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渠道日益便捷,个人可借上级和组织权力施压,非理性举报激增,既消耗公共资源,也迫使教师、商家和基层人员为避免投诉而少作为。** **要点** **1. 投诉是可借组织权力施压的低成本工具** 与当事人协商耗时,找平台、12345或主管部门能迫使对方回应。徐州演唱会粉丝提交48795件诉求,12345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至43人。 **2. 非理性举报消耗大量核查资源** 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1至8月收到128条举报教师信息,仅7起基本属实;产假、打扫厕所等投诉也需调查反馈。 **3. 满意率考核让基层倾向少作为** 依法处理与让投诉人满意是两回事;为避风险,教师少管、商家妥协。四川雅安、安徽宣城已调整不满意工单考核,允许合理不满意。 **4. 制度需保护被投诉者并允许正常拒绝** 投诉者也可能在别处被投诉,最终承受流程成本的是另一个普通人。制度应查事实、判责任,不能把让投诉人满意当最终任务。
大投诉时代,人人都有点委屈
2026-11-16 10:52

大投诉时代,人人都有点委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防冷书斋 ,作者:防冷涂的蜡


现在想当个让家长满意的老师,光有教师资格证已经不够了。


最好教学经验丰富、情绪稳定、身体健康,课讲得好,作业布置得恰到好处,顺便还得保证未来几年没有生育计划。


11月15日,央视曝光了一批校园非理性举报,其中有个故事相当炸裂。一位班主任休产假,学校正常安排了新老师接任,结果有家长不乐意了,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


学校本来负责教书育人,现在连老师未来的生育计划,都快变成教育服务的售后条款了。还有家长,因为学校组织学生轮流打扫厕所,直接把学校举报了。孩子这么小,为什么要干脏活累活?老师不能干吗?学校没钱请保洁吗?


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学校最好连运动会都取消。毕竟跑步可能摔跤,跳远容易崴脚,集体活动还存在人际摩擦风险。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理应提供一个没有意外、没有委屈、最好连青春期都能跳过的成长环境。


教育事业的终极形态,可能就是让孩子在学校里安静地坐上十二年,毕业时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家长。如果你以为只有家长这么难伺候,那就太低估中国人民的问题反馈能力了。


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一套越来越熟练的生活技能:遇事不决,先找上级。


万物皆可投诉


今年8月,时代峰峻旗下的TOP登陆少年在徐州开演唱会,粉丝们因为演出中的双人、多人舞台安排发生了分歧。娱乐圈里粉丝吵架原本稀松平常,谁和谁站在一起,谁的镜头多了两秒,谁的舞台被公司冷落,都可能成为一场互联网战争。


但这届粉丝已经不满足于在网上吵架了。他们发现了一个更有力量的表达渠道:徐州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根据徐州12345公布的数据,8月21日至31日,演唱会相关诉求累计达到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这些舞台。


也就是说,一拨人要求改,一拨人坚决不许改。两边意见水火不容,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解决方案:找政府。徐州12345为此启动应急工作机制,夜班接线人员从15人增加到了43人。谁能想到,一场男团演唱会,最后需要政务热线启动应急工作机制。


从前,演唱会舞台编排主要由导演和经纪公司操心。现在,公共服务热线也要面对偶像团体的排列组合问题。一个城市的政务服务能力,居然能被明星粉丝的双人舞台检验一遍。


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双方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要求整改的人,认为偶像的权益受到了侵犯;要求保留的人,认为演出安排不应该因为别人投诉就随便调整。假如政府真的能决定舞台怎么安排,大概也得先研究一下,究竟应该满足哪一拨粉丝。


这才是当代投诉文化最迷人的地方:大家都在寻找一个能替自己主持公道的人,却很少考虑,对面那群人也在寻找同一个人。


娱乐圈的事情听着热闹,学校里的情况可能更接近普通人的日常。《半月谈》曾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1至8月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最终仅7起基本属实。查无实据的举报未必出于恶意,却实实在在地占用了核查和处理的资源。


翻翻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各种举报理由,还是能感受到当代教师工作的高难度。老师管得太严,有家长不满意;管得太松,另一些家长不满意。作业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正常的教育惩戒可能遭遇投诉,轮流打扫卫生也有人要求学校给个说法。


教育行业越来越像一个大型定制服务市场。几十个孩子坐在一间教室里,背后站着几十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需求和风险偏好。有人希望老师严格一点,有人希望老师温柔一点;有人觉得应该多抓成绩,有人觉得孩子的快乐最重要。


老师只需要同时满足所有家长的要求,就能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听起来跟要求厨师做一道既要麻辣鲜香、又不能放辣椒和油盐的川菜差不多。


