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IPP编译,原文标题:《美智库集体研判:中美俄举行三方会晤,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IPP编译》
导语: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16日宣布,1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深圳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
在大国关系相互牵动、各方利益不断调整的背景下,中美俄三方会晤能否取得实质成果,又将如何影响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11月12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发布了六位专家的联合评论,前瞻深圳APEC会议及中美俄三方会晤。IPP评论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
问题一: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深圳举行。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再次会晤。此次会晤预计将取得哪些主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将如何利用今年的第三次会晤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中美双方能否在人工智能(AI)、贸易及其他安全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小处着手,应对人工智能风险
陈凯欣(Kyle Chan)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
人工智能正日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两国都将人工智能视为一项具有强大战略意义的技术,认为其有可能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经济。同时,双方也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带来了发展机遇,也正在成为一个需加以管控的风险来源。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都曾出现远超人类用户预期的自主行为。
借助此次APEC会议,中美两国有机会迈出共同管控人工智能风险的第一步,尽管这一进程注定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首要任务是建立“人工智能事件通报机制”,双方已在原则上就此达成一致。其目标不应是制定一套要求全面披露信息的僵化规则,而应建立一个开放的沟通渠道,使双方能够在各自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分享非敏感技术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包括涉及哪些人工智能模型或配套运行框架、相关工具如何被滥用或出现异常行为,以及哪些安全防护措施或纠正措施被证明行之有效。
总体而言,不宜对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磋商抱有过高期待,双方应将重点放在有选择性的信息交流上。许多人担心,面对不断加剧的人工智能风险和技术能力的快速提升,中美两国的应对行动可能过于迟缓。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外界期待不断升高,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可能使官方人工智能对话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因此,双方按照各自认为适当的节奏和程度,逐步开展有限的信息共享,将是未来在应对人工智能风险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重要起点。
雷声大,雨点小?
秦江南(Jonathan A.Czin)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
“雷声大,雨点小”——就目前来看,这一说法很可能同样适用于即将举行的这一次会晤。长期以来,在此类会晤的筹备过程中,美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往往采取“以形式换实质”的策略,即在外交礼仪和会议安排上向中国作出让步,以换取实质性成果。然而,如今双方似乎都满足于将会晤的形式和场面置于实质内容之上,结果便是外交沦为一场“形式上的表演”。
理论上,两国领导人有许多议题值得讨论,从人工智能风险到全球热点问题,不一而足。但同时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双方再次错失推进合作的契机。中国并未积极开展建设性接触,而是利用与华盛顿达成的战术性休战,在国内巩固自身实力,同时加大对美国地区盟友的施压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一次中美峰会结束的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便宣布在黄岩岛周边开展军事演习。黄岩岛位于中国南海,中国与美国的条约盟友菲律宾均对其提出主权主张。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对此提出抗议,但华盛顿并未作出任何明显回应。

8月11日,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在南海执行任务,一架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准备从航母甲板起飞。图片来源:美国海军
中国很可能已经将目光投向特朗普任期之后,开始思考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是否会重新采取更具竞争性的对华立场。
当前更重要的问题是,未来一年将依靠什么来维系中美双边关系。按照计划,两国领导人还将在今年12月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多拉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但此后尚未安排其他会晤。随着明年下半年临近,中国将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下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能够用于再次与特朗普接触的时间和精力也将受到限制。在缺乏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的情况下,究竟哪一种力量将占据上风,目前仍是未知数:是中美暂停贸易战的非正式协议所形成的惯性,还是中美两个大国竞争关系持续演变所带来的离心力量?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出席2026中美政党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毅表示,中美两个大国应当通过不间断对话交流,扩大互利合作,夯实双边关系基础。图片来源:中国外交部
大概率会延续现有政策方向
何瑞恩(Ryan Hass)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兼属亚洲政策研究中心及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通常情况下,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都是备受全球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但中美两国领导人计划在此次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会晤,可能是一个例外。此次会晤正值特朗普在美国中期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之后,这将是特朗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第三次面对面会晤。
