧室台式机里两张打游戏的普通显卡——英伟达 GTX 580 。


杰弗里·辛顿和他的两个学生: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和伊利亚·苏茨科沃


知道这个结果后的黄仁勋,立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深度学习的底层数学逻辑,离不开海量的矩阵乘法运算!


而这正是英伟达的 GPU 和苦心经营了六年的 CUDA 天生最擅长的领域!


黄仁勋立刻要求整个英伟达公司围绕“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重构所有产品线,并果断放弃了传统的智能手机芯片市场,全力押注 AI 算力。


2016年8月,英伟达耗资数十亿美元,终于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台专为深度学习打造的超级计算机——NVIDIA DGX-1。


这台机器售价12.9万美元。


当时市场还在观望,这时候有一个人给黄仁勋提了一个建议。


这个人,叫艾隆·马斯克。


因为特斯拉正在使用英伟达的芯片研发自动驾驶系统,所以黄仁勋和马斯克经常会一起吃饭。在一次谈话中,马斯克告诉黄仁勋,自己刚刚在2015年底投了一个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他们肯定需要NVIDIA DGX-1这种机器。


黄仁勋当即拍板决定:送一台。


这个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名字,叫“OpenAI”。


它的联合创始人,叫伊利亚·苏茨克沃——没错,就是2012年和辛顿教授一起研发出AlexNet模型的那个博士生。


2016年8月,黄仁勋亲自前往旧金山 Mission 区 Pioneer 大楼里的 OpenAI 办公室,出席了交付仪式。


仪式之后,他还和现场的研究员们开了句玩笑:


“你们拿了机器后,可千万别只拿它去搞加密货币挖矿啊!”


捐赠仪式现场


OpenAI 的研究员们当然没有拿这台机器去“挖矿”。


六年后的2022年底,OpenAI 发布了划时代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ChatGPT。


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幕,彻底被拉开了。


而当全世界的科技巨头蜂拥而上、不惜一切代价抢购算力芯片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件事:


通往人工智能时代的唯一一座算力桥梁,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搭好了。


而通过那座桥梁的钥匙,掌握在那个常年只穿黑皮衣的黄皮肤男人手里。


九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从2023年到2026年,随着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英伟达的显卡在全球市场上一卡难求。


英伟达公司的市值接连突破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乃至5万亿美元大关,最高达到5.8万亿美元,登顶全球市值第一。


而年过六旬、身家超过千亿美元的黄仁勋,依然保持着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的习惯。


2024年,当美国 CBS《60分钟》节目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时,他的回答是:


“1996年那种随时可能破产的危机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而现在,公司并没有破产,而他却要真的离开了。


只是这一次的危机,和公司的业务本身无关:


2026年11月8日,黄仁勋向英伟达全体员工发送了一封公开信,首次正式承认自己对妻子不忠,并向妻子、家人及公司同事道歉。


他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三天后的11月11日,英伟达董事会接受了黄仁勋辞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的决定,辞职立即生效。


11月12日,英伟达正式对外发布公告,宣布这一消息。


至此,执掌英伟达33年的黄仁勋正式离开了公司管理层。


截止到北京时间11月15日11时,一家名为“Stand with Jensen”的公开请愿网站显示,已收集超13万个签名希望黄仁勋回归。


其中包括61561名英伟达现任员工,1225名前员工,71223名股东,以及51948名其他支持者。


截止到本文推送前,黄仁勋没有任何公开回应。


馒头说


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一个词:“美国梦”。


所谓“美国梦”,很多人描绘的是:


“无论一个人的出身、阶级、种族或宗教背景如何,只要通过个人的勤奋、勇气、诚实和奋斗,就能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实现阶层跃升,并过上富足、自由且体面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仁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是完美范本:


从国外移民,赤手空拳的底层奋斗、极其残酷的开局、近乎疯狂的偏执、在绝境中抓住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最终登顶巅峰的奇迹。


“美国梦”的所有要素,都占齐了。


但如今,这个梦却也展现了冰冷的另一面。


当这个梦大到涉及大国博弈的战略基础设施时,公司创始人那种带有浓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权力和威望,反而就会变成华尔街和董事会眼中最大的“不稳定风险”——一旦你出现道德瑕疵或政治违规,资本翻脸的速度可以精确到以“小时”计算。


而这还不算是最残酷的。


在西方主流舆论和地缘政治高度捆绑的今天,无论你多么成功,但只要是亚裔面孔,只要你触及到国家安全、核心科技和美国全球利益的最高蛋糕时,那对不起,你其实就已经站在了万丈深渊上空的一根钢丝绳上,随便一阵小风,就可以把你吹下去。


我看到有人用一个词来解释:“非我族类”。


我觉得这个词,倒也不能只针对美国。


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当一家私人企业掌握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和资源,企业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利益关系和安全风险,包括种族,都可能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尤其是如果你是来自最大的竞争对手种族。


但黄仁勋这次的事,至少可以证明,“美国梦”不是没有天花板的。


你当然可以小富:只要你遵纪守法、努力工作,你可以开一家餐厅、做一个律师、甚至可以创办一家市值几千万的中小企业,买下带庭院的房子。


这种程度的“富”不仅被允许,而且被大力鼓励,因为它构成了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美国梦”的完美阐释。


你也不是不能“大富”:当你的企业从小打小闹成长为跨国巨头(比如当年的微软、后来的谷歌、Meta、苹果),传统的反垄断法、华尔街的资本合谋、董事会的控制权夺取就会像无形的绞索一样套下来。


这种程度的“富”也是被允许的,但你不能随心所欲,你的财富可以极其庞大,但这种庞大必须是为华尔街的利益、美元霸权和自由市场的神话服务的。


但如果再进一步:当你进入国家核心利益所在的领域时,你就会面临一个额外的身份审视了。


你很难证明,自己是他们的“自己人”。


而一旦你有“不是自己人”的嫌疑,甚至只是因为你的出身,肤色,种族而引起怀疑,那么“天花板”就会变成“高压线”。


所以,“美国梦”此前其实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的前一半:


一个国家可以给一个人多大的成功机会?


而这次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后一半:


当这个人真的成功到足以影响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时,这个国家又会如何对待他?


黄仁勋的故事,现在并没有结束,也可能会迎来反转。


但他的故事,除了他对婚姻的不忠和对妻子的亏欠,也确实给很多人——尤其是海外移民和科技创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就像《盗梦空间》一样,“美国梦”是分层级的,越往深层做,要求也就越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做到顶级“美国梦”的。


黄仁勋在11月8日向英伟达的员工道歉时,特意写道:


“我为自己是一名美国人感到自豪,也心怀感激。”


(I am proud and grateful to be an American.)


但这话,他自己说了不算。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The Thinking Machine: Jensen Huang, Nvidia, and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Microchip”(Stephen Witt, Viking (Penguin Random House), 2025)

2、“How Jensen Huang's Nvidia Helped Power the A.I. Revolution”(Stephen Witt, “The New Yorker”, 2023)

3、“The Nvidia Way: Jensen Huang and the Making of a Tech Giant”,(Tae Kim, W. W. Norton & Company, 2024)

4、“View From The Top: Jensen Huang, Founder and CEO of NVIDIA”,(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24)

5、“Nvidia CEO Jensen Huang on the AI revolution (60 Minutes Interview)”, Bill Whitaker, CBS News, 2024)

6、“Oral History of Chris Malachowsky and Curtis Priem”,(Computer History Museum (CHM), 201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作者:馒头大师

频道: 商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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