学校之外,投诉业务的适用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商品不好用,可以投诉;外卖不满意,可以投诉;物业不作为,可以投诉;邻居太吵,也可以投诉。找平台没用,还有监管部门;找物业解决不了,还能找社区。生活里的各种摩擦,都有机会进入一套正式的反馈流程。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解释新版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时,披露过一个极端案例:有人一年举报2000多次,却没有形成案件。一年2000多次,平均每天五次以上。普通人每天吃三顿饭,这位举报爱好者的工作量已经超过了一日三餐。


市场监管部门还提到,少数人利用投诉举报程序向商家施压,试图通过反复举报、行政复议、诉讼等方式获取不正当利益。商业社会发展到今天,确实出现了一类很有意思的谋生方式:有人专门研究怎么把商品卖出去,还有人专门研究怎么从商品里找出能够索赔的问题。


而这些故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在于,举报者往往没什么特别的权力。一个普通家长无法决定老师是否休产假,一个消费者无法改变平台的所有规则,一个粉丝更不可能直接决定演唱会的舞台安排。


但只要找到合适的投诉渠道,他们就有机会让原本不听自己话的人,坐下来认真解释。哪怕最后什么都改变不了,至少已经成功让对方忙活了一阵。


找本人有什么用?直接找他领导啊


要理解举报为什么越来越有吸引力,得先承认一件事:在很多场景里,投诉确实好用。


你和商家争执半小时,对方可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解释。但你把问题提交给平台,商家就可能需要进入正式的申诉处理流程,回复速度和沟通态度都有机会迎来明显改善。


你觉得老师某个安排不合理,直接沟通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向学校领导或者教育部门反映,学校却可能需要专门调查、说明情况。


这几件事情的共同之处,在于投诉改变了原来的权力关系。


原本你是在和另一个人讨论问题,对方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绝。投诉之后,你有机会让一个更有权力的组织介入,让对方不得不回应。


即使那个组织最后没有支持你,被投诉的人也可能已经付出了处理成本。投诉者只需要花几分钟填完一张表,对方却可能要花半天时间找记录、写说明、接受核查。如果涉及单位考核、个人评价或者平台信用记录,麻烦还可能继续扩大。


提交一份投诉的成本,与处理一份投诉的成本,可能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这种不对称,在今天变得尤其明显。


过去,普通人想向上级反映问题,可能需要写信、打听主管部门、跑窗口。后来有了市长热线、12315、12345,以及各种互联网投诉入口。举报从一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情,逐渐变成了手机上的一项常规功能。


1999年,全国工商系统统一使用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2017年,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上线。2021年,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快归并,12345逐渐承担起统一接收各类政务服务诉求的功能。


这几十年的变化,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普通人不知道去哪儿说理,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听。今天,手机里的几个页面、几个号码,就能完成过去相当繁琐的事情。市场监管总局披露,全国12315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处理投诉举报已达1.2亿件。


图1|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投诉、举报量(2021—2025)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历年《消费者投诉举报特点》。注:按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多渠道受理量统计,不能等同于恶意举报数量。


以前人们发愁的是,出了问题找谁说理。如今一些人开始研究,究竟找谁说理最有效率。和当事人沟通,需要解释、说服、协商,有时还得作出一点让步。投诉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把问题交给一个负有正式处理责任的机构。


如果上级介入的效率远远超过双方直接沟通,人们自然会逐渐学会跳过中间环节。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分歧,变成教育主管部门的待办事项;消费者与商家的争执,变成平台客服和监管部门的工单;粉丝和经纪公司之间的舞台争论,甚至有机会成为政务热线的紧急任务。


一个人想解决自己的麻烦,最有效的办法,有时竟然是先给另一个人制造一份麻烦。投诉也因此拥有了某种工具性价值:你未必能说服对方,但你可能找到一个对方不敢轻易拒绝的人。


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能借用组织权力的时代。家长可以借助教育主管部门影响学校,消费者可以借助平台规则约束商家,居民可以通过政务热线推动公共部门介入。


这套机制让普通人有了更多保护自己的手段,也让一些人发现了其中的另一种用途:让对方为自己的不满意付出代价。


人人都学会了投诉,人人也开始害怕投诉


如果说投诉渠道降低了普通人表达不满的成本,那么还有另一笔账,正在学校、企业和基层单位里悄悄增长。那就是处理不满的成本,以及为了避免被投诉而提前付出的成本。


先看一组数据。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公布的2025年报告显示,北京12345热线全年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2580.2万件,同比增长6.6%。这其中包括咨询、求助、建议、投诉和举报,庞大的总量背后,是一个现代城市需要回应的各种生活需求。


更有意思的是处理结构。


2025年,北京12345直接答复1641.4万件,占全部受理量的63.6%;派往承办单位的工单938.8万件,同比下降15.3%。大量问题在前端得到解释和分流,真正进入办理流程的事项,则需要按照规则完成调查、处理和反馈。