尽管如此,两国领导人仍有许多议题需要讨论。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双方是否同意将目前定于明年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进一步延长。考虑到特朗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计划于今年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G20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双方可能并不急于在此次APEC会议上就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达成最终决定。预计两国领导人还将肯定双方在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协调机制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启动双边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和建立双边事件通报渠道。不过,相关努力可能更多集中于确定议程、建立沟通程序和明确双方预期,而非寻求重大突破或取得实质性成果。
两国也可能借此次会晤宣布,双方在加强军事危机沟通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核领域的危机沟通。
中方可能利用此次会晤,进一步强调两国领导人共同认可的双边关系定位,即在公平、互惠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北京重视这一共同定位,认为它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维护双边关系稳定、避免危机发生的共同意愿。尽管特朗普对此并未表现出同样高的热情,但他似乎也重视在可预见的未来使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

9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交流。图源:新华社
中美元首会晤同样牵动欧洲利益
康斯坦丝·施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弗里茨·斯特恩德国与跨大西洋关系讲席研究员
由于欧洲国家并非环太平洋国家,因此无法参与APEC会议。尽管法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以及克利珀顿岛等海外领地,但法国并非APEC成员。
然而,欧洲各国仍将密切关注在深圳举行的相关会谈。中欧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德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重大转向。德国分析人士甚至将其称为继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德国调整对俄政策之后的第二次“时代转折”(Zeitenwende)。
尽管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扩大,且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强硬的行为愈发担忧,但长期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反对欧盟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措施。然而,今年10月初,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措辞强硬地要求欧盟委员会采取果断行动,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并制定一项新的欧盟反胁迫工具。此举为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上个月访问北京提供了关键支持。谢夫乔维奇最终促使中国同意对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实施限制,从而避免了一场全面贸易战。

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就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问题展开磋商,并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图片来源:商务部网站
不过,正如本纳所指出的,这仅仅是“德国和欧洲增强自身产业实力、应对中国竞争的一条漫长、艰难且充满风险的道路的开端”。他认为,要使这一政策转向取得成效,欧洲还必须在内部大力推动投资与创新,同时在亚洲建立具有韧性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也解释了近期欧洲领导人密集访问亚洲的现象。10月下半月,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访问了印度和越南,默茨则先后访问新加坡、日本和韩国。
这些访问背后,是自俄乌冲突以来,欧盟大力推动亚洲伙伴关系多元化的整体战略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对亚洲的政策重点也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从过去侧重贸易、市场准入和发展合作,逐步转向地缘政治、安全及经济韧性。欧盟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启动了新一轮谈判,并分别于2025年5月、2025年9月、2026年1月和2026年9月完成谈判。此外,欧盟还于2023年9月和2025年1月分别恢复了与泰国和马来西亚一度中断十余年的谈判。

1月29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在越南河内考察地铁3号线建设项目。欧盟正通过“全球门户”战略,加强与越南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图片来源:越南《人民报》
对于即将在深圳举行的会晤,欧洲国家一方面希望中美经济关系趋于稳定,从而使欧洲也能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它们也担心中美达成的双边协议可能导致中国过剩产能进一步转向欧洲市场,或者两国试图绕过其他国家,为世界其他地区制定国际贸易规则。
实质性工作仍需在工作层面推进
孙韵(Yun Sun)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非洲增长倡议项目非常驻研究员
与今年5月北京举行的“习特会”,以及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不同,此次深圳APEC会议是一个多边场合。即使两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时间也将明显缩短,这意味着双方就具体议题展开谈判的空间也将受到限制。今年9月华盛顿峰会举行前,中美双方已宣布将两国贸易休战期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这也减轻了两国领导人在深圳可能举行的双边会晤中取得重大成果的压力。
在军事安全领域,中美两国今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例如,8月底至9月初,两国均参加了在加拿大举行的印太地区国防军司令会议。其间,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Samuel Paparo)海军上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举行了会晤。在华盛顿峰会期间,双方还提及了有关危机预防与沟通的谅解备忘录。2027年,两军之间可能进一步开展更多交流。
因此,在APEC会议期间再次举行中美领导人会晤,仍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过,在具体事务性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具体成果,更有可能依靠双方工作层面的磋商与推进。
问题二:有消息称,中、美、俄三国元首可能在APEC会议期间举行三方会晤。如果此次会晤得以举行,将产生哪些影响?是否会影响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又将向美国昔日的盟友和伙伴传递怎样的信号?
三方会晤,两方获益
秦江南(Jonathan A.Czin)
很难想象,中、美、俄之间的三方会晤能够取得有利于美国及其利益的结果。仅从会晤的场面来看,就足以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雅尔塔“三巨头”会议,而这种相似性令人不安。此次会晤有可能像当年的雅尔塔会议一样,为重新划分东欧势力范围、满足俄罗斯的利益诉求铺平道路。当然这是最糟糕的情况,或许也不太可能发生。但如果三位领导人在会晤结束后都显得心满意足,那么对乌克兰而言,这很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而对欧洲安全来说,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上个世纪,地处两洋之间、拥有天然地理屏障的美国,曾付出沉重代价才认识到,自身利益实际上与欧洲和东亚的安全息息相关。然而,我们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重新接受一次地缘政治现实的教训。
反过来说,如果三位领导人都对会晤结果感到失望,同样可能带来危险。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绝非普通的口角之争,个人层面的冲突可能产生持久而危险的后果,不仅无法缓和彼此之间的诸多紧张关系与分歧,反而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应该不会让特朗普当众难堪,但也会促使特朗普沿着当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试图安抚中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愿意在准备时间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参加此次会晤,反而只会使他宣称要实现的结束俄乌冲突的目标变得更加遥不可及。特朗普已经表明,即使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协调行动,能够使他获得对中俄施加影响的筹码,他也缺乏充分利用这些筹码的意愿和能力。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都清楚,特朗普剩余的执政时间正在流逝,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减弱。再过短短26个月,特朗普就将不再具有政治影响力。既然特朗普的任期即将结束,手中的谈判筹码也日益减少,他们又为何要与他达成协议?除非他们认为,能够从特朗普手中获得的外交利益,比从下一任美国总统那里得到的更多,否则他们没有理由作出这样的选择。
对美国而言,风险大于潜在收益
何瑞恩(Ryan Hass)
对于三位领导人而言,此次会晤的风险与收益各不相同。
对俄罗斯而言,此次会晤将带来重大收益。通过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普京将重新被视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而不再是受到孤立的领导人。即使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问题或其他议题上作出任何重大让步,普京也能借此重返全球外交的核心舞台。
对中国而言,此次会晤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将作为三方会晤的召集者,并在中俄美三国关系的议程设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此次会晤将凸显中国国家元首的外交领导力和影响力,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北京也必须承担制定会议议程、确保交流取得成效,以及推动落实会晤成果的部分责任。
对特朗普而言,此次会晤的潜在风险则大于收益。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自2013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已会晤40余次,并且都希望削弱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此次三方会晤所呈现的外交姿态,也将令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感到不安。他们可能担心,特朗普将与他国领导人关系置于盟友的利益与关切之上。
最终,此次会晤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其实质成果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无论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在启动三边军控进程方面,都不太可能取得重大突破,而后者据称正是特朗普希望通过此次会晤推动的重点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不愿参与军控谈判,除非其核能力进一步接近美国和俄罗斯的水平。中国可能认为过早参与此类谈判可能使中国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从而面临安全风险。因此,三位领导人最多可能就一些共同原则达成一致,例如保持海上交通线畅通,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并共同表达希望结束俄乌冲突的意愿,但对于如何结束冲突的具体条件,仍可能保留模糊空间。
曾经难以想象的大国结盟
斯科特·摩尔(Scott M.Moore)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外界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看似融洽的关系已有诸多讨论,而长期以来,俄罗斯和中国一直被美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但特朗普参加深圳举行三方峰会,其意义将远远超出领导人之间的友好互动。这将释放一个强烈信号:华盛顿准备以民族主义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取代其在1945年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白宫将此次会晤定位为推动核军控这一正当目标的外交活动,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就在莫斯科表示将恢复与华盛顿和基辅的谈判之际,举行有俄罗斯参与的三方会晤,恰恰触及了乌克兰最深切的担忧:俄乌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由几个大国绕过基辅自行商定。与此同时,北京也将从中受益,因为中国可以借此被塑造为潜在的和平斡旋者,而不再被视为维持俄罗斯战时经济运转的支持者。