图2|北京12345热线受理结构(2023—2025)

来源: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3—2025年度数据分析报告

注:2025年“绿通企业承办诉求”不再计入派单,跨年比较需考虑口径变化。


现代组织越来越重视投诉率、办结率和满意率。设置这些指标,最初是为了防止推诿扯皮,让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回应。但当满意率成为考核目标,工作人员就可能慢慢发现,依法把事情办好,与让投诉人满意,压根是两门不同的学问。


假设一位居民要求拆除小区门口合法设置的公共设施,工作人员调查后认为没有拆除依据。事情办得合规,诉求却没能得到满足。投诉人不满意,工作人员怎么办?如果满意率直接影响考核,他可能还得反复解释、回访,争取对方改变评价。


这就涉及经济学里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它经常被概括为:当一个衡量指标变成追求的目标,这个指标就可能逐渐失去原本的衡量意义。


原本,满意率只是用来观察公共服务质量的指标。一旦变成工作人员必须完成的任务,行为就可能随之改变。处理问题的目标,从依法合理地解决争议,逐渐偏向尽可能让投诉人给出满意评价。


本来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后来却可能变成了把投诉人哄好。


学校、平台和商家都在面对类似的问题。老师认真管教学生,可能遭到投诉;放松要求,倒不一定有人追究责任。商家坚持合理的经营规则,可能与消费者发生争执;为了避免差评,选择息事宁人反而省事。


基层工作人员明知道某个要求缺少依据,却可能因为担心不满意工单影响考核,而花费大量时间重复解释。长此以往,人们就会摸索出一套朴素的职业生存智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做一个决定,就少承担一份风险。


这种心理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影响。一个老师原本想认真管教学生,想到家长随时可能投诉,干脆少管一点;商家面对明显不合理的要求,权衡处理纠纷的麻烦,最终选择妥协。下一位顾客发现原来这一招有效,自然也可能照着学。


投诉机制原本要让人认真履行职责,却可能让一部分人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职责。当整个组织都在努力减少投诉,最容易被减少的,有时恰恰是那些正确但可能得罪人的决定。


这样的考核机制已经开始调整。


2026年10月,四川雅安12345热线的一项改革引发关注。当地明确提出,不片面追求高满意率和解决率,允许合理存在不满意工单。


安徽宣城也对不满意工单实行复核。2026年上半年,3140件初次不满意工单中,有1609件经过核查被剔除出相关考核口径,占比51.2%。这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投诉人不满意,与承办单位是否失职,本来就是两回事。


过去几十年,制度不断努力让投诉者的声音被听见。现在,制度又开始研究另一个问题:那些被投诉的人,究竟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需要别人主持公道?


讲到这里,如果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某些人太爱投诉,恐怕也有点偷懒。因为稍微想想自己的生活,就很难保证自己从来没有过向上投诉的冲动。


快递迟迟不送,客服来回发送模板回复;商家承诺的服务没有兑现,售后却一直让你耐心等待;遇到不合理收费,对方还摆出一副爱交不交的态度。


这种时候,谁不想找一个能管事的人?


最好对方接到电话就高度重视,三分钟定位问题,十分钟给出说法,半小时解决完毕。我们甚至可能在心里默默期待:让他们领导来看看。


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因为直接沟通在很多现实场景里,本来就是一件相当耗费耐心的事情。


你需要解释问题,证明自己有理,还得说服一个未必愿意承认错误的人。碰到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对方可能连认真听你说话的耐心都没有。相比之下,正式投诉渠道至少提供了某种确定性:有人接收问题,有程序规定怎么处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追问结果。


经济学家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中,讨论过人们面对组织表现不佳时的两种基本选择:离开,或者表达不满、争取改变。这个理论放到今天,仍然很有解释力。


对一家餐馆不满意,消费者可以换一家;对某个商品不满意,可以选择其他品牌。但生活中很多关系没有那么容易退出。孩子不能因为不喜欢某位老师,就随时更换学校;居民也无法因为物业服务不好,立刻搬离小区;劳动者遇到不合理待遇,更未必有说辞职就辞职的底气。


当离开的成本很高,向上反映问题就成了重要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投诉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普通人希望有一套不完全依赖对方善意的机制,能在自己说话没人听的时候,帮自己讨一个说法。


被拖欠工资的劳动者、遭遇消费欺诈的人、受到不合理对待的学生,都需要一条可靠的求助渠道。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能力与更强大的组织讨价还价。正式投诉机制给了他们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也让一些原本难以解决的问题终于有人负责。


但当人们发现投诉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也就容易产生一种新的期待:只要自己不满意,最好就有人出面负责。