此次峰会还可能预示着三国在更广泛领域的利益趋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已鼓励匈牙利前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并希望由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支持其参选。与此同时,据报道,北京曾考虑申办202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年度会议,而美国将于2027年2月正式退出该公约。这意味着,华盛顿并非仅仅在多边领导力方面留下空白。至少在欧尔班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事上,美国似乎正在与莫斯科和北京合作,试图重塑多边体系。
对于美国的盟友而言,此次会晤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三方会晤将进一步加深欧洲国家的担忧,即它们自身的安全可能成为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亚洲,日本和台湾地区等美国伙伴也将怀疑,美国对它们作出的安全承诺是否同样可以被拿来谈判。其结果可能是,许多美国盟友和伙伴开始采取对冲策略,或向北京靠拢,或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也可能同时采取这两种做法。
如果此次峰会最终举行,它将象征着美国与世界上主要威权国家之间形成一种过去难以想象的合作关系。这也将加速西方联盟体系的分裂,而这正是莫斯科和北京长期以来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同时,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努力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欧洲事务不能绕开欧洲作出决定
康斯坦丝·施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
截至本文撰写时,中美俄举行三方会晤仍只是俄罗斯方面提出的一项建议。美国已予以确认,但中国尚未表态。即便如此,这一提议仍然准确反映出一种似乎正在形成的政治态势:莫斯科试图主导全球大国议程,华盛顿似乎对此表示默许,而北京则仍在犹豫是否作出明确承诺。即使这场三方会晤最终未能成行,仅仅是提出这样一场所谓的“21世纪雅尔塔会议”,就已经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按照这一设想,三国领导人可能绕过乌克兰和欧洲,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
俄罗斯在此时推动三方会晤,具有特殊的现实背景。当前,俄军深陷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僵局,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兵员损失,另一方面又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目标实施不加区分的轰炸。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刚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遭遇惨重挫败。生活成本问题和久拖未决的对伊朗战争,成为选民最主要的不满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束欧洲的另一场战争,对特朗普而言就显得更加重要。从他近期的行动来看,特朗普似乎认为,结束俄乌冲突的最佳方式是站在俄罗斯一边。
他曾公开称赞俄罗斯,表示“坦率地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表现一直不错”;还批准购买俄罗斯原产柴油,豁免了《格雷厄姆法案》规定的制裁措施。此外,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放松对一家俄罗斯国家投资基金的制裁。拜登政府此前曾对该基金实施制裁,并将其称为普京的“小金库”。
然而,正如凯南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基米奇(Michael Kimmage)最近指出的,2026年的欧洲已不再是1945年的欧洲。当年,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曾通过会晤商讨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尽管今天的欧洲仍面临社会抗议和政治分歧,但欧洲已经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制度体系、盟友网络以及自主行动能力。任何持久且具有合法性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在乌克兰和欧洲缺席的情况下达成。如果释放出可以绕过乌克兰和欧洲决定其命运的信号,只会对跨大西洋联盟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国希望成为外交焦点,而非参与军控谈判
孙韵(Yun Sun)
俄罗斯一直是推动APEC会议期间举行潜在三方峰会的主要力量。早在今年夏天,莫斯科就已开始释放可能举行三方会晤的消息。中国并不一定在积极推动此次峰会,但如果美国和俄罗斯都明确提出举行会晤,中方似乎也没有太多理由拒绝。最近几周,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积极开展了二轨外交接触与对话。尽管各方在峰会的具体议题和预期成果上仍存在分歧,但中方对此次会晤的积极态度显而易见。
有人将此次三方峰会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峰会成行,中国将能够以与美国和俄罗斯平等的大国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历史性时刻,在美俄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北京显然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俄罗斯已真诚地请求中国主办此次三方峰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京决定拒绝俄罗斯伙伴的请求,就必须提出一个足够有力且令人信服的理由。
不过,北京可能对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提出在此次峰会上举行三边军控与核武器对话的设想感到担忧。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自身核武库规模远小于美国和俄罗斯为由,拒绝中美俄三边军控及核问题对话的构想。
此外,中方似乎并不认为俄乌冲突会在短期内结束。到APEC峰会举行时,美国中期选举已经结束,特朗普也将失去通过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来提升共和党支持率的政治动力。因此,即使三方峰会最终举行,也不太可能促成俄乌冲突的结束。
*本文原文于2026年11月12日发表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官网。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本文仅编译供读者参考,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