家长担心孩子成绩受到影响,便希望学校保证教师队伍稳定;顾客希望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可能要求商家作出更多让步。


最有意思的还是徐州演唱会那两拨粉丝。双方的诉求完全相反,却都期待通过同一个渠道改变演出安排。一个要求整改,一个要求保留,如果所有人的意愿都需要得到满足,整场演唱会大概只能采取量子叠加的方式进行。


现实生活中很多矛盾,本来就没有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有人希望小区增设减速带,有人嫌减速带影响通行;有人觉得楼下活动太吵,有人又希望社区多一些公共空间;家长希望老师严格管理孩子,却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受到过多约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也都期待有人支持自己。可当所有人都习惯于把不满意交给更高一级的权威解决,我们就逐渐混淆了两件事: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和这个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期待运转。


前者需要制度保护,后者却是每个人生活中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可以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却无法要求所有人按照自己的偏好生活。一个社会如果连正常的意见分歧都需要行政部门、平台客服或者单位领导介入,解决矛盾的成本自然会越来越高。


于是,一件普通的邻里纠纷,可能演变成多个部门之间的工作;原本一句解释可以解决的分歧,变成了需要留痕、回复、回访、复核的正式流程。如果双方依然不满意,这套流程还可能继续运行。


一个人希望通过投诉减少自己的麻烦,最后却把麻烦交给了另一个普通人,再由整个系统承担处理成本。整个社会似乎越来越善于表达不满,却未必同样善于处理分歧。


大投诉时代,谁来保护被投诉的人?


我们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完善的投诉渠道,但一个问题开始浮现:当投诉变得非常容易,谁来保护那些被投诉的人?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投诉者与被投诉者,并不天然对应着弱者与强者。消费者面对大型平台,可能处于弱势;但面对一个独立经营的小商家,双方的力量对比又可能发生变化。


家长面对学校,有时确实缺少话语权;但如果一位普通教师需要独自应对大量举报和质疑,他同样可能感到无力。居民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是在行使合法权利;但真正负责解释和办理工单的,可能只是一个没有多少决定权的基层工作人员。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向一个强大的组织讨说法,最后真正接住这些情绪的,却是组织里的另一个普通人。


更微妙的是,举报带来的负担,未必会因为最终查无实据而完全消失。一个人被举报之后,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证明自己没有问题;涉及职业声誉或者网络传播时,即使调查结论澄清了事实,留下的影响也很难立刻消除。


对于举报者来说,提交举报的程序成本通常小得多。这就产生了一种不对称:一个人可以用很小的成本启动程序,另一个人却可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结束程序。如果有人故意利用这种不对称施压,投诉本身就可能成为伤害别人的工具。


一个成熟的投诉系统,当然要让普通人有地方说理。但投诉人提出要求,不代表对方必须满足;举报人认为自己受到侵害,也不能自动成为对方违法违规的证据。制度要调查事实、判断责任,而不能把让投诉人满意当成最终任务。


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允许正常的拒绝。


家长可以对教学安排提出意见,却无法要求老师的人生完全围绕自己的孩子展开;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履行承诺,却不能要求每一个经营者无条件满足自己的期待。


有些矛盾需要通过投诉纠正,有些需要协商和妥协,还有一些,确实不存在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


回过头再看那个要求学校保证老师不怀孕的家长,也许他真的只是担心孩子的成绩,害怕老师更换影响教学。但老师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她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人生安排,无法因为另一户家庭希望孩子成绩稳定,就把自己的人生无限期冻结起来。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家长在另一种生活场景里,也可能成为被投诉的人。


一个教师可能在学校遭遇不合理举报,回到家又因为物业服务问题拨打12345;一个商家可能白天被顾客投诉,晚上又因为网购纠纷找平台客服。


我们在投诉时,希望制度站在自己一边;轮到自己被投诉时,又希望制度尊重事实,不要轻易偏袒对方。我们希望别人重视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希望别人不要对自己提出过分要求。两种愿望单独看都很合理,放在同一个社会里,却常常互相打架。


说到底,普通人想要的东西并不复杂。遇到不公的时候,希望有人愿意听自己讲道理;自己没做错事的时候,也希望别人不要轻易把自己拖进麻烦。这个愿望,投诉者有,被投诉者也有。


过去几十年,我们努力让每个人都拥有更多表达不满的渠道。电话有人接了,工单有人办了,事情也越来越容易进入正式处理程序。曾经被忽视的普通人,终于有了更多可以说话、可以求助的地方。


但一个社会可以建立无数条服务热线,却很难建立一条专门负责让所有人都高兴的热线。如果真有这么一条电话,我估计它会成为全国最繁忙的号码。


毕竟,谁还没有点委屈呢。

频道: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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